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給台灣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上）

隨著大陸年輕人對台灣了解的增多，教科書中的「寶島」徹底幻滅為「鬼島」，被所謂的同胞罵「支那豚」是家常便飯。

如今的台灣社會皇民當道，以效忠日本、歧視中華血統、打壓中華文化為政治正確，經濟萎靡，薪資連續16年下滑，綠色文革，社會怪像叢生。

很多人會疑惑：雖然台灣被日本殖民50年，但是後來兩蔣帶著一大批知識分子在台灣執政40年，戒嚴統治下撥亂反正，即使不奢求今天台灣社會遵循三民主義、彰顯華夏文化，也不至於搞得如今台灣皇民遍地吧？

這就要歸功日本對台灣極其成功的殖民改造，這是從文化到血統、基因庫的全面徹底改造，是一項龐大而又精密複雜的地緣政治系統工程，讓曾經的敵國變成祖國，讓曾經的祖國變成敵國，筆者認為這在全世界殖民歷史中都是最成功的同化改造案例，沒有之一。

縱觀全球近代史，多數殖民地和宗主國都是不歡而散，有的通過戰爭獨立，有的經過政治博弈逐步獨立，有的被宗主國交易出去。。。期間都有各種反覆。很多殖民地的抗爭史長達幾百年。除非殖民與被殖民雙方來自於同一個民族，比如同為盎格魯-薩克遜人國家的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否則獨立後的殖民地人民在民族認同上與原宗主國都相差甚遠，甚至成為冤家。即使某家列強有幸做到了接近日本改造台灣的效果的案例，至少也花了150年以上的殖民功夫。

本文就重點談論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改造歷程：

筆者相信歷史的因果是一脈相承的，所以先說說前傳，早在明朝晚期，台灣就成為日本海商和閩南海商的貿易集散地，那個時代中日等國的海商與海賊並無界限，收保護費、強買強賣、打劫商品再賣、走私 都屬於主營業務。這幫人也就是中國沿海倭寇的主要來源。在大明直轄的沿海省份都這麼囂張，那麼在台灣這個南島語系土著幾年才朝貢一次的化外之地，海商（賊）們就更無法無天了。日本海商和閩南下海青年在台灣與原住民們展開了廣泛的自由貿易和文化交流。

比如，日本海賊在台灣獲得大型鹿、野牛、羚羊，將它們的獸角整隻砍下，賣給日本工匠做成武士鎧甲的前立。鹿皮可裝飾武士刀的刀鞘。

下圖是本多忠勝常用鎧甲的鹿角前立：

（由於日本人索取無度，導致台灣本土的多種野生鹿、羚羊瀕臨滅絕）

當時的台灣原住民大多還處於原始母系社會，婚姻體制 類似「走婚」，日本浪人在島上和原住民女子風流過後，留下私生子在島上的事常有。大明子弟亦然，更常見的是福建浙江青年頻繁往來日本做貿易，在日本娶妻生子，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就是閩南海賊鄭芝龍，娶了日本肥前藩士之女田川氏，生下兩個兒子，長子就是後來的民族英雄鄭成功。國姓爺鄭成功在反清復明戰爭、驅除荷蘭殖民者戰爭中所倚賴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是日本人，這些日本人包括鄭成功父子領導的海上貿易聯盟中的日本成員，也包括鄭成功 的胞弟田川七左衛門的家族勢力，瀨戶三島海賊勢力，以及人脈關係衍生出的一大堆日本士族。 鄭氏父子在日本的影響力可不小，鄭成功為了反清復明，到德川幕府借兵，雖然幕府婉拒，但是各級武士都紛紛請戰。

下面為江戶時代日本人所畫的 《國姓爺合戰》 中的兩幅插圖，充滿了敬仰崇拜：

鄭成功的部下不只有福建人、浙江人，其軍隊、貿易、後勤系統中還有很多日本人，而且鄭成功退守台灣後，執行開放移民政策，很多日本人、琉球人也隨著商船來台灣定居，直到德川幕府升級鎖國政策。（筆者對民族英雄鄭成功非常欽佩，也讚賞那個時代為鄭成功效力的日本人。）

