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立里、張慧：如何觸碰生活的質感——日常生活研究方法論的四個面向

上海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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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術為底色 以思想為旗幟

日常生活研究早已受到國內學人的重視，在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的討論也已不少。基於日常生活的質性研究經驗而非對日常生活研究的全面梳理。

「日」、「常」、「生」、「活」可以作為日常生活研究方法論的四個面向。建議從時間、空間、身體、習性和實踐等幾個可行的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著手，藉此打開研究思路，觸碰日常生活真實的質感，使日常生活研究日漸成為社會科學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論。

如何觸碰生活的質感——日常生活研究方法論的四個面向

賴立里|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張慧|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講師、博士

原載於《探索與爭鳴》雜誌2017年第1期

日常生活作為研究對象似乎早已成為常識，日常生活研究的重要性也已成為共識。然而，不少人仍然將「日常生活」看作一個不言自明的概念，「就在那裡」等著研究者。換言之，以為把日常生活收集起來「深描」即可。而且這樣的「深描」，往往是為了反映更大的社會政治議題，日常生活本身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其實，日常生活首先在於「活」，以反映論來對待日常生活，從根本上否定了日常生活的生成性以及人們的主觀能動性，也是主觀認為社會政治結構固定不變的體現。因此，有必要先對作為概念的日常生活進行辨析，掃清障礙，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日常生活研究如何成為社會科學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論。

作為概念的日常生活

討論作為概念的日常生活，離不開現象學家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概念。胡塞爾於20世紀初開創出「生活世界」這一哲學命題，並於1930年代出版了《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驗現象學》，對「生活世界」進行集中論述。在胡塞爾看來，「生活世界」是指人們具體經驗到的周遭世界。這是與科學世界相比較之下作出的論述。胡塞爾認為，科學世界把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抽取出來加以形式化和片面化，是從前科學或前邏輯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來的。而「生活世界」是「認識論之前的」世界，強調人的具體經驗(lived experience)，目的在於更加客觀地把握我們所處的「既有世界」。舒茨將「生活世界」概念引入社會學，並「在確立社會科學的解釋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形成對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解和人類行動主觀意義的闡釋」。雖然舒茨與胡塞爾在「生活世界」概念的使用上有一定差異，舒茨對「日常生活世界」(world of everyday life)的強調，使得社會學「從韋伯對『歷史個體』這類重大事件的分析轉向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時舒茨對解釋社會學「意義理論」的重建，也為具體的研究方法貢獻了不少思路，如「同感現實」、「經驗圖式」等概念,無疑對社會學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

通過對日常生活的強調，舒茨創立的現象學社會學將日常生活帶入解釋社會學的視野，並對其進行細緻入微的描述性觀察。社會學家加芬克爾受其啟發而於20世紀50年代創立常人方法學，使日常生活概念突破了傳統的「家庭」、「小團體」等初級關係的狹窄範圍，為深入考察日常活動的經驗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研究工具。常人方法（ethnomethod)是指「普通人（在生活中，為了解決各種日常問題）所運用的「方法」，而「常人方法學的研究在分析日常生活活動時，將其看作是（社會）成員的方法，成員用這些方法使日常生活看起來是理性的，並且出於各種實踐目的使行動是可以訴說的，也就是『可說明的』……」換言之，常人方法學關注普通人的方法，以此深入理解社會規則之下的社會活動。

不難看出，上述社會學研究都強調「以小見大」，遵循微觀／宏觀的基本思路，即意圖從人們日常生活層面的活動與交往，而關聯到宏觀層面的制度、威權、社會組織等議題。譬如常人方法學關注的核心是社會規則、「日常生活的結構」，儘管他們「關注的是事物之所以成為事物的一面，集中於活動的進程」而非「結構」的社會靜力學，他們強調的還是日常生活的總體性，有客觀化和形式化的趨勢。

