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詩歌大會的本質是「反詩歌」

天下 02-13

廖偉棠：詩歌大會的本質是「反詩歌」

文 | 廖偉棠

在號稱新詩誕生一百周年的2017年，寫這麼一個題目，未免有點兒「為詩一辯」的尷尬。最近的「中國背詩詞大會」熱潮下，讚美古詩詞之高超者，往往會順便表示一下對新詩的輕蔑，比如景凱旋教授的《詩歌是個人朝聖，與集體無關》就有一段這樣的話：

「直到今天，我還是對現代詩存有偏見，背誦得很少。文學的最終標準是時間，我懷疑，今天的詩歌幾百年後是否還有人記得。在我看來，首先，詩歌應當具有音樂性，要能背誦，現代詩大多是分行散文，只能看，不能讀。其次，詩歌永遠是讀給自己聽的，不是讀給大家聽的，因此現代詩似乎只適合年輕人寫，到了一定年齡，如果缺乏哲理，再寫下去就難免矯情，而舊體詩直到老年仍然能繼續創作。」

廖偉棠：詩歌大會的本質是「反詩歌」

新聞圖：因「中國詩詞大會」而走紅網路的高中生武亦姝

這段話，可以說代表了中國的一般古典文學愛好者對新詩的偏見。但一個人對新詩的偏見，其實暴露了他對詩本身也存在偏見。「今天的詩歌幾百年後是否還有人記得」——杜甫的同代人當年也是這樣輕蔑杜甫的。杜甫自己也說「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南征》），在幾本唐人所選的唐詩選里，幾乎都沒有選杜甫的詩，直到杜甫去世九十年後，《唐詩類選》和《又玄集》才選進了一些現在看來並不能代表杜詩最強音的詩篇，雖然當時韓愈、李商隱、杜牧等大詩人都已經很推崇杜甫了。

從詩歌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杜甫的詩就是唐朝的新詩，和大眾的想像不一樣，李白是復古派，杜甫才是不斷實驗的先鋒派。但很明顯，無論是唐朝的時尚還是今天對李杜的印象式判斷，大眾還是更傾向於李白，因為李白的詩人形象更接近讀者期待。

廖偉棠：詩歌大會的本質是「反詩歌」

網友PS的先鋒派詩人杜甫（圖源網路）

其次，景教授人云亦云地用音樂性去質疑新詩這一點（換做市井小兒都會掛在嘴邊的說法就是「不押韻那還叫詩嗎？」）——且不說古詩的音韻和今天的普通話發音距離有多遠，還有幾個古詩詞愛好者能唱出一首本來可以唱的詩詞？——新詩到底有沒有音樂性？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分出了兩派，一派是從聞一多、徐志摩開始，到卞之琳、林庚、吳興華這些極致的新格律實驗者，他們吸取東西方格律詩傳統，講究音步、頓挫等，以在白話上復活文言詩對形式的追求，所謂「帶著鐐銬跳舞」；另一派是戴望舒、廢名等自由派，戴望舒的名言是：「詩不能囿於固有形式和韻律。詩之韻律抑揚存在於詩情而且文字語音之間」（《詩論零札》），他提出更深刻的內在韻律說以求超越傳統詩歌已經教條化的格律，這一點已經在他之後七、八十年的新詩寫作者處得到了實踐和成熟。

簡言之，新詩不是沒有音樂性，而是創造了新的音樂性，並不拘泥於舊詩的格律。前述兩者的主張和實驗都成為了今天新詩的財富，隱藏在許多不為大眾周知的詩人的詩篇深處。

「現代詩大多是分行散文」亦是大眾對新詩的粗俗玩笑，一個大學教授的認識竟然也止於此，挺遺憾的。對於散文化，八十年前的詩人廢名早有高見，他的《談新詩》系列文章，其中一個重要主題就是新詩與舊詩的關鍵區別，他說：「我以為新詩與舊詩的分別尚不在於白話與不白話……舊詩的內容是散文的，其詩的價值正因為它是散文的。新詩的內容是則要是詩的……」。

廢名認為舊詩已經成為一種抽象的調子一樣的東西，用「詩的」形式掩飾實際上散文可以表述的內容而已；而新詩卻要回歸到真正的詩的自由的生髮方式中去，「用韻不用韻都沒有關係……新詩所用的文字其唯一的條件乃是散文的文法，其餘的事件只能算是詩人作詩的自由了。」真正的好詩不靠「詩的」修飾也能傳遞強烈的詩情。

這一點在林庚所嚮往的「自然詩」處又得到深化，後者期待一種「如宇宙之無言而含有了一切，也便如宇宙之均勻的，從容的，有一個自然的，諧和的形體」的詩。最終他也走回自由詩，但他重新思考了自由詩之「自由」：「許多人彷彿覺得自由詩不過是形式自由的詩而已，這尤其對寫詩的人們，實是今日自由詩的危機。」

林庚擔心的，就是日後無數寫作膚淺的詩體散文的詩人的「自由」，他們給不假思索地鄙夷新詩的讀者造就了大量攻擊新詩的例子。自由詩的自由在於詩情運行的自由，分行只不過是詩人給讀者感受其內心節奏所提供的方便而已，新詩最優秀的幾本詩集中，魯迅的《野草》、商禽的《夢或者黎明》都是散文詩，不分行也毫不妨礙一個認真的讀者感受他們內心的波瀾曲折。

「自由詩所以永遠予人以新的口味，而更因其整個都是新的，其不易為一般人所接受乃也是當然的事」——林庚對新詩遭遇的責難早有預見。接受新詩與否，考驗一個人對語言的認識，在於他期待語言是一種活的、不斷更新的思維方式，還是認為現有的語言已經足夠乘載他的思維。

所以就有了景教授「舊體詩直到老年仍然能繼續創作」這句有趣的話，我不厚道地聯想到一個笑話：「老幹部體詩歌」。為什麼中國盛產「老幹部體詩歌」？不只是因為老幹部比較多，很多見識新、廣的知識分子，提筆寫舊體詩仍然難逃「老幹部體」的濫調，這正揭示了舊詩形式所縱容的偷懶是如何直接影響詩質的。舊詩的套路太多，平庸的思想易於安置（大量「計算機作詩軟體」都能作過得去的舊體詩，就是一例），不平庸的思想也往往需要削足適履被套路化，只有充分自覺警惕這一點的舊體詩創作大師才能多少避免。

景教授的文章強調詩歌要回歸個人，這點無可厚非，實際上詩的發展就是不斷回歸、深入個人內心的過程，但是光這樣並不夠。回歸個人與參與公共議題，無論在古代還是現代都是不斷循環、後浪前浪地輪替著的詩歌追求，個別大詩人能夠兼之。

上世紀末大陸的新詩逆集體化需要而再生，一度對政治、入世的寫作有著潔癖般的迴避，但這種迴避又不可避免帶有政治隱喻。而古詩呢？群、興、怨都和集體有關，學習古詩中的詩人與世界之關係，才是新詩的當務之急，處理內心朝聖，新詩有更靈活豐富的方式，面對集體，它卻欠缺古詩的從容。

為什麼公眾樂見的詩都是套路？或者說，為什麼經典與套路的分野如此模糊，大眾無從分辨、也懶得分辨？這涉及到審美心理的習慣問題，一般讀者會順應自己的審美積累去尋找適合自己局限的作品，只有高要求的讀者和創作者會尋求超越自身審美局限的作品。後者常常落得「難懂」、「疏離」等等評價，但正是後者的不斷破和立，為後代讀者開拓更廣闊的審美空間，經典的誕生之初都是前衛的。

廖偉棠：詩歌大會的本質是「反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