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不否認，在中國近代史上，義和團對西方列強在政治、軍事和文化上的對華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和對抗意義，被視為民族意識的覺醒與民族主義的反映。但，瘋狂的反抗、報復導致的非理性殺戮，不僅使兩百餘名傳教士、兩萬多名中國教徒死於非命，且有許多無辜的外國人和中國人遭到了致命的戕害。

在特殊意識形態下，不少人對義和團運動賦予了正義、肯定和激賞的評價。然有史家學者卻清醒地認識到其中的迷信、暴力、荒誕、混亂、恐怖、反動和頑固。李大釗在著名的宣言性論文《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中指出：「時至近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唐德剛一針見血地將義和團與「文革」中的紅衛兵、武鬥相提並論，批判為一次清廷的權力紛爭。

西方列強為了進入、分割、佔據廣闊的中國市場，向內輸送商品、鴉片甚至西洋科技文化，不斷同中國地方民眾、中央政府發生摩擦，動不動上演軍事角力，造成日益積弱的清廷，不時低頭屈膝、割地賠款、開放商埠。

傳教士獲准傳教、成立教會，仗著治外法權，不受清政府管轄。不良教民也乘勢欺壓當地民眾。地方官員迫於教會的壓力，不能在審判時公正處理，只哀嘆受害者怎不為教徒。

時間長了，百姓自然不甘被如此欺壓，大刀會、梅花拳、神拳、哥老會等民間組織，也慢慢積聚了替民眾做主、代官府行權的反教力量。巨野教案，梨園屯教案……一個個反擊教會的行動產生了。即便曾國藩在統帥湘軍、籌辦洋務時，是何等的英武睿智，而在教案外交上，只能是一個典型的輸家。

雖時有官府派兵前來干預、圍剿，甚至誘殺了為首者劉士瑞、閻書勤、趙三多等，但上級政令閃爍，無法抑制住義和團借設壇扶乩、玩刀槍不入且日益興盛的鬧劇。

當時，華北地方經濟破產，傳統社會綱紀解體，秘密會社悄悄結集，最終形成了群龍無首、魚目混珠的隊伍。他們主要集中在山東、山西、直隸等省，地方長官大多有著山東巡撫毓賢的心態，「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擬將這些民間力量收編為民團，冀圖騰出手來打擊土匪，防患外敵。

義和團的興起和壯大，並不具有統一的領導者、嚴密的組織體系和紀律性，如同一盤散沙、烏合之眾。花拳繡腿，祭神念咒，燒香禱告，裝腔作勢……這些荒唐的把戲，麻木了被現實逼往絕境的百姓、流民、小手工業者。他們在艱難時世慘淡度日，痛苦掙扎，尋找生存的隙縫與喘息的瞬間。

船家女林黑兒自稱「黃蓮聖母」，組紅燈照，紅衣紅褲，右手提紅燈，左手執紅摺扇，紅滿半邊天。流浪船夫張德成一次從官府救出幾個練拳的年輕人，便立壇口，建「天下第一團」，聚集萬眾……一些酒肉和尚、地痞流氓，鋌而走險，成為了一方壇口的大師兄。他們受到了民眾的歡迎，被呼為「活神仙」，完全是因商埠的開放、租界的圈定、洋人對居民的壓迫所致。

此時，強佔膠州灣的德國集團，欲將山東劃入勢力範圍，頻仍挑釁，製造事端。聖言會傳教士安治泰多方挑釁，駐華公使克林德在京飛揚跋扈。安治泰的禍害，使山東成為了義和團的發源地；德軍強佔膠州灣，激發了中國民眾對外來勢力的仇恨；克林德被槍擊，更是燎燃了中外矛盾的導火線。而慈禧連續多次召開御前會議，也是聽說德國人西摩正領導八國聯軍進犯北京。

這些看似中德矛盾是最主要的。美、英、法、日、俄等，趁火打劫，濫殺、強姦、搶劫、縱火……馬克·吐溫曾寫道，在河北任丘縣，美國傳教士梅子明以「用人頭抵人頭」為口號，殺害無辜農民六百八十人。最後，他們勝利地脅迫清廷應允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圈定勢力範圍，懲治主戰的王親權貴，剿殺無助的百姓。

1899年，慈禧冊立侄女婿、端郡王載漪的十五歲兒子溥儁為大阿哥，計劃廢黜有些不聽話的光緒帝，擬於第二年元旦行儀式，不獲外國公使承認，被迫停止廢立計劃。

慈禧斷不容許外力蔑視和挑戰其權威。許是載漪也想做「皇父攝政王」，謊報西人集結兵力，逼其歸權於帝，讓她出其憤怒。慈禧聞訊，態度急變，頒令原本仇視的拳匪為義民，命協辦大學士剛毅，郡王載濂、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三人為親兄弟）與庄親王載勛統領義和團，似乎無懼地向十一國宣戰。

