這四個原因，使楚國失去了與秦國一爭天下的機會

作者：張蘇君

屈原其人，論才，文采斐然，辭賦動人，其作《楚辭》與《詩經》並稱風騷，為中國文學之源，被譽辭賦之祖；論貌，顏值極高，應對諸侯，頗為稱道，同宋玉皆為當世之帥哥；論能，能力卓群，勇於任事，弱冠之齡任左徒，參與變法，推行有力，頗有成就；論忠，出身名門，熱愛組織，忠誠祖國，屢遭流放，仍心系王室。如此優秀的人才，在楚國卻不被重用，常年流放，含恨之餘，抱石投江，以身殉國。

對於這種境遇，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回顧屈原的一生，基本生活在楚懷王時代。懷王初期，尚能勵精圖治，故屈原少年得志，出任副宰相，推行變法約三年；懷王后期，漸重個人享受，故被請出核心，鬱鬱寡歡不開心，一腔熱血酬不得。屈原個人的成就，不在於他是否夠努力，而在於懷王是否夠英明。

作為企業前高管，屈原一直供職於「楚國」集團，自己也全身心地愛著這家企業。他無其他企業的工作經驗，如秦國、趙國等公司，故無法去參照與對比。我們置身事外，可以冷眼觀察，客觀評估。戰國數家大集團公司，楚國大而不強，華而不美，四大硬傷更令其前景堪憂。

一、戰略之失：變革與守舊，搖擺不定

戰國時期，列國無數，經大浪淘沙，漸成七雄並立之勢。對於此七家上市公司而言，戰略選擇尤為關鍵。變革與守舊，是當時各個公司發展的兩大主題。

七家公司，或選擇遵循舊制的，如燕國、齊國；或選擇變革圖強的，如魏秦韓趙。前406年魏國李悝變法，縱橫十二年，啟中國變法之先河，魏國國富兵強，雄霸天下；前356年秦國商鞅變法，歷時十九年，一躍為戰國最強，奠定統一大業，後商鞅車裂，然政令仍行；前351年韓國申不害變法，相韓十五年，政局穩定，終其之身,無侵韓者；前307年趙武靈王變革，前後十八年，胡服騎射，習胡人之長，軍事崛起，與秦並立。

唯有楚國為特例，始終在變革與守舊之間，飄忽不定，左右搖擺。前386年吳起變法，僅僅六年，悼王病逝，吳起被誅，政令廢止，守舊派掌權。六十餘年後，前317年楚懷王再啟變法，三年初見成效，聽信讒言，罷黜屈原，變革再次終止。

變革還是守舊，這個事關企業戰略的問題上，楚國集團缺少一個明確的、堅定的方向，始終搖擺不定，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政令不一，終徒勞無功。

二、市場之失：戰秦與和秦，朝令夕改

疆土的拓展，是戰國七家公司的主要業務。楚國集團在市場拓展過程中，缺乏長遠的市場策劃，缺少清晰的市場定位，導致市場策略頻繁變動，從而逐步陷入經營的困境。最有代表性的，則是其同主要競爭對手秦國在市場應對上的步步被動，招招下風。

其實，楚國集團是有機會領先的。前318年在魏相公孫衍的運籌下，六國合縱，楚為縱長，相約攻秦，一時風頭無雙，市場策略為「戰秦」；前313年張儀入楚，忽悠楚王，稱以六百里之地相贈，讓楚廢除盟約，與齊斷交，楚王心動，策略改為「和秦」；因是口頭協議，討地時六百里變六里，發現上當，智商被嘲，顏面被削，前312年楚王憤然起兵，策略再回「戰秦」。然丹陽會戰、藍田會戰、召陵之戰，三戰三敗，屢遭蹂躪。

此時，一個女人出現了，《羋月傳》中的羋八子，昔日的楚國公主，今日的秦國太后，前305年許諾嫁女，聯姻楚王，衝動之餘，策略又變「和秦」。

故事還在繼續，前301年秦國借口楚國太子之事，發動戰爭，討伐太子，楚王被迫迎戰，策略被動變為「戰秦」。

至此，屢被忽悠屢次中計的楚懷王，終於徹底醒悟：秦國集團的示好，只是在穩定楚國而已。在這場市場的激烈競爭中，戰與和的主動權，一直操持在秦國手中，從來沒變過。這是多麼痛的領悟。