當然，鄭成功也開啟了福建閩南人、客家人大規模移民台灣的時代，這個移民潮貫穿大半個清朝，去台灣討生活的大陸移民基本不會是什麼忠孝之道、知書達理之人，多半是在家鄉走投無路的、地痞、江湖人、躲債的、禁海政策下無出路的海賊等等。在那時的台灣社會，四書五經少有人問津，武林秘籍倒是很多。

從1683年施琅拿下台灣後，清廷官員就從來沒把對台灣事務當做好差，被派駐台灣的官員往往是官場中的失意者、菜鳥、被貶黜的旗人，無意做出什麼政績，頂多就是忙著平亂。從那時官員們的角度來看：台灣無油水可撈，蚊蟲疾病肆虐，刁民又多，只要不出大事，混完任期就趕快走人，什麼興辦教育、開化百姓、改善風氣之類的事就別指望了。

於是，一個以缺乏華夏文化禮儀傳承的大陸流民為主體，日本、琉球商人海賊為輔，南島語系原住民族為土著的台灣社會逐漸融合，形成了甲午戰爭之前的台灣。

這個時代台灣漢人的族群意識大多停留在宗族層面，比如漳州李氏、台南福佬人等。 其華夏本位體制意識甚至落後於滿清統治下的大陸地區，即使驍勇彪悍，將來若被外來民族征服後，在面對異種文明的同化時，其文化抵禦能力是較弱的。

1895年，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簽署，清廷割讓台灣、澎湖、釣魚島等領土給日本，日本殖民台灣時代正式開始。同年，日軍開赴台灣，薩摩藩的樺山資紀將軍被任命為第一任台灣總督，親自率領的「台灣總督府直屬部隊」登陸台北，總兵力近7000人。此外，給履歷表鍍金的日本親王北白川宮能久率領精銳的近衛師團，約15000人進取台灣。兩萬多人的攻台部隊，加上29艘軍艦組成的艦隊，浩浩蕩蕩地接手台灣。

剛剛登陸台北時，日軍還以為接手工作將是非常順利的，根本沒有意料到台灣人的殊死抵抗會給日軍帶來重創。

不管怎麼說，外族入侵畢竟還是難以讓人接受的，多數台灣人都展開了可歌可泣的抵抗鬥爭。這場戰爭被日本人稱為「乙未戰爭」。

各路抗日武裝隊伍在新竹、屏東、台南、台中等各個戰場開花：

有駐紮台灣的清廷軍人組成的抗日武裝力量：例如 黑旗軍首領、清軍愛國將領劉永福。

有文人官紳組建的抗日武裝，比如棄筆從戎的舉人丘逢甲。

有以各個原住民部落為單位的抗日武裝。

有以名門望族組建的宗族武裝：比如李騰芳家族

有以社團幫派組建的抗日武裝：比如台灣的洪幫分舵，輩分往上可以追溯到天地會。

有以客家塢堡聯合起來組建的義軍：比如苗栗客家人姜紹祖

有綠林好漢組建的義軍：比如林少貓，堅持抗日直到1912年英勇就義。

。。。。。

以上只是列舉些代表，而日本進駐台灣初期的台灣義軍抗戰史浩如煙海。

台灣各路義軍創造了奇蹟，借用台灣的叢林優勢，通過大小戰鬥數百場，用劣勢裝備堅守城池近5個月，期間日本大本營不斷增兵，最終日軍傷亡3.2萬人，精銳的近衛師團半數被殲滅。

當時在國際上炸開鍋的新聞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旅團長少將山根信成先後重傷斃命」。歐美人甚至不敢相信這新聞是真的，甲午戰爭中清國正規軍被日軍輕鬆打趴下，而乙未戰爭中台灣民團義軍居然可以給日本精銳部隊如此重創。

下圖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陣亡前不久在軍帳與參謀們的合影：

乙未戰爭對清廷的主戰派也是一針雞血，甚至清廷內部出現了撕毀《馬關條約》的呼聲。

此時，日本人與歐美列強不同的一面就展現出來了，如果是歐美列強在殖民地啃到了硬骨頭，會停下腳步，精打細算成本收益，如果不划算，歐美列強都是能伸能屈的，硬的不行來軟的，外交手法多得是，大不了撤兵。

