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細菌戰調查與訴訟：中日民間克服過去的共同努力

本文節選自《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觀察」欄目

作者為《政商智庫》特約觀察員 王選（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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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組織的研討會上，王選在演講中回顧了多年日本細菌戰訴訟歷程，指出這是「中日民間克服過去的共同努力」，得到了日本市民團體和日本代理律師團給予的各項援助。王選表示，這些愛好和平、尊重歷史的市民團體非常值得敬佩，他們用行動推動了訴訟進程，也維護了兩國民間的友好關係。

同時，她也提到，關於日本細菌戰的調查和訴訟必須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因此，在調查和取證方面，需非常嚴謹、細緻和客觀，力爭出示的每一個證據即為鐵證，讓日本政府無法抵賴。但「（中國）很多地方沒有開展紮實的實證調查」，「需要一個全國性的、合法的民間組織」。

從整個歷史發展趨勢角度看，中國和日本毗鄰在東亞，總有一天還是要民族和解，那麼這個和解應該是有前提的，是有原則的，不是像日本某些人，甚至日本政府的某些做法是想通過迴避歷史真相把這事翻過去，這是不允許，也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正歷史是非，明辨歷史事實。

2015年8月26日，浙江省杭州市，觀眾在觀看日軍對中國軍民使用細菌武器的相關圖片

▌戰爭責任與戰後補償，不是簡單賠多少錢

細菌戰的調查和訴訟是一個中日民間共同的努力，「克服過去」這個詞是從德國來的關鍵詞，德國人先提出這個概念，針對他們所面臨的必須去解決的歷史問題，叫「克服過去「，中國國內用得不太多，會覺得彆扭，日本引進了這個概念，把這個詞用於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的解決。

我（作者王選，下同）參與的，是中國的日本細菌戰受害者追究日本政府戰爭責任的訴訟。訴訟肯定是要從調查開始，首先事實要搞清楚，證據要弄到手，與平時做歷史研究還不太一樣。他們可以討論歷史，我們必須拿出證據。訴訟中我們每舉出一個具體的歷史發生，都有證據的支撐，這就是我們以訴訟為目的的調查要做的，是非常嚴格的。

王選 資料圖

細菌戰的歷史調查還有一個複雜的方面，就是必須證明日軍使用細菌武器攻擊與被攻擊地，也稱受害地，隨後發生的流行性傳染病之間的因果關係。

我們這個訴訟就是中日民間克服過去的一個共同努力。當時，日本已經有數十個亞洲太平洋地區戰爭受害者在日本法院索償的訴訟。這麼多訴訟是從哪裡來的呢？日本著名的近代史學者內海愛子寫的《從戰後補償考慮日本與亞洲的關係》里，她提出一個主要的概念：「在與亞洲交流中，草根的網路」。她提出：這些訴訟是從草根層面，由民間的力量的組合，來推動日本在戰爭責任問題上的國家政策。

1997年8月，我們細菌戰受害者在東京地方法院起訴，出馬擔任我們原告團日本律師團團長的土屋公獻律師，在1994～1996年曾任日本律師協會的會長。他在擔任會長期間，提出日本如果不解決戰爭責任問題，不對受害者謝罪、賠償，日本就不可能取得亞洲國家的尊重和信任，也不可能回到亞洲。這裡「賠償」嚴格的說，是「補償」的意思，指的是對過去的彌補。

1997年3月8日，向細菌戰受害者搜集證據

隨著日本的經濟走向亞洲，他們在跟亞洲各國的交流中，已經感覺到了一種「困境」。當時日本和平運動的課題是：戰爭責任與戰後補償，提出的是戰爭責任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賠多少錢的問題。戰爭責任的追究必須要從戰爭的歷史事實開始，歷史的發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根據史實，確認誰有責任，怎樣的責任。

