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喜歡各種曬，宋代司馬光喜歡曬什麼呢？

曬這個形聲字，本意是在陽光下晒乾或者取暖，然而到了現代社會，其含意就與時俱進的生出了許多新的變化，人們總是將自己過人之處、心愛之物拿出來展示一下，說是與人分享，其實是炫耀，說清白了就是得瑟而已。

飲食男女們喜歡各種曬，有的曬臉、有的曬胸、有的曬臀、有的曬腿、有的曬背，有的曬自拍，有的曬娃，有的晒乾爹，有的曬車，有的曬表，有的曬豪宅，有的曬紅包……

說穿了，現代的林林總總、千奇百怪的「曬」，並無什麼希奇，其低級者與猴子屁股天然發紅無異，就是那種自以為是、沾沾自喜的「曬」也只是一種自卑心理的不經意表露而已。

中國人喜歡炫耀，其由來也久矣，權貴會鬥富，女人會炫寵，但有一種炫，講出來卻令所有人臉紅、汗顏，這就是古人的曬書了。

據說，第一個曬書的人是周天子。據《穆天子傳》記載，周天子東遊到了崔梁，在羽陵曝書防蠹。曝者、曬也。晉人郭璞對此的解釋是防止書生蠹蟲，其實周天子所處的時代應該不會有紙質書的，正因為書是刻在竹簡上的，物以稀為貴，才會用車子專門拉到陽光充足的地方去曝晒。倘若書籍隨手可得，又何必如此辛苦的大費周章？周天子如此興師動眾的曬書，看重的應該是書的教化作用。

到了晉代，識文斷字的人一多，曬書也就不用這樣勞神費力了。據《世說新語》記載：西晉時期，大司馬桓溫手下的參軍郝隆飽學多才，卻得不到重用。他乾脆辭官故鄉隱居。每年的七月七日當地有晒衣服的風俗，窮得只有一身衣服的郝隆解開衣扣袒胸露腹曬太陽，人們問他這是幹嘛？他傲然地回答道自己在曬書。

滿腹經綸僅能裹腹而已，這大概也是中國人不喜歡讀書的原因之一了。

唐代陸龜蒙為了曬書，專門製作了的「曬書床」。他在詩中沾沾自喜道：「早雲才破漏春陽，野客晨興喜又忙。自與酌量煎藥水，別教安置曬書床。」

宋代司馬光學富五車，藏書也有萬餘冊，他對曬書也有研究——在洛陽獨樂園居住的時候，司馬光不忘諄諄教導兒子：「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朗日，即設案幾於當日所側群書於上，以曝其腦。」曬那麼多的書，工作量肯定小不了，聯想到他府上只有一個老僕人，《資治通鑒》寫了那麼多年，也就不足為奇了。

個人的力量與國家相比，畢竟有限，而且個人對圖書收藏管理也不能與國家圖書館相提並論。

《宋史-藝文志》雲「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其實，這是元人治史的敗筆，書籍登堂入室，真正成為普通中國人的精神食糧始於兩宋。

根據已知史料可知，曬書被官方重視，成為制度始於北宋的「曝書會」，而曝書會只是「依麟台故事而行」，麟台，是掌管唐代國家圖書的秘書的另一個稱謂而已。宋代曝書會，是沿襲了唐人舊制，說明在唐代就有了曬書的光榮傳統。

北宋時的「曝書會」時間為七月的五、六、七三天，到了南宋時間更長，從五月初一開始，至七月初一止，共計兩個月。所以如此，既有南方陰雨綿綿，陽光不比北方充足，也與南宋書籍遠多過北宋有關。對於這項政府工程，趙構仍從國庫中取出錢來專款專用，每年為此撥款三百貫到一千貫不等。參加曬書的官員有侍從、台諫、正言以上及館職、前館職、貼職等官員，大家在兩個月的時間內盡情翻閱國圖的珍本書箱，不但管飯，還會有額外賞賜，如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這年的書，足足曬了三個月，費用超出預算）的曝書會，趙構賜給這些臣下的就有「《太平廣記》《春秋左氏傳》各一部，《秘閣》《石渠》二本」，就連那些因故未能出席者，都會雨露均沾，派人送到府上。

這種有的吃、有的拿的文化活動，臣子們自然踴躍參加，山呼謝主隆恩了。

宋之後的元、明、清三代雖然也有曬書之事，但與宋相較，已不能同日而語。元人也曬書，但所曬有限，明人官方藏書的管理鬆懈，皇室藏書「俱無人問及，漸已散佚」，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上書呼籲加強圖書的收集管理，明孝宗表示嚴重同意，可是始終沒有付諸行動，導致明代圖書散佚嚴重。清代雖然也有曬書制度，但藏書管理漏洞太多，曬書的日子就成了大量丟書的日子。不但宮女、太監們偷書（如韋小寶就偷了《四十二章經》），而且負責此事的官員也監守自盜。

時代在發展，科技在進步，藏書條件不斷改善，書似乎也不用再曬了。那麼多的書究竟到了哪裡？可以肯定的說，絕大部分散見於世界各地博物館（其中大部分的宋版書藏在日本），有幸躲過戰火歷朝歷代圖書，又毀於無知無識之人的手。

宋代大哲學家邵雍也以易學精深而知名於史，他曾經感慨道：「蟲蠹書害少，人蠹書害多。蟲蠹曝已去，人蠹當如何？」

一千年前的邵雍鐵口神斷，居然一語成讖，細思極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