三、人才之失：引進與使用，皆不得當

楚國集團以地大人多、物資豐饒著稱，但受限於領導人的眼光與胸懷，在人才引進機制上，既缺乏主觀的迫切性，又缺乏有效的方法論。

秦國在人才引進上，極有力度。李斯在《諫逐客令》中，列出的名單就一大串：由余、百里奚、蹇叔、邳豹、公孫支、商鞅、張儀、范雎……這些外來人才，推動了秦國事業的發展，「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需知秦國以偏僻之地，生活條件不太好，物質待遇並不高，能引得士子入秦，足見其領導重視、空間巨大。

而楚國在人才引進上，力度不足。能為人所知的，僅有吳起一人，且結局不佳，功成身死。懷王時期，國內清一色的士族，無一人才引進。此方面尚不及北方燕國，燕昭王千金買馬，修築黃金台廣納人才，諸葛亮之偶像樂毅、鄒衍等爭相奔燕。

內部人才使用上，亦不得力。楚國的政權，基本在昭、屈、景三大家族手中，寒家子弟在出身上即被拒之門外。出身名門、才貌雙全的屈原，圖議國事，應對諸侯，業績突出，理應重用。然因上官大夫讒言，便被納入黑名單，不再重用。而以言取悅的昭陽、靳尚等佞臣，長袖善舞，周旋朝堂，終至國勢漸衰。

人才是企業競爭之本。如此企業，如此機制，難怪萬里廣袤之地，居然人才寥寥，戰國名相，多出秦國，無一楚相；戰國名將，秦趙居多，無一楚將，也在情理之中。

四、文化之失：夢想與現實，漸行漸遠

於群雄並峙中崛起，是當時每家公司的企業夢。楚懷王繼位之初，亦有此雄心，雪中送炭的典故，便是他心繫民眾的佐證；遺憾的是未堅持多久，風流倜儻的懷王便開始追求享樂主義，將自己放蕩於聲色管樂之中。

上有所好，下必投之，楚國更有「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特色傳統。領導人追求享樂、不納忠言，大臣們積極配合、阿諛諂媚。忠良賢臣被逐，逆臣小人當道，公卿大臣，肥頭大耳，不知憂國憂民，只會欺君誤國，貪污受賄。

高管如此，無人再為企業承擔責任。受張儀矇騙，國策上與齊斷交，軍事上三戰三敗。以至於秦王提出以地易地，換取黔中土地時，楚懷王不要土地要張儀，可謂苦大仇深。張儀至楚，立即被囚，準備問斬。楚國夫人鄭袖、大夫靳尚，因受厚賂，不懂「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的職業操守，卻懂「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樸素道理，苦口婆心勸說楚王，結果卻是「懷王后悔，赦張儀，厚禮如故」。

所有的一切，最終使得企業的價值取向扭曲。屈原儘管遠離了核心，但依然籠罩在楚國污濁的空氣中，「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既然如此，是時候結束這份清醒的痛苦了，於是，投汩羅江。賈誼在《吊屈原賦》中，對當時的楚國有個形象的比喻：貓頭鷹在天上飛翔，鸞鳳卻被深藏，小人得志尊顯，聖賢卻不得其用，正直廉潔的人受到污衊，強橫殘暴的人卻得到稱譽。

讀史至此，不禁吁噓。

一嘆歷史，文人與政治的雙重性。作為文人，屈原無疑是成功的，他的文學天才、愛國精神、人格自足、正道直行，足以彪炳千古，成為中國士大夫的精神領袖；作為政治家，屈原又是失敗的，遠見卓識而未被採納，能力超群而無所施展，從古至今，無數仁人志士為之遺憾嘆息，抱恨不平。

二嘆屈原，應選擇更佳平台。屈原的境遇，應歸咎於楚國集團。在這艘行將沉沒的大船之上，一腔熱血的努力也罷，滿腹經綸的才華也罷，終究報國無門，壯志難酬，誠為時代之悲劇。假設，屈原不再做單向的、單相思的努力，而是勇敢地跳槽，憑藉他的能力，在中國即將一統的時代，他又將成就何等的事業。

再嘆楚國，平台要有包容度。如此強國，曾有一鳴驚人、稱霸中原的楚莊王，有吞蛭病癒、滅陳亡蔡的楚惠王，也有啟用吳起、平定百越的楚悼王。豐厚的政治遺產，廣闊的萬里疆土，如果楚懷王能心懷天下，聽忠言用良臣，大好河山，足可同秦國一較高下。

戰國雖遠，然往事可鑒，事同此理。處理好戰略、市場、人才、文化等事項，企業雖無強大背景、過硬後台，亦可傲立於行業之巔，笑傲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