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症什麼時候成了需要被克服的「疾病」

「拖延症」是時下最流行的網路辭彙之一，豆瓣上「我們都是拖延症」小組曾被媒體數度曝光，無數旨在克服拖延的時間管理類暢銷書也應運而生。然而，「拖延」是從什麼時候變成了需要克服的「疾病」呢？

作為隱喻的「拖延症」：人類的軟弱成了疾病

圖片來自網路

拖延對應的英文單詞是procrastination，前綴pro意為「向前」或「偏好」，詞根crastinus指代「明天」，放在一起是「推遲到明天做」。卡爾加里大學商學院的斯蒂爾教授在《拖延的本質》一文中梳理了procrastination在西方社會的緣起，他指出功能型的延遲或避免匆忙曾經是積極正面的，直到西方工業革命，procrastination才變成貶義詞：因為現代社會運轉需要無數的承諾和截止日期，而拖延影響工作效率和團隊合作，令其變成需要被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蘇姍·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分析結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絕症是如何被人類社會從身體疾病一步步引申到道德批判乃至政治壓迫。她寫道：

疾病本身一直被當做死亡、人類的軟弱和脆弱的一個隱喻……疾病被看作是外來微生物的入侵，身體以自身的軍事行動來對付這種入侵……疾病常常被描繪為對社會的入侵，而減少已患疾病所帶來的死亡威脅的種種努力則被稱作戰鬥、抗爭和戰爭。

而作為隱喻的「拖延症」卻是反向的運作：不是疾病象徵著人類的軟弱，而是人類的軟弱本身成了疾病。在這裡，疾病的概念被濫用了。當人類境況越來越多地被定義為可以治療的疾病，宏觀的社會問題往往容易被置換成個體擔負的責任，而不斷擴張的醫學術語和治療方案也將新型的社會控制拓展到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

關於拖延行為的研究主要來自經濟學、心理學、教育學、企業管理等領域，這些研究的出發點是了解拖延的心理機制，控制和減少拖延行為，以提高個人和團體的生產效率。加強自我管理的指南性暢銷書最早在北美出現，例如已經被翻譯成中文的《終結拖延症》《拖延心理學：向與生俱來的頑症宣戰》《萬惡的拖延症》《戰勝拖延症》。斯蒂爾教授對拖延一詞的定義就是「自我管理的失敗」，按照這一定義，解決拖延問題就等於發動一場自我的內戰，戰勝自己的軟弱無能，實現精細、理性、高效的自我控制和管理。

讓我們讀一段來自戰拖會網站翻譯的拖延症文章：

「『我們被判自由。』選擇和自由是這裡的核心概念，特別是當它們被用於行為和決定的時候。用存在主義思想的另一個關鍵字來說，它是全部責任中最終極的。我們有選擇的自由，我們必須作出選擇並且決定和行動。就算是遲疑和不作為實際上也是決定和行動。你的遲疑和不行動，變成了你的選擇和你的行動，也許，你整個的生命。僅僅讀到這裡你可能已經感到……痛苦。認識到你的遲疑，你的不作為，就是在經歷存在主義的苦痛。你被嵌在未來（作為行動結果的那個應該的自我，或者理想的自我）和與那個未來相去甚遠的現在的夾縫中。這是一種空虛的感覺。存在主義作家們說在苦痛中我們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我們的生命落入期望和行動之間的空隙中。期望和行動之間的空隙是我們和拖延症的共同居所。在這個空間也存在著我們的自我挫敗，不作為和遲疑，以及無法與生活和諧相處的痛苦。」

在這裡，自由不僅僅是法定的個人權利，也同時成為現代個體必須履行的義務,尤其是「被在用於行為和決定的時候」，它甚至被比作一種「被判」的刑罰。 「拖延症患者」正是一個在「期望和行動之間的空隙」「不作為和遲疑」並因此而感到「自我挫敗」和「痛苦」的現代個體形象，而面向「拖延症患者」的勸慰和開導，則是要求個體以「存在主義」的勇氣來戰勝拖延。在這套話語里，個體化社會的「生活的無意義感」和「無法與生活和諧相處的痛苦」與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勞動分工和制度保障似乎毫無關係，而是個體自身的遲疑、挫敗和不作為。拖延帶來的一切苦果都必須由個體獨自承擔。

