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良知心學：結構·精神·啟示

一、理論結構

陽明心學

關於陽明學的理論結構問題，近現代乃至當代眾多學者的研究往往偏重於「形而上」的內聖之體的哲學研究，津津樂道於解說其「心外無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哲學含義，而忽略對其「形而下」的外王之用的研究，對其「明德親民」的民本政治論則略而不論。因此，許多理論文章或學術專著在討論陽明心學的理論構成時只分為三大板塊展開研究，即「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而疏於研究其「明德親民」的民本政治論。筆者有感於此，特作此文以救其偏。在筆者看來，陽明心學的理論結構應分四大部分：

1、「良知」本體論

學者通常以陸九淵主張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陸九淵《與吳顯仲書》）為「心本體論」，故稱象山心學。王陽明也多次肯定「心即理」的命題（王陽明《傳習錄上》），但他進一步探索了「心之本體」的問題，如答徐愛問題時說：「『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徳』到『至精至一』處便是。」（《傳習錄上》）又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又說：「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同上）這是很明確地說明了「心之本體」即「良知」，「良知」即「天理」的觀點。王陽明的「良知」本體論主要有兩層含義：第一，「良知」既是主觀的，又是客觀的，是統一主觀與客觀的認識主體；第二，「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識心」，又是「知善知惡」的「道德心」，但主要是指道德心。簡言之，「良知」從根本上講是道德自覺，是德性本體。

2、「致良知」的方法論

在王陽明看來，所謂「天理」就是內存於心的「良知」，認識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就是用「良知」做標尺去衡量一切事物，這樣就能認識事物的道理所在，這就叫「致良知」。王陽明說：「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

他的《詠良知》詩說：「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詠良知四首示諸生》）又說：「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又與克璋太叔書》）這說明，「致良知」是王陽明認識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陽明學的根本宗旨。

王陽明《行草手札》

3、「知行合一」的實踐論

王陽明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引《傳習錄》語）又說：「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個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傳習錄上》）

概括地說，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有三個要點：第一，「知行」只是一個工夫，不能割裂。所謂「工夫」，就是認知與實踐的過程。第二，「知行」關係是辯證的統一：「知」是「行」的出發點，是指導「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歸宿，是實現「知」的，而真切篤實的「行」已自有明覺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是要徹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達於至善，這實質上是個道德修養與實踐的過程。所以，王陽明的良知學，本質上是道德哲學。

4、「親親仁民」的「民本」論

這是王陽明良知心學在政治實踐中的運用。王陽明一反程朱理學家提出的《大學》首句改本的「在新民」之說，而堅持《大學》古本的「在親民」之說。他指出：「『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已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親民』。」王陽明「親民」說的基本思想，是保民、愛民與富民，以民之好惡為好惡，主張為政者的根本之道，即是「明德親民」。這明顯繼承了孔孟「仁政、愛民」的民本思想傳統，而體現了王陽明良知學說的「民本」特質。

二、根本精神

陽明心學

陽明心學的根本精神是什麼？我認為，明代理學的根本精神在陽明，而陽明心學的根本精神在「良知」。這個「良知」精神表現在如下四點：

1、「良知即天理」的道德自覺精神

「良知」即「天理」，是「心之本體」，是進入聖門的秘訣。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個「良知」就是陽明學的核心價值，就是文化自信、道德自覺。這正是陽明良知學的根本精神。

2、「以民為本」的人文精神

陽明學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現在王陽明對《大學古本》的修訂。朱熹《四書集注》中的《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王陽明則根據《大學古本》把「在新民」恢復到「在親民」。這個「親民」就像孟子所說的「親親而仁民」「親之即仁之」，就是孔子所說的「安百姓」。這種以民為本的仁愛精神，正體現了王陽明的人文精神。

王陽明 《象祠記》（局部）

3、「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

王陽明雖然與朱陸有差異，與佛老不同質，但他主張折衷朱陸，會通佛老，其《答徐成之》曰：「仆嘗以為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為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在這篇書函中，王陽明批評了學者以為陸象山偏於尊德性而失於道問學、以為朱子長於道問學而失於尊德性的片面性，而認為無論象山還是朱子，都是既尊德性又重道問學的，這確實顯示了王陽明折衷朱陸的主觀意圖。