而日本人的思維完全不一樣：失敗就是恥辱，恥辱不能被接受，必須付出更多的犧牲和消耗去雪恥，要麼押上更大的賭注，要麼切腹。日本大本營陸續發布新動員令，前後將全國三分之一兵力抽調到台灣，終於在1898年剿滅大多數台灣義軍，並控制台灣所有城市。

加之皇族親王的斃命，殺紅了眼的日軍腦海中只有剿，沒有撫了。投降的殺頭，抵抗到底的殺全家，有抵抗嫌疑的也殺，不配合殖民統治的還是殺，整村整社的屠殺很頻繁。。。。。。最多魚死網破，不可能網開一面。

當時日本面對台灣游擊戰泥潭，仍然採用軍事剿撫理論中最為下策的極端做法，和日本決策層的意識形態有一定關係。

當時日本軍部決策層的兩個重要實權人物：

1. 薩摩藩的大山岩，時任日本陸軍大臣，願意承擔所有風險調撥日本駐朝鮮軍隊和物質支援在台灣的反游擊戰。

下圖為大山岩 將軍，在1877年西南戰爭中鎮壓自己的同鄉、親族，非常痛苦，此後無血無淚，日俄戰爭後別人問他哪場戰役危機最大時，他回答：「西南戰爭後就沒有危機。」

2：長州藩的山縣有朋：甲午戰爭 期間對伊藤博文的穩健、見好就收的保守決策極為不滿，乙未戰爭中任大本營重要參謀，期間主導與沙俄的斡旋，以共同瓜分朝鮮為誘餌穩住了沙俄對日本的壓力，為日本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全力剿滅台灣義軍爭取了時間。

（在伊藤博文被刺殺後，山縣有朋成為日本實權派人物，開創了以軍干政的先河，掌權期間推選的台灣總督一律都是陸軍武官， 並確保了台灣總督對台灣擁有的絕對行政權、軍事調動權、立法權和司法權。）

下圖為日本「陸軍之父」山縣有朋

殘暴而偏執的反游擊清剿取得了勝利，可代價是日本又付出了相當於甲午戰爭的軍費開支、以及比甲午戰爭更大的傷亡，導致1897年拿到兩期甲午戰爭賠款的日本政府仍然是巨額財政赤字，銀本位日元大幅貶值，通貨膨脹高企。得到的卻是被戰火損毀的台灣島，此時台灣農業歉收，原本薄弱的基礎設施被破壞，工廠倒閉，流民遍地。

期間歐美的觀察者普遍嘲笑日本人的愚蠢，甚至日本內部也有人認為佔領台灣時一種不划算的戰略。

而筆者認為正是由於日本人不重視殖民成本收益，在乙未戰爭中與西方殖民國家截然不同的非人性策略，才為後來台灣的皇民化埋下伏筆。

因為正氣凜然、寧折不彎、反抗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在乙未戰爭中幾乎死亡殆盡，甚至後代也被屠殺，少數活下來的要麼回到中國大陸，成為半山派，要麼移民歐美、東南亞。

一些不認同日本文化的士紳商人變賣家產，也離開了台灣。（日本人巴不得這些人離開台灣，當時很多人離開台灣，集中拋售的地契等固定資產價格殺出賤價，很多日本駐台基層官員強行壓低原本很低的拋售價，從中牟利，中飽私囊）

總之，乙未戰爭後，台灣大城市區只剩下能夠忍受大日本帝國統治的老百姓、逆向民族主義者 和一些戰爭初期就投靠日軍的投機求榮者，比如鹿港辜氏家族。

只有在台灣鄉間和原住民居住的山區還有抗日武裝。

回到當時的日本政府的視角：《馬關條約》的賠款依然不能填補日本的財政赤字，花費巨大支出和犧牲接收的台灣是個財政無底洞，產出收益遠低於管理成本。軍費開支每年高達700萬日元，除了台灣的稅收之外，日本還要從中國的賠款中拿出1200萬對台灣總督府進行軍費補助，發行的國債貶值被國民詬病。 此時的台灣總督乃木希典將軍看不下去了，認為應該賣掉台灣這個包袱，並說服當時的日本首相松方正義 ，經過一系列磋商，初步決定以1500萬法郎把台灣賣給法國，並得到外務省等很多賣台派大臣的支持。