吉登斯和貝克夫婦等學者都曾指出，一方面，新自由主義迫使個體不得不自主獨立和對自己負責，脫離傳統規範且高度反思性的個體不得不重新尋找自我的生活規劃；另一方面，個體卻無法承受如此沉重的要求，因而催生了「尋求、發現並製造無數的權威以介入社會生活與心靈生活」的社會需求，在這樣的社會需求推動下，「一個關於答案工廠、對心理關注的激增，以及指南性文獻的市場」誕生了，這便是拖延心理學、時間管理、自我管理等主題書籍出版種類和數量激增的社會基礎。有趣的悖論正在於此，強調選擇、自由和個性並不必然會使個體變得與眾不同，事實上，對社會制度的依賴決定了現代自反性個體不能自由地尋求並構建獨特的自我，反而必須根據指南和規則來設計自己的生命軌跡，因此他們最終得到的反而是相當一致的生活。可以說「拖延症」治療話語的產生正是源自現代社會個體 「所不能承受之生命之重」，而它在中國的流行正折射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無所不在的影響。

具有中國特色的美式心理病

「拖延症」一詞在中國互聯網上可以追溯的源頭是2007年成立的豆瓣小組「我們都是拖延症」。截止2016年底，該網路討論組有將近14萬用戶加入。組內活躍成員「吐槽拖延癥狀、分享戰拖技巧」，以心理自助和時間管理為「戰勝拖延症」的主要方式，集體翻譯和寫作拖延心理學書籍，曾被數十家大眾媒體予以報道。根據小組介紹，組內成員大多為高校學生和白領，這個社會群體正伴隨都市信息社會轉型、大學產業化和擴招而興起。不同於工廠流水線的體力勞動和單位朝九晚五按點上班，腦力勞動和自由職業的特徵而產生了相應的社會需求，繼而催生了個體心理學、自我管理、時間管理、職場指南的國內市場。雖然受到暢銷書籍市場全球化影響，但在「拖延」一詞之後加上「症」將其病理化和標籤化卻是中國網民的創造。

目前市面上的拖延症暢銷書主要包括兩種類型：一是翻譯國外時間管理暢銷書，二是由國內網路寫手和團隊編著，後者大多借鑒了前者寫作思路，將西方案例置換為中國案例。這些書被列入「情緒管理」、「自我管理」、「時間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經濟管理」、「成功/勵志」的分類，在實體書店和圖書館的書架上，它們往往與企業管理書籍並列。企業管理的概念和思路也貫穿於這些拖延症書籍的敘事當中，人被當做公司一樣的實體，需要通過學習系統性的策略和方法，對自身的生活習慣、時間安排、任務排序、工作方式進行科學的管理和運營。書名中與「拖延症」連在一起的動詞往往是「終結」、「戰勝」、「告別」、「根除」、「挑戰」與「再見」。

不同於抑鬱症，「拖延症」並非嚴格的心理醫學術語，但「症」的界定挪用了精神醫學的鑒定方法。拖延之所以成為「症」，與拖延行為所帶來的主觀感受和心理狀態有關：認為拖延「不合理」、「不應該」，會給健康和效率帶來「不必要」的負面影響，並且會讓自己感到「後悔」。「我們都是拖延症」豆瓣小組裡的大部分帖子以「自省」、「自行解救」、「戰勝」、「革自己的命」為目標，帖子中頻繁出現描述情緒的辭彙是「痛苦」、「絕望」、「壓抑」和「焦慮」。這些自我標籤、加入小組並發帖傾訴的「拖延症患者」認為拖延給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帶來極大困擾，拖延帶來大量負面情緒，是亟需被克服的心理問題和行為習慣，而且只能通過自我管理得到解決。為拖延症而感到困擾的我的受訪者們也都認為，跟家人和朋友談論拖延症沒有意義，拖延必須靠自己克服。但與此同時，個體又無法獨自承擔如此之多的負面情緒，因而網路論壇成為與醫療化的拖延行為伴生的負面情緒發泄和心理治療自助的平台，組內成員分享同類暢銷讀物來「治療拖延」，例如《學習樂觀》、《別太苛求：擺脫完美主義的束縛》、《當下的力量》、《生命的重建》、《把時間當朋友》、《平常禪：活出真實的自己》、《儘管去做——無壓工作的藝術》、《走出強迫的泥潭》等等 ，通過自助式地分享個人生命經驗、學習專家建議和指導書籍、互相監督和鼓勵的方式來轉變自己的工作習慣，以打造符合社會期待的高生產力、高效率、高度自律的新自我。