而王陽明兼容佛老之論則見於與弟子張元沖的論學語錄。張元沖說：「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王陽明回答說：「說兼取便不是。……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錢德洪《王陽明年譜三》）在王陽明看來，儒家聖學與佛老之別在於，聖學取其全而佛老取其偏，聖學總括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佛老只管了修身養性的小道理，但「儒、佛、老、庄皆吾之用」，儒佛道三家本來兼容互通的。所以我們可以說，王陽明這種折衷朱陸、會通佛老的精神實質上是一種「和而不同」「多元包容」的精神，是應當發揚的。

4、「知行合一」的力行實踐精神

王陽明提倡的「知行合一」「致良知」，重點是放在「行」上。王陽明說「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個工夫」，這個工夫就是「致良知」。黃宗羲解說王陽明「致良知」學說時說：「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明儒學案·姚江學案序》）

經過黃宗羲的解說，王陽明的「致良知」就成了「行良知」，即良知的實踐了。這正是一種力行實踐的精神。

概言之，陽明心學的真精神就是以「良知」為核心價值的道德自覺精神，以民為本的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多元和諧的包容精神，強調「知行合一」的力行實踐精神。

三、 當代意義與實踐啟示

陽明心學

我們可以從陽明心學的根本精神體會其當代意義與實踐啟示，其要有四：

1、道德自覺與社會弊端治理

陽明學確立以「良知」為核心的道德自覺，對於救治當今社會不同程度存在的道德滑坡、唯利是圖、物慾橫流的非人性化弊端無疑是一劑對症良藥。

當今社會存在著極端功利主義傾向。少數當政者一味追求高速發展，以GDP作為衡量發展的唯一標準。某些企業家一心追求利潤財富，進行竭澤而漁式地開發，結果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危害人民的生存條件。應該明白，在生產力很落後的情況下強調「發展是硬道理」是正確的，但當生產力發展到較高水平，我們就應該強調「適度的可持續性發展才是硬道理」了。政府要更重視全社會人文素質的提高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多提倡一點「含文量」，而不是含金量。所謂生態文明，不要僅僅理解為自然生態的平衡，更重要的是人類生存條件的文明程度不斷提高。我們要大聲疾呼，讓全社會確立「良知」為核心的道德自覺，樹立正確的義利觀與發展觀，拋棄昧著良心求「發展」的虛榮心態。

2、思想主張與治理模式借鑒

陽明學提倡「親民」、重視民生的思想主張，在當今社會中尤其顯得重要。

儒學傳統歷來強調以民為本，推行仁政。王陽明的良知心學高揚主體精神，啟發了明清之際以黃宗羲為代表的民主思想。我們這個時代尤其需要充分肯定人民的主體作用，堅持民為主宰的民主精神。王陽明、黃宗羲的「親民」「民主」思想對於現代中國走向民主仁政的治理模式是有借鑒作用的。

王陽明書法

3、和而不同與多元文化交流溝通

陽明學折衷朱陸、會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體現了一種多元包容的文化取向，為全球化時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溝通提供了歷史的借鑒。

現在學術界思想比較活躍，有主張全盤西化的自由主義學說；也有主張全盤東化的國粹主義派，認為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甚至說是「東方文化占統治地位的世紀，是東風壓倒西風的世紀」。我既反對「全盤西化」論，也反對「中國世紀」論，而主張多元和諧的文化觀與發展觀，這也是從孔子「和而不同」、王陽明的「折衷朱陸、會通佛老」的思想中受到啟示的觀點。

4、知行合一與科學務實的思維方法和精神動力

陽明學「知行合一」、力行實踐的精神為我們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改革開放的既定國策，不斷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種科學務實的思維方法和精神動力。

現在有些人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知」與「行」完全脫節，某些高官的貪腐程度令人髮指。他們不知禮義廉恥、天理良心為何物，結果是身敗名裂，遭到應有懲罰。但他們的罪惡行徑，極大地破壞了黨政軍的形象與權威，使得執政者失去民眾信任，招致怨聲載道。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有必要提倡「知良知」、「行良知」、「知行合一」，以提升幹部隊伍的道德人文素質，使執政黨和人民政府真正「取信於民」，得到人民的衷心擁戴。

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講話中特彆強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以民為本」思想和「以德興國，以文化人」思想，提出黨性教育是共產黨人的「心學」等論述，這充分體現了習總書記對陽明學真精神的正確把握，同時也具體指明了陽明學的現代意義與當代價值。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斷言，陽明心學並不是僵死的學問，而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實踐意義的鮮活文化。我們應當深入發掘並加以發揚光大。

◎本文原載於《光明日報》（作者吳光，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