此時對於台灣歷史走向產生重要影響的 日本陸軍大臣 兒玉源太郎 發言了，他極力發對賣掉台灣，認為不應當只以成本收益來評估台灣的價值，台灣的戰略價值非常重大，不能放棄，並且暗指乃木希典、前台灣總督 桂太郎等人 治理台灣無能，才導致入不敷出。並向重新組閣的伊藤博文首相 毛遂自薦， 願出任台灣總督。

伊藤博文一生中都非常信任兒玉源太郎，自然答應了兒玉源太郎的請求。

從此，兒玉源太郎在台灣開啟了日本殖民統治的新時代：

下圖為兒玉源太郎，被譽為明治時期第一智將，日本統治中國台灣的最大功臣，穿著軍服的政治家，滿鐵的實際創立者。

兒玉源太郎赴任台灣總督後，軍事上繼續推行殘酷的鎮壓政策，與前任不同，他結合軍隊、警察、憲兵、特務，實行了保甲制度，與新式的警察制度相結合，推行連坐法；設立舉報保密獎勵機制，對舉報反日行為有功者予以官爵、土地等獎賞。台灣原本各族群之間的關係就不太和睦，加之乙未戰爭後，台灣經濟凋敝，物資匱乏，很多人經不起日本軍警憲特的誘惑，紛紛告發反日人士，甚至很多人被誣告了。兒玉源太郎在任期內寧可錯殺，不可錯放，把台灣平原地區的地下抗日組織基本屠滅殆盡，株連甚廣。

在經濟上，允許台灣人吸食鴉片，並將鴉片貿易設為「專賣」制度，總督府通過標售不同貨量等級的 「鴉片專賣特許證」獲取轉讓金和提成。

下圖為台灣總督府標售的三等鴉片專賣特許證：

在鴉片專賣制度獲得成功後，台灣吸食鴉片的人數達到數十萬，總督府財源大開。兒玉源太郎又實行了食鹽、煙酒、樟腦等專賣制度，大肆剝削台灣老百姓。

當然，兒玉源太郎 可不滿足於只賺個專賣特許證轉讓金 和提成，他要讓鴉片在台灣生產，創造真正的產值，帶動就業，擴大稅基。從此日本開始將台灣建設成鴉片種植基地和鴉片深加工基地。後來台灣的鴉片深加工產業鏈在歷任總督規划下經過數次產業升級，到了1920年代，台灣針對中國大陸的主要出口貨物就是鴉片的高附加值提純產品：海洛因。

鴉片產業規劃不僅帶動了台灣的GDP和總督府的稅收，還成為大日本帝國 毒品貿易 戰略的發動機，兒玉源太郎 可謂一箭雙鵰。1906年他把這套模式成功地複製到了滿洲。

在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當時的路透社就預言日本想獨佔中國。而那時日本正是通過向中國出口大量香煙和毒品榨取中國的白銀儲備和民生基石，瓦解華人家庭社會，擴大日本貿易順差，當時的精日們和今天一樣沒底線，鴉片館更是高調推銷「日本原產進口白面」（海洛因）。日本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戰略性發展鴉片提純物（海洛因）產業和合成毒品（冰毒的前身）產業的國家。

下面這篇近代史論文論述了日本從1895年佔領台灣到1945年日本戰敗期間，日本在台灣、滿洲、朝鮮等地發展鴉片產業，傾銷中國的過程。

而台灣的幾十個顯赫皇民 家族幾乎都涉入了對華鴉片種植和毒品製造產業。其中也包括辜寬敏出生的鹿港辜氏家族。

後來國民黨軍隊入台，便查抄日本遺留資產，啟動禁煙運動（想起了林則徐的結局），台灣皇民就發動「二二八」武裝起義，屠殺外省人，毆打半山派。歷經東亞幾十年的歷史意識形態鬥爭，「二二八」事件最後的鍋都是國民政府背了。

1899年兒玉源太郎頒布新的土地稅制度，丈量田地，將台灣的地稅翻了一番。當然兒玉也是個會開源的人，他強迫台灣人開拓荒地，增加台灣的田地總面積，擴大台灣農業產出，進一步擴大稅基。由於台灣稻米產量的大幅增加，從此日本軍人和上層社會再也不用擔心吃不上飯糰了。