提出戰後「補償」，我認為是一個比較恰當的概念，因為對歷史上的過失只能是補償、彌補，比如人的生命，是怎麼賠都賠不回來的。

以上提到的戰爭受害者在日本法院的訴訟，由三個群體構成，第一原告團，由戰爭受害者構成，是主體；還有他們的訴訟代理人，日本的律師團；還是有一個支援這個訴訟的日本市民團體，這是日本和平運動的做法。原告團有韓國、印尼、菲律賓、台灣、英國、中國的。在日本，這些訴訟必需有市民團體支援、募捐，做調查以及其他有關訴訟的事務性工作，包括開庭的時候做宣傳單、找人開庭時盡量把會場坐滿、舉行證言集會。

日本律師團是我們受害者的訴訟代理人，但實際上，律師團也是和平運動的一部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訴訟代理，完全是免費、義務的為戰爭受害者提供法律服務——我們的律師團由230多名律師組成。原告團的主體是最重要的，我們細菌戰訴訟原告團提出受害者是主體。以往中國的戰爭受害者的訴訟一般的情況是，日本和平運動的人來了，跟著他們走，他們出了錢請我們到日本去打官司。比如現在有些對日民間索賠，訴訟結束了就沒有聲息了。細菌戰訴訟20年來到現在還有這樣的影響力，跟原告團，受害群體自身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細菌戰訴訟中國原告團比較出色，所以說這個原告團的主體性非常重要。

2016年10月，日本和平支援團體訪問浙江省細菌戰受害地，前左二為一瀨律師

▌兩種細菌武器的受害者成為原告

我們細菌戰訴訟涉及的，是兩種細菌武器使用造成的疾病流行。一種是鼠疫，是1940年731部隊的空中攻擊，這個攻擊證據比較確鑿：1940年10月4日，日軍飛機在衢州撒了8公斤鼠疫跳蚤，衢州開始爆發鼠疫，此後傳播到義烏縣城，然後再從義烏縣城蔓延到我家鄉崇山村，崇山村的鼠疫又傳到塔下洲。義烏縣城內的流行還傳播到東陽，蔓延開去。

東京審判的時候，民國政府已經通過中國檢察團，向國際檢察局提交日軍使用細菌武器攻擊的證據。細菌戰的訴訟之爭應該說是經過兩代人的努力，從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就開始爭了。中國檢方提交了證據，出庭作證的證人都已經指定，準備起訴，最終沒有進入法庭審理程序。美國和石井四郎等交易，為了獨家到手對方人體實驗的資料，決定以此為條件，不追究日本細菌戰戰爭犯罪。

我們訴訟涉及的另一個細菌戰受害是1942年浙贛會戰期間，日軍的霍亂地面攻擊。本來提出霍亂為細菌戰引起蠻難的：某一個地方發生鼠疫，一定是有一個源頭；霍亂是病從口入的，有可能吃的什麼地方買的食物不幹凈，帶有霍亂細菌。江山的霍亂為什麼能夠上法庭呢？就因為731等部隊去撒播的日軍人員有照片留下來——去攻擊了以後居然還拍照留念。

參加的老兵也有供述，說怎麼撒的霍亂，跟當地老百姓的說法完全一樣：日本731部隊和1644部隊的士兵，換上國軍的制服，把米餅分給老百姓，說敵軍走了，你們受苦了，沒有吃的，米餅慰勞你們。他們還把米餅放在路邊。

據說特別讓我們一審的法官感動的，就是江山的一個受害者的經歷：那時候窮，沒有吃的，他奶奶自己捨不得吃那個米餅，把米餅放起來給小孩子們吃。但是米餅有一股藥味，孩子們不要吃，奶奶自己吃了，給吃死了——這個原告還特地根據當時那個餅的形狀、大小、顏色，做了一個帶到法庭上。法官聽了很難過，說我們確實對中國人做了很不應該做的事情。

國內有的律師說他們的（索賠）訴訟，在法庭上（日本）法官態度怎麼不好，怎麼爭執等。這樣的事情，我們細菌戰訴訟從來沒有過，日本政府代理人也好，法官也好，都特別禮貌，聽中國受害者陳述，他們的臉色都發灰。細菌戰是戰爭犯罪，那些日本司法省的官員，都知道這個利害關係，有時臉漲的通紅，頭也低著，我們說什麼他們從來不提出反駁意見。只是講到法律問題，他們就把被告方的法律文書提交法庭和原告方，一般都是通過書面來維護自己的立場，從來不跟我們在法庭上爭。