作為「微觀」的日常生活，實際是為解讀「宏觀」的制度、結構而服務。與這一取向密切相關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發展出來的「日常生活批判」，包括盧卡奇、赫勒、列斐伏爾和德波等。從「日常」出發反思資本主義乃至現代性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的深刻影響，德波的《景觀社會》以及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批判》都做出了相當精彩的分析。在《景觀社會》中，德波詳細描述了發達資本主義在榨空了的日常生活之上生產出的「滿足」、「自由」的幻象，以及這樣的總體性效果與「文化產業」（如好萊塢夢工廠）對日常生活的殖民的關聯。對德波來說，日常生活的「貧瘠」涵蓋了所有的社會實踐。儘管總體性的批評貌似深刻，然而身處其中的人們處於手足無措的被動狀態，日常生活也顯得蒼白無力。

列斐伏爾一生堅持把日常生活作為批評資本主義文化的場域，儘管他也認為現代日常生活是荒蕪的，但同時相信日常生活中蘊含著從資本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的潛能，這一點與他所堅持的辯證唯物主義取向密切相關。他認為，以辯證的方法深入日常生活，不僅可以把握日常生活中異化和商品化的程度，也可以找到抗爭的領域。對他來說，批判不應停步於批評，還要在日常生活自身找到潛在的日常批判實踐，譬如他對經典電影《摩登時代》中卓別林所呈現的工廠生產線與工人的身體節律之間的規訓與張力的討論。但他依然將日常生活作為社會生活的總體性基礎來把握。

與這些前輩研究的不同之處在於，本文提倡以變動不居的角度看待日常生活乃至萬事萬物：「日常生活」是一個保持開放的世界／整體，它不必指向如「主體際性世界的意義」（現象學社會學）、「社會秩序」（常人方法學）、「資本主義異化」（日常生活批判）等總體性判斷。如果僅僅是對「運用於日常的政治」做出總體性的認識，這其實是對所謂「運用於日常生活」的「大寫的政治」的迎合及固化，忽視後者主導地位（是在特定時空條件下）成為可能之偶然性，也即失去了有效的干預及改變的主觀能動性。堅持回到日常本身，目的是為了強調「生成於日常的政治」而不是「運用於日常的政治」。本文著力強調的是日常生活的生成性，也即日常生活實踐和經驗中生成的存在感、身體感受及體驗。強調日常生活的生成性，也是堅持研究的反思性，即這樣一個前提：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都在日常生活中。這顯然有別於常人方法學的「無所涉入」(looking without)或舒茨提倡的「價值無涉的觀察者」。同時，本文更加傾向於德塞托等人的日常生活研究方式：研究者與「報道人」是朋友與合作者，雙方更多是交流式的對話而非質詢式的問答，甚至研究者自己的生活困惑也會受到研究對象的啟發。日常生活的生成性，也同樣適用於研究以及研究者自身。

正是因為其生成性，日常生活豐富多彩、繁雜瑣碎。這裡我們不妨採取現象學常用的「懸置」的方法，在前人已經將其引入社會科學質性研究視野的前提下，不去糾結如何定義日常生活，轉而探討日常生活研究的方法。而第一步正是從日常生活的生成性出發。如上所述，研究者自身也應當進入到日常生活研究的視野，以把握日常生活時刻處於生成、變化之中的動態特徵，甚至可能由此深化自己的研究議題。譬如龔浩群在研究泰國曼谷中產階級的禪修活動時，強調自己不僅是為了與報道人「交朋友」，更是一個將其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心體驗「禪修」實踐的過程。可以說，日常生活研究更加強調感同身受。如何令日常生活在場，研究者的反思性實踐是相當必要的條件。

從日常生活的生成性出發，日常生活就不應該僅僅是研究對象，同時也是研究的一個途徑或者說方法論。同時應該注意這樣的前提：日常生活研究自有其特點，不可能取代其他的研究方法。筆者從「日常生活」的字面意義出發，將日常生活研究可以關注的面向總結如下，權且作為日常生活研究的方法論。

「日」指向每日或周而復始的時間性、重複性,其中包含線性和非線性時間；「常」指向常規或平常，其中既包含平常之「物」，也包含空間；「生」指向活生生的生命本身，其中包含身體、情感等更加親密的維度；「活」指向具體的生活實踐，以及習性與經驗。需要說明的是，在實際研究中，這四個面嚮往往密切交織，並無截然的先後順序。

