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江湖到廟堂，盅惑當權者的「大師」，再得寵也是「弄臣」

今天16時17分，「氣功大師」王林因患ANCA相關性血管炎、自身免疫性周圍神經炎，導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經搶救無效在醫院死亡。2013年，在媒體披露下，王林曾被指「涉嫌非法持槍」、「涉嫌非法行醫」、「敲詐」、「行賄」等「七宗罪」。後王林「行賄」、「敲詐」、「別墅違建」等其他問題，均不了了之。「非法持槍」和「非法行醫」，也有了結論：王林非法持槍證據不足，王林非法行醫未發現有效線索和證據。就在人們逐漸淡忘此事之時，2015年7月16日晚，「氣功大師」王林被警方帶走的傳聞得到證實。

有人說，大師的把戲很簡單，他們先把魔術用謊言包裝成令人稱奇的法術，取得個別官員、商人等追捧，再用名人的力量搭建起溝通各色人等的場域。這是連接廟堂與江湖的潤滑劑，也是官商勾結、權色交易的名利場。在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從秦始皇求長生不老開始，歷朝歷代的江湖騙子們圍繞著皇權，上演了無數鬧劇。

文 | 十年砍柴

第一個皇帝就被騙

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部落的首領往往是巫、師、君三者合一的。因為處於科學不昌明的蒙昧時代，部落首領不僅是民眾世俗中的領導者，而且兼有精神導師的身份，其表現出能溝通天地、祈福禳禍的「法術」，會讓其部落的人得到靈魂上的撫慰，這類「法術」有助於其領導權的鞏固。

作為政治早熟的民族，華夏民族較早地告別了「巫君合一」的傳統，至少在周武王克紂後，周公制禮，君王的統治之合法性靠「績效」（即社稷穩固百姓安居樂業）和道德品質（勤政安民節儉等等）維繫，所謂「作之君作之師」，只有在意識形態性很強的祭祀儀式上，君王充當的角色仍然有部落時期「大巫師」的殘餘。

可以說，自周朝以後，「巫師」「方士」已失去對政治權力的決定性作用，淪為君王的「門客」，屬於和優伶地位差不多的群體。即便有時候他們中某些人博取高官厚祿，也只是因為其能給權力擁有者提供潤滑劑和迷幻藥而已。換言之，就是帝王或權臣因現實中的享樂和求長生的需要，方士們（或寄身於佛道的方士）投其所好，提供一些物質層面的（如丹藥）和精神層面的（向上天祈福）產品。儘管這類方士也曾捲入過政治鬥爭，但他們從來沒有得到過政權意識形態層面的解釋權。

秦始皇橫掃六合，以霸道而取天下，進而焚書坑儒，其在政權合法性的理論解釋方面毫無建樹，不能不說是其二世而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後世史家，論述帝王迷戀方術而誤國，秦始皇總是首當其衝的例子。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二十八年）齊人徐巿（即『徐福』）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所謂的長生不老之葯只是騙皇帝的噱頭，徐福一去不復返，只留下徐福和數千童男女定居在日本列島的傳說。

秦始皇

一個人對最希望得到卻最難得到的東西，是很容易喪失理智的，情願一而再再而三被騙，胸有韜略的霸才秦始皇亦如此，被徐福騙了一把，還是不死心，接著又被盧生所騙。

始皇帝照著盧生所說的去做，還是得不到「不死之葯」，盧生害怕被殺，於是腳底抹油，溜了。對夢醒的秦始皇來說，不久前還恩寵有加的「神人」，一下子就成了惑亂天下的「妖人」——後世以方術邀寵於皇上的方士，其命運基本上和徐福、盧生這些前輩差不多。

秦始皇求不死葯不可得，反而被江湖騙子騙了幾次。但這個歷史教訓並沒有被後世的君王所吸取。或許在死亡面前，每個人都心存僥倖，擁有天下的帝王更是如此，他們總相信自己是幸運者，前代帝王找不到的不死之葯，或許自己能找到。於是，一代代兜售春藥和不死葯的江湖騙子有了用武之地。

方術成為「曲線入仕」的終南捷徑

漢以後的方士或許是吸取秦、漢時代徐福、盧生、公孫卿等前輩的經驗教訓，他們取悅於皇帝之道更為純熟，不將話說得太滿，譬如不再言之鑿鑿說何處能見到神仙，何處等尋覓到不死葯——如此容易露餡。而是靠進獻春藥藥方讓帝王和權貴享受生理上的慾望，或者靠攝養占卜、符篆齋醮之術將皇帝和權貴搞得神魂顛倒。如《舊唐書》記載術士葉法善，「又嘗於東都凌空觀念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為吾法所攝耳。』」 ——基本上和王林大師「空盆變蛇」「空杯取酒」一樣的路數。

唐室尊道家創始人李耳為先祖，高宗時追封李耳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地位因之尊隆——老子之道教與後來熱衷煉丹、辟穀的道教本不是一回事，但道教攀附李耳為創教教主，尊道教者必尊李耳。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唐代，士大夫煉丹、尋道、訪仙成為了時尚。李白「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 」，一輩子和道士、道姑多有交往。當然，唐代許多士大夫親近道士並非僅僅是為了尋求延年益壽的方法，更多是為了追逐現實中的富貴。由於皇室尊崇道教，一些有名的道士出入宮禁，與皇帝和達官顯貴有著親密接觸，因此其言行能影響皇帝。如前文所提到的葉法善，曾深度地介入上層政治，自己在《留詩》中不無自得地誇耀：「適向人間世，時復濟蒼生。度人初行滿，輔國亦功成。」他本人被封為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景龍觀主。有唐一代，士人不能通過科舉等正常方式當官，而入終南山做道士博取江湖聲名，進而得到皇帝賞識一舉而得高官顯爵，成為一種「曲線入仕」的流行方式，名曰「終南捷徑」。

宋真宗

宋代真宗、徽宗等皇帝也很迷信方術。宋真宗夢見神人授天書，自認為是吉兆，改元為大中祥符。有這樣的皇帝，自然就有投其所好的佞臣。官至參知政事（次相）、樞密使（掌軍政大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首相）的丁謂，曾教唆女道士劉德妙：「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劉德妙鑿地挖得一隻烏龜，帶入宮禁，欺騙皇帝說這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宋徽宗更是道教方術的超級「粉絲」，宣和七年，徽宗詔內禪，自稱昊天上帝長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稱他為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供奉的道教神仙沒能保佑他避免國破被俘、客死於金營的悲慘命運。

再得寵也是弄臣

相比較而言，清代的皇帝對待方術的態度是最為理性的。從順治開始，尊崇宗教如藏傳佛教，只是其為了統戰的政治需要，沒哪個皇帝像宋徽宗、明世宗那樣沉溺於荒誕不經的方術（服用春藥的皇帝如咸豐倒是有的）。

儘管從秦開始，中國歷史上不乏被方術所惑的君王和權貴，但由於中國一直由理性而務實的儒學作為政治和倫理的支柱學說，方術也就只能成為權力的潤滑劑和權貴的迷幻藥，方士，再如何得寵，也只能是弄臣。沒有哪個方士，能夠希冀用邪道取得精神領袖的地位——如這樣做基本上就等於造皇帝的反了，如東漢末年依靠太平道的黃巾起義，元末依靠明教的農民起義。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崛起時，薩滿教的大巫師通天巫闊闊出立有大功，後居功自傲，想成為與成吉思汗並駕齊驅的宗教領袖，被成吉思汗毫不手軟地除去。在中國或者說東方的帝制時代，通天巫闊闊出越過了紅線，他必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