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行穰帖》的複製臨摹的傳奇故事

由於王羲之在中國享有「書聖」的盛名，現存的任何相傳為他的作品都是既富有價值，又存在著問題的。學者普遍認為他的真跡已不復存在，因此凡是談及王羲之的作品集，實際上都是談的大量不同的複本和偽跡。這些作品的價值不管是複本還是偽跡，都取決於各件作品的質量和年代。

圖1-1 晉·王羲之草書《行穰帖》，初唐摹本

無名氏惠借，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提供

舉例來說，任何唐代（618∽907年）的複本對收藏家來說都是有價值的。唐代複本質量之高，使中國鑒賞家稱之為「下真跡一等」。此《行穰帖》就是這樣的複本它是傑出的書畫家、鑒賞家北宋皇帝徽宗（在位時期1101~1125年）的秘藏真品，列入他的法書著錄《宣和書譜》中。現存的王羲之作品的複本中很少有這種無懈可擊的證據。事實上，這是西方唯一的藏品。有了這件珍品，西方的中國書法藏品地位隨之大大提高。正如董其昌在此篇作品上的題跋所寫： 「東坡所謂君家兩行十三字，氣壓鄴城、侯三萬簽者以此貼是耶。」這一作品已經過去的學者和收藏家廣泛的研究。列如作品的用紙已被兩位收藏家張丑（1577~1643）和安岐（1685~1744）鑒定為硬黃。汪砢玉（活動時期約為1628~1643年）認為此紙是由黃麻纖維製成，使得現代日本的歷史學家西川寧稱之為「硬黃麻紙」（用硬黃法加工的麻纖維紙）。

經過仔細研究，可看出《行穰帖》是一篇傑作，它綜合運用了「單筆」和「廓填」法。如果原跡中的筆畫有一尖峰，複製者亦試圖再現這一現象。但如果由於用筆時的壓力、速度、斜度或墨滲入紙的深度的不同，影響了原跡筆畫的輕重或墨色的濃淡，複製人就試圖相應地調整墨色，表現出色調上微妙的差異（圖1-2、圖1-3）。原作中最細小的不規則處，都再現出來，在圖1-2這局部放大的右行三個字中，注意幾個筆畫的下側有一兩根不順的筆毛露出，但未逃過複製者的眼睛。複製者的精確還表現在他再現了原作紙張的特徵。列如左行最後一個字的左側與右側之間有一模糊的墨痕，表明原作有破裂或修補的痕迹。

圖1-2 晉·王羲之草書《行穰帖》，初唐摹本（圖1-1）局部

圖1-3 晉·王羲之草書《行穰帖》，初唐摹本（圖1-1）局部

在王羲之早期作品的摹本中，藏於日本的《喪亂帖》（圖1-4）被學者認為是最優秀的作品。根據西川寧的研究，《喪亂帖》是王羲之在50歲左右晚年開始時所作。對比之下，西川寧認為《行穰帖》是王羲之的早期作品，可與王羲之另一早期風格的著名複本《姨母帖》（圖1-5）相匹配。但《行穰帖》與其他著名的王羲之書法的複本相比時，它的質量也很明顯。與這一複本相比，《行穰帖》（圖1-6）是更為優秀的複製品，它的墨色乾濕濃淡以及筆畫的立體感賦予它一種生動的特質，是其他的複本所沒有的。

圖1-4 晉·王羲之行書《喪亂帖》，唐摹本，局部

日本皇室收藏

圖1-5 晉·王羲之行書《姨母帖》，唐摹本，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晉·王羲之草書《行穰帖》，初唐摹本

根據現存資料的記載，在南宋與晚明之間未提到《行穰帖》，在此期間它落入富有而精明的收藏家吳廷（活動期約1575 ~1625年）之手，吳的友人中有當時卓越的鑒賞家董其昌（1555~1636年）和陳繼儒（1558~1639年）。吳廷有1596或1614年刻的《行穰帖》（圖1-7），作為他的集帖———《余清齋帖》內容之一。這一拓本，除了幾個印象移動了位置之外，在總體上保存了原作的字形和字與字之間的關係。

圖1-7 晉·王羲之草書《行穰帖》，明《余清齋帖》刻本

1747年，《行穰帖》又被收入另一本重要的刻帖，即清乾隆皇帝的《三希堂法帖》（圖1-8）。刻工又對印章作了自由處理，只選了徽宗的印章加以複製，而且移動了他們的位置。刻工還為了字的排列，任意加大了字與字之間的間隔，使兩個縱行上下相齊，靠得很近，結果形成整齊劃一、結構鬆散的畫面，缺少原作那種自然的分析。

圖1-8 晉·王羲之草書《行穰帖》，清《三希堂法帖（1747年）刻本

《行穰帖》的另一摹本於台北故宮博物館，這一本可以斷定為偽跡，質量低劣。

董其昌（1555~1636年）在《行穰帖》上題了幾個跋董其昌書法以風格而論，其中最重要的和引人注目的是寫於1609年的十一行行書（圖1-9），典型地表現出這位重要書法家、理論家和畫家的藝術高峰。他的書法清俊勁健，用筆既謹嚴有度，又瀟洒閑逸。墨色由濃至淡，由濕至枯。與《余清齋帖》刻本中的董其昌跋（圖1-10）相對照，這件作品的美學價值更值得重視。刻帖儘管刻字精確，但最值得注意的缺點是它無法再現墨色微妙的變化，尤其是明代書家感興趣的枯筆。這從拖有長尾的「耳」字可以看出：在原作中，向下運筆時墨漸干，產生出細緻的條紋，而這在刻本上只能作很粗糙的處理。

圖1-9 明·董其昌草書跋《行穰帖》手卷（初唐摹本），1609年作，局部

圖1-10 明·董其昌草書跋《行穰帖》刻本（明《余清齋帖》）局部

因此，《行穰帖》有了幾種形式的複本：在唐代，根據原作描摹複本；後來到了明清，又根據唐摹本復出幾種刻本；然後是根據唐代複本的明刻本複製的石印本（圖1-7、1-10）。此外，明末還出現了唐摹本的偽跡。

在書法史中複本的重要性，從這一件作品可以得到典型的證明。由於缺少早期的原始資料，不同形式的複本已成為「失傳之作」珍貴的代替品和研究的重要根據。

（——註：本文轉載於：傅申著，葛鴻楨 譯 ：《海外書跡研究》，故宮出版社，2013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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