「日」：日常生活的時間性

馮珠娣在《饕餮之欲》中將歷史時段與日常生活的時間做了一個對比：儘管1978年是中國正式宣布「改革開放」的時間，以她自己1982~1984年在廣州、1987年在山東鄒平的生活為參考，馮珠娣觀察到普通中國人在1980年代的日常生活是相當「集體主義式」的，直到1990年代中期，「文革」末期出生的一代人成家之後，才有了明顯的變化。也就是說，日常生活的時間史與宏觀歷史是錯位的；同時，日常生活所展示出來的不同人群的時代性也是鮮明的，如馮珠娣所說，交談之前她先問一下出生年代，大體可以判斷對方有著怎樣的生活習性。

從日常生活自身來說，美國人類學家Brad Weiss認為，日常生活的時間具有重複、即興、慣性的特點，時間性對於把握日常生活至關重要。在Weiss對北卡羅來納州一個小鎮農夫市集的民族志報告中，集中描述了自己參與幫忙的肉鋪在集市上一天之中的時間流：支起帳篷、擺好桌子，將分門別類切割好的各個部位/等級的牛排以及預先加工、冷凍的肉腸、肝腸、煙肉準備好，等等。顯然在這樣一個人來人往的市集空間，各個攤位的時間流是不同的。而顧客即興駐留、交談的時刻，則是對時間流暫時的打破。Weiss認為這個市集特有的時間性還突出體現在這些打破時間流的瞬間。因為農夫市集強調的是自產自銷的農產品，在顧客駐留的片刻，肉鋪老闆從生產者變成服務者，時間流被打破的同時，生成的是消費者與生產者的直接關聯。這與資本主義工業化生產之後，生產、服務、消費的各成一體、互不相干有著明顯的區別。農夫市集所強調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聯」，在這裡以時間的形式體現出來，即便這樣的駐留／關聯並不一定直接生成消費者對產品的購買（很可能攀談幾句便離開）而促成「商品流通」。此時體現的更有即時生成的農夫兼手作匠人的情感（交談中生成的自豪來自於自己的手藝），以及生產與消費之間的親密而非異化的關係。同時，對時間維度的強調還使Weiss注意到，來到市集的顧客都刻意穿著休閑裝，以強調這是在工作時間之外的休閑；而農夫們則穿著他／她們在農場勞作時同樣的衣服（工裝及防水靴），以彰顯其如假包換的農夫身份。對於農夫來說，市集／銷售時間是工作生產時間的延續而非斷裂，與顧客的時間觀是相反的。如此，通過對農夫市集的時間節奏的把握，Weiss生動地勾勒出市集日常生活的輪廓，其中凸顯的價值觀的匯聚與交流，直接引發出關於農業、技術、情感勞動、生產價值等更進一步的討論。

上面這兩個例子都通過時間性揭開了日常生活的「習以為常之蔽」。同時令人想到湯普森關於鐘錶時間、工人勞作與工業資本主義關係的經典討論。列斐伏爾也曾指出，鐘錶時間已經統轄了人們日常的空間活動：吃飯、上班、休閑、睡覺。而日常生活同時也是由生命乃至宇宙的自然節律構成的：生老病死，白晝與黑夜、四季更替。關注人們的身體時間或自然節律對外在時間（如現代鐘錶時間）的調適或不適，可以成為觀察日常生活的一個有效的切入點。呂斯·賈爾對烹飪、飲食的詳盡觀察與分析，也圍繞著日常生活的時間性展開：從購物、準備食材、烹調到飲食，這一系列原本微不足道的重複勞作，在呂斯賈爾的細緻觀察下，超越了公共/私人的二分、不再單純局限於「家務事」的範疇，而且從中表達出相當有力的女性主義主張：「總是有女性一直被困在家務與生育之中而與公共生活和知識教育絕緣……我想做這樣一種寫作：沒有姓名、沒有文字的寫作……它面向的是總在為他人服務的一代又一代的婦女，她們的（知識與文字）是由生活必需且無窮盡的家務、循環往複的一日三餐、對他人身體的關照，匯聚而成。」通過對女性在日常烹飪中「不足為道」的技藝及其取得的成就的欣賞性細緻描述，呂斯賈爾以「無名者的寫作」的名義不動聲色地表達了自己對於男權社會性別不平等的批評。