根據研究，當時日軍用了6種細菌武器，我們的訴訟中，只是兩種細菌武器的受害者成為原告。

這個訴訟是從我們村的調查開始的，崇山人第一個發出了吼聲。受害者一定要發出聲音來，不能逆來順受，不能像南京大屠殺那時候那樣，排著隊讓日軍砍腦袋。

義烏是先成立調查委員會，後來成立的受害者協會。崇山村是一個王氏宗族，一下子就組織起來了。常德也成立了調查委員會，現在成立了受害者協會，是民政註冊的民間社團，也做得很好。還是應該允許成立受害者的民間社團。

我們的訴訟從六個方面舉證，這是日本律師團的訴訟策略。日軍在中國戰場使用過細菌武器，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教科書里更是不可能有。因為這麼一個大的背景，我們需要把細菌戰的歷史整個的端出去，不只是我剛才講的鼠疫跟霍亂，要把整個日本細菌戰的構造、發生、因果關係、受到的損害、細菌戰殘酷性、日本政府隱瞞行為，從六個方面舉證。我們提交的事實證據一共有450項。

1997年8月11日，我們遞交訴狀進法院，道路上排滿了攝像機，國際、日本國內媒體有數十家吧，輿論很大。

1997年8月11日，第一次細菌戰訴訟起訴

2002年判決下來，當時國內媒體一片「敗訴」的負面報道，只有《南方都市報》的一名記者，通過國際電話採訪我，對這個判決有關細菌戰的重大歷史事實認定，作了正面評價。確實中國人從情感上來說不能接受「敗訴」，但是實際上我們是「勝訴」了，判決中說「根據本案的證據可以認定日本軍731部隊在陸軍中央命令下……」，這是很重要的一點，細菌戰的實施不是戰場上日軍將領的「暴走」。

遠東國際法庭，負責日本侵略中國專題的美國檢察官莫羅在他提交檢察長的報告中提出，日軍在華細菌戰是東京的決定，不是戰場指揮官，某個將領意志。日本國家責任也認定了，違反國際法也認定了，但是根據日中共同聲明及日中和平友好條約，這一責任問題在國際法上已經得到解決。就是在這點上，與我們有爭議，就說責任問題已經解決了。

法官的措詞盡量不想再刺傷中國人。一審判決國內浙江各地、湖南常德100來人到東京。一直到現在我都講這個法官好。判決之前，律師帶我去見過法官，他比那時法庭上要顯得健康些，臉色也亮些，他看著我的眼睛一字一句的說，「在我許可權許可範圍之內」，我點了點頭。

我們民間太弱了，如果中國的精英更多的參與一些，不至於會這樣。

▌這個訴訟不是為了錢，是為了權利和尊嚴

那個時候參加調查等，我是自費的，在日本和平運動里，每個人都是自費。我們媒體的報道幾乎都不寫訴訟的經費是哪裡來的，就是這麼來的，大家自費！細菌戰原告團的主體性是怎麼實現的，那就是經濟自理，用別人的經費，幹什麼該怎麼干就需要雙方的意志了。

1995年12月，日本民間調查團第一次到崇山村調查，祠堂里村民們圍得里三層外三層的，森正孝問：日本政府99%是不會賠的，這個官司你們打不打，大家一聲震天響：「打！」

沒有一個來調查的日本人向我們解釋說，他們為什麼要來做這件事，幫我們打這個官司。他們沒有說，中國人心裡頭還是在琢磨的，也有人問，這些日本人為什麼要幫中國人告他們的政府。中日民間走到一起來，也是不容易，各自心裡都有戰爭的陰影，有一個很長的過程。

訴訟第一次開庭是1998年2月16號，1月中旬，在義烏市第一招待所，我把考慮了幾個月的原告代表第一次開庭陳述意見向大家說明，徵求意見。

強擄勞工為了賠償的事情，內部產生過矛盾和分歧。我們確實沒有，我們一開始就取得一致認識：這個訴訟不是為了錢，是為了受害者的權利和尊嚴，為了民族尊嚴。我向大家解釋，這是我將在日本法庭上說話，聽眾是日本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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