新自由主義是萬金油嗎？工作倫理是屬於中產階級的嗎？

我的研究借鑒了胡綺珍（2009）研究中國網路字幕組運作方式的關鍵概念「新自由主義工作倫理」，即個人和團體的行動手段認同於新自由主義所鼓勵的自我管理式地追求生產力、效率、競爭力，來自發維持資本主義勞動市場的社會秩序。當然這個概念遭到不少人質疑，是不是所有的鍋都讓「新自由主義」來背？「新自由主義」是不是左派批判的萬金油？不錯，拖延並不是新自由主義的結果。但拖延成為「症」恰恰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社會語境下——無論是都市信息產業發展帶來生產方式從福特製到後福特製的轉型，還是商業出版社瞄準受眾市場大量引進西方個體心理學、心靈雞湯與自我管理書籍。

馬克斯·韋伯在《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指出，對於新教徒而言，「人的職業生活應該是一種始終如一的禁慾美德的鍛煉，經由良心的態度來證明自己的恩寵狀態，而這種良心的態度乃表現於職業工作里的關注周到與方法講求。神所要求的，並非勞動本身，而是理性的職業勞動。」新教教義要求個人高度的職業使命感和孜孜不倦的工作來贏得自己上帝選民身份的主觀確認，這種內化的理性與剋制的職業態度為自由資本主義階段高速社會生產提供了意識形態基礎，兩者並非因果關係，但具有高度相關性。而「新自由主義主體性技術」則是在「上帝已死」的全球世俗社會中試圖扮演新教教義的社會功能，提供一套新的意識形態合理化敘事，「通過知識和專家系統來引入自我激勵和自我管理的機制，讓個體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市場環境中可以優化選擇、效率和競爭力」。伴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性勝利，中國亦被捲入這一全球進程之中，閻雲翔指出，中國社會也在逐漸個體化（新自由主義和個體化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這一代中國人面對的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和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所打造的高度流動的勞動力市場、靈活的職業選擇、上升的風險、親密和自我表達的文化，以及強調個人責任和自我依賴的世界」。尤其對於生活在城市、教育程度較高、從事腦力勞動的青年，他們在互聯網和大眾媒體上擁有最多的話語權，因而他們的焦慮會直接反映在以城市為中心的大眾媒介話語之中，他們的消費需求也成為商業出版社引進與編纂拖延症書籍的動機。沈志華老師認為，對拖延症現象的關注本身是一種中產階級趣味的反映，但在各行各業都在全面推行市場化改革、去事業編製化、出現大量自由職業、靈活用工與外包生產的社會過程中，從事腦力勞動的都市青年群體究竟多大程度上可以直接被命名為「中產階級」？抑或「知識勞工」，乃至「預備中產階級」、「屌英」這些網路流行語是更恰當的分析性概念呢？這是值得商榷的。

拖延的客觀原因與主觀定義

無論是學術研究、媒體專欄、新聞採訪還是軟體編程，完成工作任務都需要個體高度的創造性和靈活性，這使得提前對工作時間進行精確量化變得非常困難；與此同時，工作任務不按照線性流程按部就班地進行，而是以截止日期作為驗收標準，工作外部的時間彈性相比朝九晚五的工作要大很多。某種程度上，高校的大量自由安排時間和信息產業在家辦公，以及知識勞動本身的特徵是拖延行為大量出現的客觀因素。通常情況下，受訪者容易發生拖延行為的有三種：行政事務（繁瑣無聊）、創造性工作（難度高）和工程性工作（耗時長），並且拖延往往發生在這些工作必須由個體獨自完成的情況下，而不拖延的受訪者情況也可以分為三種：工作任務高度模式化（任務簡單或者工作熟練）、工作的心理回報高（領導和同事的賞識）和高效的時間管理。只有一個受訪者完全符合「治療拖延症」書籍開出的方案：精確到分鐘的時間安排，長遠到年度的任務規劃，以及極其嚴格的自我執行。腦力勞動難以被程式化、缺乏外部的工作規範和激勵機制，以及大部分人難以對自己進行精密的自我管理，令大量的拖延行為成為可能，但關於「拖延症」的治療書籍和應用研究則似乎將問題全部歸結於個體失敗的自我管理。