駐台灣的日本人過得滋潤，台灣人過得卻比滿清時期更貧窮，他們的賦稅更重了。但那個時候台灣城市裡的治安還是不錯的，現在的綠營皇民們就說：「這都是日本優良文化的熏陶結果，再艱苦也不會敗壞道德。」 這種話當然也有很多人信！然而，真實的情況是當時日本駐台灣警察在執行的治安管制條例有點類似 穆罕穆德定下的教法——當小偷的台灣人被抓到後，就把手砍掉，這樣台灣城區治安當然就不差了。

兒玉源太郎還邀請三菱財團旗下礦業公司在台灣瘋狂地掠奪各種資源、物資，使日本企業大獲其利，還為日本本土的工業發展提供了穩定、廉價的原材料。

此後，日本從台灣掠取了大量的金、銅、鎢等戰略資源。下圖為日本在台灣開採的九份金礦，這是日本在台灣開採的眾多礦產之一，具體累計開採出多少黃金仍說法不一，但可以確定的是大量黃金被運到了日本：

後來國民黨政府入台，仍然可以在九份所剩的尾礦中開採出可觀的黃金，下圖為在尾礦開採出的黃金做成的世界最大金磚，現藏於台灣黃金博物館：

兒玉源太郎雖然促進了台灣礦業的蓬勃發展，但是也過早消耗了台灣的礦產儲量。

兒玉源太郎還有一項重要的總督業績，大力發展台灣的甘蔗種植業，將台灣變成亞洲的第三大粗糖產地。兒玉源太郎發現台灣氣候適合甘蔗生長，當時糖的國家價格是遠高於糧食的。他便強迫台灣農民種植甘蔗，日本殖民者指揮蔗農將其製成粗糖，再用低價收購，運往日本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細糖，再出口歐美國家，賺取大量外匯，帶動就業。

此後，鳳梨等熱帶水果罐頭在國際市場興起，同時也成為戰爭中為軍人提供維生素的重要戰略物資，台灣作為日本的亞熱帶農產基地，自然也要跟上。

台灣的農業生產負荷快速提高，原先的農業基礎設施也就顯得捉襟見肘了。1904年兒玉源太郎大將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日俄戰爭中，台灣事務的細節就交給麾下的民政官 後藤新平，後藤便專門組建土木工程隊伍，為台灣的稻米、甘蔗、水果種植業等配套規划了一套現代水利灌溉系統和物流系統。

下一任總督府延續兒玉源太郎的規劃，總督府水利官員八田與一設計了台灣嘉南大圳，建造了烏山頭水庫。還參與高雄港興建、台南水道計劃（山上凈水場）、桃園大圳等水利工程。後來八田與一被台灣皇民奉為台灣水利之父。

這項改造類似於英國對巴貝多殖民地的經濟規劃。

1945年台灣光復後，沒了日本人的低價收購剝削，台灣農民依靠日本殖民者建立起來的成熟製糖業和食品加工業，在國際市場獲利頗豐，日子過得比當時大陸民眾好，優越感暴增，就覺得這都是日本人的功勞。直到今天，台灣農民還要每年紀念 各位留下政績的日本殖民官員。

下面是綠營製作人為八田與一 拍的動畫片，從小教育台灣小朋友記住日本人對台灣的恩德：

兒玉源太郎是日俄地緣博弈的幕後大功臣，其在日俄戰爭中的無數謀劃和經典作戰策略這裡就不細說了。值得注意的是他通過加官進爵等方式將台灣殖民地的人力、物力直接用在了日俄戰爭中，這也是台灣人首次為日本的對外戰爭奉獻自己。

代表人物就是鹿港辜氏家族的辜顯榮，在日俄戰爭中，辜顯榮 曾志願親自率領12艘船支援日本聯合艦隊，並且為日本的滿洲計劃立下汗馬功勞，因功被封日本貴族院議員。早在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時期，他就表示效忠日本，幫助日本勸撫台灣各商會，還娶了日本藩士之女岩瀨芳子，岩瀨芳子生下了後來的台獨大佬：辜寬敏。蔡英文家族還在給關東軍修飛機的時候，鹿港辜氏家族就已經加入大東亞共榮的籌建工作了。