載漪為道光帝之孫、奕誴之子，娶慈禧二弟桂祥的三女為福晉（據《愛新覺羅宗譜》載，載漪之妻並非慈禧的內侄女，恐為《清史稿》訛傳）。載漪等利用義和團排外，力主慈禧對外宣戰。慈禧開始並不認可，載漪等頻頻入奏，極力稱讚義和團能御槍炮之法術甚靈，「因召入面試,於是太后亦信矣」。

已掌總理衙門大權的載漪，乃在所統率的虎神營練習義和拳術，成為北京軍民學習此術的最早者。載漪在王邸設立神壇，朝夕必拜。外敵來犯，慈禧以「載漪、奕劻、徐桐、崇綺主兵事，有請無不從」，一時間，載漪幾乎集軍權、政務和外交權於一身，權勢赫赫，恣意行事。在載漪、剛毅的主持下，義和團大舉進入北京城。

1900年6月25日，載漪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奔瀛台欲弒光緒，被慈禧阻止而未果。載漪追逐皇權，引聯軍亂京，結果沒等來兒子登臨大寶。大巫慈禧四處躲逃過後，媾和成功，保住了權位，但餘悸惶恐，趕緊下令誅殺曾經的愛卿。小巫載漪在聯軍名單上，被指為「首禍」，定斬監候罪。

1902年，清廷下令將載漪、溥儁父子流放新疆伊犁。由於「太后實陰縱之」，載漪「未永戍新疆」，及家屬流亡地西安，初依蒙古阿拉善王居住。

宣統元年（1909），福晉病殘，偕溥儁移住蘭州。外國人不許，轉而發放寧古塔。剛毅素來主戰、排外，雖曾公正處理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然未能公正地面對、反映義和團的「邪術歪道」，導致中外交惡最大化。

慈禧在拿義和團作犧牲、炮灰時，也沒忘拿這位能臣幹吏充當替罪羊。載漪、剛毅之流對滿清皇權滿懷忠誠，但在內憂外患時期意圖借用民眾的愛國激情，圖謀易君，別有用心。唐德剛地將載漪四兄弟比作後來的「四人幫」，拿剛毅和林彪做了比較，也是不無道理的。

義和團的鬥士們，原想過些安穩自足的日子，而機遇屢屢不得。他們從最初的反清復明，發展到舉起「扶清滅洋」的旗幟，卻自始自終不曾改變命運，即便踏進過暫時設為壇口的王府、衙門，但當權者在利益遭受損害時，自會無情地拋棄他們，甚至趕盡殺絕。我們在電視劇《闖關東》中所見到的朱開山，就因參加過義和團，遭到官府追殺，而被趕進了荒蕪、野蠻的大金溝。

我們在痛恨西方侵略者和慈禧之流之時，該冷靜地看到拳民們的迷信、愚昧、瘋狂和麻木。他們反對西洋教的迫害，也欺辱、剿殺、迫害自己的同胞，幹了不少中傷人道、破壞社會的蠢事：殺戮老幼，集體屠殺，火燒民宅，挖斷鐵路，摧毀衙門，焚壞車站，砍倒電線杆……留給我們的，是感傷和蒼涼，無奈和哀痛。

歷史不會因為塵封、扭曲和篡改，及意識形態，而有所改變。我們要堅持平視的眼光，辯證思考，看清當時政局和國際紛爭下不同人的選擇和作為，認識和把握西方列強文明實質。

洋人們不遠千萬里地來到中國，不是簡單地要胡作非為，而是尋求資源、擴大市場。而從乾隆朝開始，中外交往的一大障礙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禮，朝廷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會見外國使節等虛文上糾纏不休，成為觸發或激化中外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今天看來是再正常不過的禮賓常識，於當時看來，卻是「體制攸關」的大事，不能讓步。這背後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心理：中國是天朝上國，與其他各國不是平等的國體。長期宗法制統治和閉關鎖國造成的愚昧，影響著中外交往的正常印象。當時中國外交，動不動以賠款割地為籌碼，結果是不願吃明虧而吃了暗虧，不願吃小虧而吃了大虧。

長期以來，人們只看到列強在中國扮演侵略者的角色，在中外衝突中，中國是正義的一方，卻很少發現缺乏法律意識的拳民、教民和昏聵的官僚，具有爭取、忍讓的開放心態。某些眼光遠大者，在策略上暫時、局部和必要的妥協，也被一律斥為「賣國」。更多的利用、盲目、迷狂、悲烈和無可奈何，影響了後人不能站在歷史風雲時局中，正確辨識真實的歷史。

這一場所謂反帝愛國的運動，並不具備嚴格意義的革命性質，而列強迫使清廷以每一個中國人賠億兩白銀的威逼，成為晚清史上最大的一次悲屈和恥辱。拳民們被逼後的激勵反抗，被當權者、主戰者們不辨時勢、推波助瀾地利用、玩弄，成為了廉價的、不光明的禦敵工具。

當我重溫這一場中國百姓、洋人和清廷的大博弈，不由感嘆袁世凱、聶士成甚至光緒帝主張鎮壓義和團的長遠考慮，也不由想起了徐用儀、許景澄、袁昶等人的清醒與冷靜，在帝制和耕讀文化的餘暉中，不得不被覆滅，成為不能忘記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