「常」：日常生活的空間性

日常生活離不開空間，同時空間也形塑了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空間與時間關係密切，如居所內部劃分為餐廳、客廳、卧室的不同空間，隨日常生活的節律而在不同的時間使用。列斐弗爾提出了著名的「社會空間」(Social Space) 的概念，也即空間並非被動的地點或「容器」，用以容納人類的各種活動及社會關係；它其實對所有的社會進程都有影響。從一個微觀的角度描述四合院村民室內生活空間的具體布局，可以揭示出非常具有當地特色的日常衛生實踐。空間化(spatialization)同時決定著並取決於人們對「高」「下」「潔」「污」的分別。如福柯所說，「空間從根本上代表了社區生活的形式」。

以筆者對於河南尚村衛生的觀察為例，在簡樸的四合院里，處處體現著空間與衛生的關係。眾所周知，傳統中國建築中，北為上位，南為下位，這也是一個劃分空間的等級觀。因此井台和下水道靠南邊、近院門，處於距離北邊的正房最遠的位置。這些都體現了「上」「下」與「凈」「臟」的關係。每家都有的供桌也蘊含了家庭衛生觀的意義。供桌上面的物品顯然是最重要的，如觀音或毛澤東像；位置也是最高的，或者說離地面最遠的。供桌是一個窄條長桌，一般都是根據堂屋北牆的長度定做的，正好抵住兩側的牆面。供桌下面中間的位置則可以讓一張四方桌靠進來抵住北牆，節省一些空間。四方桌並不常用，只在招待客人或是逢年過節的時候才拉出來，擺上七盤八碟。四方桌下面往往還疊著一小方桌，那才是家庭常用的桌子。小方桌要低得多，吃飯時大家把屋裡、院里四處散落的「墩兒」拉過來圍桌坐一圈，即可。吃飯時吐出來的骨頭、菜渣可以隨手丟在地上，而不是擺在桌上。在尚村人的觀念里，髒東西都應該往下走，而不能放在上面。

從供桌到四方桌到家常的小方桌，隨著它們在村民生活中的重要意義的下降，其排列高度也次第下降。日常生活空間的安排不僅體現了村民的日常信仰實踐，同時也是村民的潔凈觀，以及待客之道的體現，與此相對應的是日常衛生實踐。廚房與儲物間距離廁所最遠；院子里兩條交叉的水泥甬道分別通向正房和偏房，方便行走和打掃，其餘則維持原先的泥土表層，下雨時雨水可以滲到地下。臉盆和腳盆是要嚴格區分的。使用後的洗臉水灑在地上「降」灰，捲起的褲腳是為了防止灰土「上」身。總的來說，這樣的區隔涵蓋了上位—潔凈，下位—骯髒；內—凈，外—臟；距離身體近—凈，距離身體遠—臟，等等，都是可以感知的帶有等級秩序的衛生格局。依據這樣的觀察，村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都展示了他們對衛生的細緻辨別，對「乾淨」的關注，由此有力地回應了在城鄉區隔的社會背景下常常聽到的價值判斷：「農村人不如城市人乾淨。」而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可見，對空間的關注可以幫助研究者對日常生活的內容和細節加以足夠的重視；從這些細節也可以揭示其中所隱含的社會文化的隱形內涵。在布迪厄早年的「卡拜爾房屋或顛倒的世界」民族志寫作中，布迪厄對卡拜爾人居住的房屋空間作出了極為細緻的描述，將房屋內部的分區與外部世界的分區聯繫起來，分別對應了「親密、隱私的家屋女性世界」與「公共生活與農業勞作的外在男性世界」，從而勾勒出阿爾及利亞的柏柏爾族文化的整體特徵。雖然這樣的方法曾被批評為「無歷史的結構主義式」描述，這篇經典文獻著力強調的時間性、空間性與日常生活實踐，已經超越了機械的結構式範疇。更為重要的，這樣的描述表達的是布迪厄對卡拜爾房屋的居住者留戀其「傳統文化」的感同身受，其中內隱了作者對戰爭乃至殖民主義的批評，自有其政治立場。