上圖中間者為辜顯榮，受邀參加大正天皇在御苑聚會（春天有「觀櫻會」，秋天有「觀菊會」）

此先例一開，越來越多的台灣人開始效忠日本，最起碼是參與日本官方組織的基礎設施建設。

這類人很快成為了台灣的低階官僚階層。

還有些「台灣有志青年」在政策鼓勵下和薪資誘惑下參與進了滿洲的建設，在台灣俗稱「」「過滿洲」。

這其中包括後來成為滿洲國外交部長的謝介石、溥儀的御醫黃子正、「養樂多爺爺」陳重光、台灣著名影星張冰玉和著名作家鍾理和等鼎鼎大名的人物。

說道滿鐵，這是日俄戰爭後 大日本帝國地緣經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日俄戰爭和滿鐵的組建弄得兒玉源太郎大將過勞死了。

下一任的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繼續深化兒玉源太郎的大部分政策方針。

下圖是長州藩的佐久間左馬太，是任職台灣總督時間最長的一位總督。

總的來說，佐久間左馬太與兒玉源太郎的政見相仿，加之兒玉在台灣的政績受到日本天皇和大本營的高度認可，佐久間總督可以被看做兒玉總督的延續，在後藤新平的幫助下，繼續鎮壓漢人的抗日運動，自北埔蔡清琳、羅福星、林老才，以及張火爐，至少鎮壓了十次抗日事件。

幾年後，台灣平原只剩下順民了，但是東部高山區原住民仍然 時降時叛，不交稅，自由自在，甚至有的部族直接和日本殖民當局武力對抗。而且從日本文化的角度來看，台灣原住民那種無拘無束不服管理的習氣是不能被日本社會所容忍的。要想在兒玉源太郎的政績基礎上再向前邁一部，佐久間左馬太把目光對準了台灣原住民。佐久間發布了的"五年理蕃計劃"。圍剿期間採取個擊破，圍堵其他的策略。

用架設高壓電鐵絲網、埋設觸發性地雷及電氣地雷圍堵分割各個蕃界。更親自督軍討伐大嵙崁、北勢番、馬利可宛、奇那濟、太魯閣諸蕃。

由於原住民善於叢林運動戰，日軍往往以原住民的財產設施為第二目標，一旦部落的住處被日軍發現，整村都會被「燒光、搶光」，如下圖：

日軍這種戰法目的就是拖垮生產力原本就低下的原住民族。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14年（大正三年）台灣總督府重兵鎮剿太魯閣藩的「太魯閣之役」，佐久間親自把指揮部就設於戰場石門山的山腳下。他把全島共分十二區作戰，動員軍警一萬餘人，以血腥手段強力鎮壓原住民

而太魯閣之役只是 16年後更悲壯慘烈的《賽德克·巴萊》的前傳。

總得來說，台灣原住民族確實剽悍尚武，英勇不屈，以寡敵眾，以鳥槍弓箭低檔日本現代化軍隊， 即使到了佐久間卸任的1915年，台灣原住民依然沒有在東部高山區領地上退讓半步。

反觀大陸的抗戰，真的要好好反省，有些事情：在於器，但更在於人。

筆者認為，佐久間左馬太在兒玉源太郎的政績基礎上，把漢人反抗力量屠滅殆盡，但是在鎮壓原住民反抗部落上，並沒有起到預料的效果。

佐久間擴大了對台灣資源掠奪的範圍，尤其是針對林木的砍伐（還有個目的是為了把原住民抵抗日軍的所依託的叢林徹底毀滅掉），林木砍伐的難點之一就是能夠將大型圓木運出台灣的相關道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因此佐久間重用 八田與一 等技術官僚，大規模修建水道、港口和公路。這些公路也是"五年理蕃計劃"的一部分，使得日本摩托化步兵能夠在高山叢林地區施展。

日本人在台灣花精力做這麼多基礎設施建設並不是為了台灣人民的生活更富裕。然而皇民化之後的台灣民眾都一直認為「是日本人給我們建設了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國民黨只是坐享其成」。順便把蔣經國的「十大建設」給黑一遍。