儘管所有受訪者都表示，拖延是學習和工作中的普遍現象，但他們對於拖延的定義卻各不相同。根據他們對於自己和他人拖延行為的描述，我區分了兩種類型的拖延：一、制度層面的拖延：在規定時間內沒有完成工作任務，將任務延遲到截止日期後完成；二、自律層面的拖延：沒有按照自己的預期時間點完成任務，或者是拖到截止日期前才匆忙開始著手處理工作，但最終結果是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沒有造成任何可觀的損失和滯後，只會影響自己的主觀情緒。

社會層面的制度規範和個體層面的工作倫理共同維持現代社會的勞動分工的系統運轉。鮑曼認為，在社會的個體化過程中，人們的身份認同經歷了「從承受者到責任者的轉型」，而 「自律性個體」正是新自由主義主體性的理想型。制度層面的拖延很可能導致懲罰性後果，而自律層面的拖延並不會帶來任何實質性懲罰，但會讓個體感到緊張焦慮和痛苦不安，這些負面情緒正是來自責任意識帶來的愧疚。拖延症患者正在「進取自我」（理性精明、積極主動、高度自律）與「慾望自我」（重視享樂、情感與慾望）之間，進行反覆的自我鬥爭。葉曉君老師問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資本主義是如何將鼓勵及時享樂的消費主義和要求延遲享樂的工作倫理融為一體呢？鮑曼給出的答案是：延遲享樂並沒有否定享樂本身，恰恰是肯定了享樂的價值。越是自律，自我放縱的可能也越大。勞動得越多，消費得也越多。正是人們嚴格的自我管理，實現自我市場價值最大化，完美融入資本生產邏輯的過程中，人們也獲得了更多消費的能力（更高的薪水）。消費主義恰恰是高度自律的動力來源。

不論受訪者對於「拖延症」是褒是貶，他們無一例外地認為，應當避免制度規範層面的拖延和與他人發生關係的拖延。因為團隊工作中的拖延會給別人造成麻煩，也給自己的社會交往造成困擾，但與他人無關且局限於私人領域的拖延，受訪者則有不同觀點。一些受訪者從工作價值的角度出發，認為限定在可控範圍內的拖延可以理解，並在某種程度上值得鼓勵。不影響工作流程的「拖延症」往往是積極的，因為高度程式化的工作不能保證作品的質量。另一些人則從工作倫理的角度出發，認為即使是私人領域的拖延也並非好事，因為對自我管理工作倫理的認同會令自己感到羞愧和痛苦。

「拖延症」這個標籤在無法很好應對制度性個體化趨勢壓力的個體焦慮與痛苦情緒下在互聯網上被創造出來，並在大眾媒體的廣泛報道和暢銷書籍的營銷推廣過程中得以廣泛傳播。「拖延症」這個標籤的曖昧性，使其具備在傳播過程中被不同個體使用的可能性。脫離了以「戰勝拖延症」為主題的網路互助社群的語境，這個標籤在更廣泛和多元的社會場域里被不同的個體使用，並被附加上更多新的文化含義。

無論從對戰拖小組的網上討論，拖延心理的書籍描述，還是受訪者的訪談內容進行審視，我發現很少有人會把拖延症賦予像抑鬱症等心理疾病一樣的污名，最嚴厲的批評是「拖延症」等於「不靠譜」、「不值得信任」、「渾身散發負能量」。拖延在部分受訪者看來，仍然具有積極的一面，比如認為它與「完美主義」、「對自己期待和要求比較高」等性格特質有關。在不同的社會語境下，「拖延症」一詞除了用於自我管理（自我提醒、自我譴責、自我監督）之外，還會被人們用於借口、玩笑和自嘲，甚至以此為策略來構建自我形象和社群認同，例如有人認為，拖延可以降低別人對自己的期待，否則會增加自己的任務負擔。還有人認為這是表演性格缺點，而「這個缺點很可愛」，「表演可以增進交流」。但這些話語實踐與其說是主動創造反抗性的話語和實踐，不如說是被動接受社會轉型帶給個體的衝擊，並不會對社會轉型產生任何實質的反作用力，而只是局限於私人領域的身份認同和話語策略。畢竟把「拖延症」當做玩笑和表演的人並沒有真的為之感到精神困擾或受到實質性的懲罰。（文/章玉萍）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