關於中國城市家庭的空間，汪民安以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住房商品化的社會變遷為背景，探討了家庭、居住空間、倫理關係、社會關係的相生相聯：「居住空間的差異，最能昭示社會的階層差異……不同階層，一定會佔據著不同的空間，但是，這些差異性的空間本身，反過來又再生產著這種階層差異。」由家庭空間擴大到社會空間，汪民安分析了在不同的社區中不同的生活風格，大雜院、塔樓、別墅花園、郊區，等等。差異性的空間不僅再生產了生活的差異，同時再生產著習性的差異：「人們日復一日回到家中，回到居住空間長久形成的政治結構中，空間在耐心而沉默地塑造他們的習性」。日復一日的時間、居住的空間、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政治關係，這些日常生活的具體條件不僅塑造了習性，不可或缺的還有身體的日常實踐。

「生」：日常生活的身體

人文研究對「身體」的關注由來已久，尤其在歷史、哲學、文化研究、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等領域；社會科學領域對身體的關注也已有不短的時間。這裡不做有關「身體」研究的梳理，只強調一點，進入社會科學研究視野之下的「身體」，已經不再是笛卡兒「身心二元論」之下被動的、生物學意義上的客觀有機體，而是「關心的身體(mindful body)」、「會思考、有感情的身體」以及「社會之構成過程中的多維中介」。由此，身體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具有同樣構造的個體。事實上，「身體」也從未以一個單一的形式存在過，如Haraway所說，各個身體的邊界及其各種特徵「是在社會交往中實現的」。比如髒的概念，取決於如何界定、在什麼範圍界定：通常本地人覺得外地人臟，縣城人覺得農村人臟。人們同時也通過「臟」這個概念性流動地界定自己的身體。比如，「原本認為比商丘人乾淨的」鄭州人的身體，到了上海卻「變髒了」。可見身體是異質多樣、變動不居的，這也是對身心二元的權力關係的顛覆，身體成為具體的實踐活動的重點。

在對身體做動態理解而非醫學解剖學意義上的靜止人體的前提下，身體成為「過日子」的身體。馮珠娣進一步闡明：「身體不僅有結構，更有時間性；不僅是一個客觀的物體，更是（生命）過程的一個時刻（因為它總是在發展變化中），而那過程從根本上說也是社會的和歷史的過程。」也就是說，身體一直處於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坐標之中，是生命過程在各個特定時刻所展現的點，生命過程又處於社會和歷史的過程中。既然「身體」涵蓋了生活在這世界上的各種具體、實在的經驗，不妨通過「體現」來把握過日子的身體。比如人們吃飯、穿衣、居住、談話、勞作、回憶過去、籌劃將來等，都有其特定的形式，此即「體現」。日常生活的身體視角，促使研究者把觀察日常生活的視點放在具體而微的身體動作以及習性中，可以通過對身體舉手投足的各種動作以及日常實踐的關注，深入到日常生活。

仍以筆者對尚村日常衛生實踐的觀察為例：「剛到阿姨家住的時候，她時不時會擔心我是否覺得她家裡『臟』（本地土話說『埋汲』）。頭一個月我最常聽到的話就是『我們農村不比你們城市』。有一天吃早飯，她又以這句話開了頭，然後這樣跟我解釋道：農村到處都埋汲（臟）。你看我成天下地，地里哪兒都是土。還有這院里的花生，都堆在院子里，摘的時候都是灰。這兩天上地，一天換三次褲子。（我介面說，但那泥也好洗。）那是，沒有細灰。」阿姨這番話表明，人們對清潔的程度有著自己的常識性理解。而所謂常識性理解，與人們的日常活動密切相關，因此各人看法不同。各種日常勞作，譬如撒化肥，燒乾柴、樹葉或燒煤做飯，從井裡打水洗碗，在院子里摘花生，養雞等，這些生活的細節都對日常衛生有著非常現實的要求與限制。阿姨說她一天換了三次褲子，這最好地說明了在這樣的生活方式及生活條件下，要想達到個人衛生需要投入多大的勞動力。

在田野經驗中隨處可見的是，村民在切身的日常環境中巧妙的日常衛生實踐，與筆者在農村生活中的笨拙形成鮮明的對比：「住在阿姨家裡，其實我的第一感受不是『臟』，而是不方便。如果我是阿姨，很難說我肯不肯一天換三次褲子，明知道從井裡打水出來洗衣服的麻煩。住進來的第一天晚上，我甚至都沒有刷牙。因為大晚上站在院子里實在太冷，加上還要用手抓住那冰冷的鐵把手把水從井裡壓上來，更不用說我笨手笨腳地一時還沒學會如何單手操作打上來井水。困難太多。」