100年後，當精日們說起大日本帝國時代建設的基礎設施為什麼如今依然可以使用，對於此。我得說句尷尬的話：「日本人用料都是滿打滿算，用的勞工工時也是滿打滿算，因為日本人不需要花費成本，他們暴力徵調的勞工、物質幾乎都是免費的，尤其是在侵華戰爭爆發後，日軍徵調的免費中國勞工數以百萬計。」

同樣，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也徵用台灣勞工去大陸進行軍事設施建設，因為相比中國戰俘，日本人更相信日本國籍的台灣勞工。

筆者認為，佐久間真正做出在兒玉源太郎政治遺產上邁出一大步的政策是;移置日本農民來台。類似於中國古代的移民實邊，對邊疆區實行更有效的控制。如果說前幾任總督只是通過殺戮對台灣人進行基因庫的人工選擇，那麼佐久間的宗主移民政策則是開啟了台灣人的血統改造。

190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加之這幾年日本天災較多，很多破產農民日子過不下去了，城市失業率攀升，日本國內要求黨派憲政普選的呼聲愈來愈高，軍部面臨巨大的壓力，為了舒緩就業危機和貧困問題，日本政府出台了各種鼓勵政策，讓這些貧困老百姓移民到巴西、秘魯等拉美國家。當時滿鐵高層和台灣總督 靈機一動，提出了殖民地開拓團計劃，於是大量的日本農民、流民、破產者移居到了台灣，總督府將新開闢的農田分給這些日本宗主國移民。這輪經濟危機，移民來台日本人只有數千人。但此門一開，以後每當日本出現就業壓力，就會有日本人移居台灣。到1945年日本戰敗時，光不在台灣出生的日本移民就高達50餘萬。日本戰敗時台日混血人數統計不一，由10萬至65萬不等。

筆者認為殖入宗主國民族的血統才能算是真正的殖民。

第6任台灣總督安東貞美則基本是延續前任的政策，剛上任就鎮壓了台灣漢人最後一次大規模武裝起義，史稱西來庵事件。西來庵事件，除去鎮壓過程中被擊斃者，被捕者達1957人，其中被判死刑只有866人。可以看出，安東貞美並不是像前面幾任總督那樣鐵血殘暴、株連三族。

安東貞美還推動了太平山、八仙山，及宜蘭、屏東線鐵路的開工。曾主持編修《台灣列紳傳》，用日本人功過是非觀對台灣名人進行評價，這也為後來李登輝時期的皇國史觀翻案買下了伏筆，奠定了當今台灣綠營皇民的道德制高點。

1918年安東貞美卸任，第7任總督又是一個明治維新功臣-明石元二朗，

下圖為日本情報領域之父—明石元二郎 大將，是日十九位台灣總督中唯一葬在台灣的：

他擴大前任總督的基礎設施建設規劃，頒布水電計劃，他本人是軍部統治派中的支持南進政策的軍人，為了與北伐派相抗衡，他致力於將台灣建設為日本南進的戰略基地，向日本中央政府申請資金對台灣投資，「殖產興業」，建設水力發電資金不足了，就用公開募股的方式從日本財團融資。他本人非常清廉，不像前面的那些總督那樣愛斂財，一直受到台灣人較高的評價。

他任內開展抵制中國貨運動：

1918年，中國北洋政府拒絕執行西原借款合同中出讓鐵路、貿易、礦產等權益給日本的抵押條款，間接導致日本寺內正毅內閣備受指責而倒台，更加強硬的少壯派上台，軍部藉機重新擴大影響力。

日本新內閣決定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扼殺措施，效訪大航海時代以來歷代歐洲列強的競爭手段——抵制戰略對手的商品。

（17世紀英格蘭為了打敗當時的海洋貿易霸主荷蘭，英國議會通過了《航海法案》，英國本土及其所有殖民地抵制荷蘭商品，抵制荷蘭商船運送的貨物，抵制荷蘭商船停靠，後來各大列強崛起的過程中都效仿這個方法。日本學得非常到位，日本及其殖民地，包括台灣、朝鮮、關東州都執行日本版的航海法案，抵制中國和俄國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