這裡筆者的身體的在場，或者說切身體驗，不僅令隱而不見的日常生活實踐凸顯出來，筆者和阿姨身體實踐的差異也表明，身體是社會關係、文化政治，以及利益與慾望的各種歷史形式相互交織的一個活生生的場所。套用波伏娃的名言，農民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而且成為「農民」的方式多種多樣（戶籍、勞作方式、生活方式）。而村民的身體與市民的身體，其間的界限是在話語實踐中形成的，城裡人與鄉下人在價值判斷的話語（如文明、衛生、素質）中定位自己與對方的身體。切身的生活體驗使研究者的視線放到具體而微的身體實踐以及活生生的身體經驗上，而這樣的身體絕不可能是單一的個體，這是在具體的社會歷史以及地理環境條件下形成的具有集體性、社會性的身體。正是「習性」將身體與社會性關聯起來。

「活」：日常生活的習性

習性的提出來自莫斯，由布迪厄結合了胡塞爾和梅洛龐帝的現象學後正式將其作為一個概念闡發出來，用於描述性別、階級、年齡等社會範疇規範性在身體、感知、行為上的體現。馮珠娣在《饕餮之欲》中對「習性」的解讀，將其直接與日常生活研究關聯在一起。根據她的論述，習性是「以常規行為為特徵的『持久、可轉換的氣質集合』，可為世俗生活提供反覆出現、可預料的形式」。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同意日常生活是「無意識」、「隱而不顯」，或者屬於德塞托所比喻的「內在語言」，如那些自說自話的嘮叨、腦海中浮現的記憶、對周邊生活不假思索的回應等，那麼習性可以為我們提供窺見這些「內在語言」的機會。進而言之，相對於具有總體性、結構性、事件性的大敘事而言，可以通過對習性的把握而重新認識日常生活的瑣碎、無聊、重複。譬如，洗洗涮涮打掃衛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幾乎習以為常到不為人知的地步。而一個小小的臉盆架，在尚村幾乎每所房子里都可以見到，這是一個平常到可以被忽視的物件，同時也是一個安靜而有力的證明，證明村民們對「乾淨」的關注，對衛生的態度。更為重要的，它提供了村民的日常衛生、人際交往、個人身體以及社會身體的實踐場域。

比如，臉盆架在尚村還是招待客人的必要物品。家裡一旦有客人上門，主人將客人迎到堂屋坐下後，總是會準備一盆熱水，備上毛巾和香皂，讓客人洗洗臉、擦擦手。洗完之後，主人才會端茶敬煙，請吃瓜子，等著開席上桌吃飯。進門的那盆洗臉水儼然已經成為待客必備的儀式，而這儀式的首要含義正是「衛生」。臉盆架在平常的活動中也佔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阿姨家就有兩個臉盆架，一個在堂屋裡面，一個在廚房外面的走廊上。廚房外面的那隻臉盆架上面還掛了一面鏡子，旁邊的牆面上釘了釘子，掛著毛巾。廚房的窗檯下面常年擺著兩隻大號暖水瓶，隨時提供開水。每次從外面回來，阿姨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臉盆架前面倒水、洗手。洗完還會用手把水灑在院子里，順便壓壓灰塵。這裡也是她們洗頭的地方。「我曾經嘗試學著她們洗頭，但很快就放棄了：天氣寒冷，穿著厚厚的衣服站在室外，挽著袖子的胳膊被迫高舉著，費勁地把頭低到臉盆架的高度去打濕、揉搓頭髮，頂著濕漉漉的腦袋來回奔波於井台與臉盆架之間……我這個城裡人成為尚村最不愛洗頭的那個。」

臉盆架顯然是村民日常生活的要素之一，像洗臉洗頭這樣反覆出現、可預料的日常生活形式，一定是經過了集體性的身體實踐歷史才「習慣成自然」的。可以說，習性不可能只關乎結構而無涉歷史，也即馮珠娣所言，習性「通常產生於集體性社會實踐，不可能最終縮減為純粹的個人專屬」。直到今天，臉盆架依然是娘家送來陪嫁的結婚傢具中不可或缺的一件。從臉盆架起始，我們可以繼續追蹤的是其使用的歷史，尤其是集體主義時期的公共衛生運動對村民日常衛生實踐的形塑。通過對習性的追問，原本捲曲、褶皺在一起的日常生活就此在空間、時間維度上舒展開來。

日常生活的方法論

如前所述，從日常生活的生成性出發，日常生活不應該僅僅是研究對象，同時也是研究的一個途徑或者說方法論。那麼，日常生活研究何以可能成為社會科學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論呢？

首先，重視日常生活時刻處於生成、變化之中的動態特徵，研究者自身進入到日常生活研究的視野，通過親身的體驗來把握甚至修改自己的研究問題。換句話說，研究議題來自日常生活，而不是從日常生活中尋找材料來對研究預設加以證偽或檢驗。

其次，日常生活研究重在對具體而微的日常生活本身之關注，而非將日常生活作為探討「意義」、「結構」、「秩序」等宏大命題的踏板。如楊建華在《日常生活：中國村落研究的一個新視角》中談到，「從方法論來看，微觀的社會研究特別有助於擺脫既有的規範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於宏觀和量的分析，難免套用既有的理論和信念。從微觀層面得到的認識（則）有可能得出不同於既有規範認識的想法」。這裡並非是說對「意義」、「結構」、「秩序」的探討不重要，而是強調對日常生活本身的關注，尤其是尋常百姓的生活策略，其中恐怕已經蘊含了認識社會、秩序、變遷的途徑。

再次，對日常生活本身的關注，要求重視生活細節。如筆者在田野材料敘述中對繁雜瑣碎的細節的呈現，這些具體描述實為體現日常生活真實質感不可或缺的基石。從農夫市集的微妙時間流，到家庭空間的規則與規訓；從身體清潔的照護，到臉盆架所體現出來的日常衛生習性，對細節的關注要求的是做研究的細心與寫作的耐心，還有對平凡瑣碎之事的關心。這恐怕也是日常生活研究作為方法論可能面臨的困難。其隱含的要求是，對微觀／宏觀二元論，以及「微不足道」與「意義遠大」之等級差序的超越。

譬如對臉盆架的描述，其目的一是展現農村日常生活片段；二是呈現村民經過公共衛生普及運動、集體性的身體實踐歷史而養成的「習性」；三是將研究者自身的習性與之做出對比。由此，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都展示出村民們對衛生的細緻辨別，他們並不是不如城市人「乾淨」。這個描述所對話的，是當下日益突出的城鄉分隔的社會背景之下，「農村髒亂差」的話語所體現的城鄉差別的相對性，以及城市加諸於農村的社會標籤的普遍性。對於政府來說，衛生是一個可以干預的對象，一個推廣自律的場域，也是村民們以此相互評估、相互監督的社會場所。而農村衛生管理的缺失，是一些農村「室內現代化，室外髒亂差」的直接原因。這也說明農村似乎依然處於國家治理所覆蓋的範圍之外，從某種角度揭示出國家治理在城鄉之間的偏差或者說盲區。可見，通過對日常生活的關注、細節的呈現、研究以及討論，可以達到一定的厚度和力度。

本文主要從自己的研究經驗出發，提出幾點可行的日常生活研究的方法，建議從時間、空間、身體和習性四個面向著手，或可打開思路，觸碰到日常生活真實的質感。同時，對日常生活研究相當核心的「實踐」的概念，本文也採取了「懸置」的方法而沒有專門論述，事實上時間、空間、身體、習性四個面向都是通過具體的實踐體現出來的。最後不妨援引呂斯·賈爾在《日常生活實踐》序言中的一段話，以作本文之研究立場的說明：在以往的研究中，「普通人」永遠是他者(other)，沒有專有的名字、也沒有責任歸屬和財產；他們只是一些被忽視的對象，或者只是大型調查中的原子式的點；作為類的存在,他們曖昧無名，似乎無足輕重…… 米歇爾·德塞托提醒我們，不要妄圖談論難以捉摸的主體性，而應該透過日常生活的實踐、做事情的方法等，來揭示這些無名者的行動策略，也就是說，研究必須進入日常生活的「實踐」。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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