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獵豹

1991年陝西省西安市東郊灞橋區新築鄉豁口唐金鄉縣主墓出土的胡人與豹。（作者供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2月9日《南方周末》）

在漢語里，有兩種指向不同的文豹。

2012年夏天，我在曲阜孔林的綠蔭圍護下，跨過洙水橋，見到一道門，人們稱之為「墓門」，有三門洞，石階、碧瓦、朱門，不遠處為享殿，那是祭孔時擺香壇的所在。門後是一條肅穆的甬道，古柏參天，鐵枝虯起，足可讓時光老去。石儀有華表、文豹、甪端、翁仲四對，為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刻立。這模樣像金錢豹的動物，據說叫「文豹」，文豹性溫順善良，是最佳守墓者。文豹據說能腋下噴火，還能識別好人與壞人，溫順善良，它與甪端均為傳說中的神獸。華表系墓前的石柱，又稱望柱；甪端也是一種想像的怪獸，傳說日行一萬八千里，通四方語言，明外方幽遠之事；翁仲乃是石人像，傳為秦代驍將，威震邊塞，後為對稱，雕文武兩像，均稱翁仲，用以守墓。文豹雕鑿造型流暢，調皮而可愛，豹子似乎處在嬉戲中，在我多年的遊歷與訪古踏探當中，尚未見過能與之相頡頏的。據說撫摸文豹可以消災避難，但撫摸也是有禮儀的，尤其是在孔林，必須從文豹的牙齒開始著手，然後頸部、胸部，由上而下。文豹已經被無數雙手摸得油亮，發出石頭的紅光。

「文豹」一詞至遲自在戰國時即已出現，到唐中亞「九姓胡」開始向朝廷進貢獵豹之後，方開始轉化為獵豹之專稱。（《新唐書》卷2214下《西域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248頁）獵豹也被稱作「馴豹」，點明了它速度之外的另外一個特徵：容易豢養。

《山海經·海內西經》指出：「開明南有樹鳥，六首；蛟、蝮、蛇、蜼、豹、鳥秩樹，於表池樹木；誦鳥、鶽、視肉。」意思是說，開明神獸的南面有種樹鳥，長著六個腦袋；那裡還有蛟龍、蝮蛇、長尾猿、豹子、鳥秩樹，在水池四周環繞著樹木而顯得華美；那裡還有誦鳥、鶽鳥、視肉怪獸等等。

蒙文通先生曾指出：「《海內西經》還六次提到『開明』……，這不會不和蜀國傳說中的古帝王——十二世開明沒有關係。因此，我認為《海內經》這部分可能是出於古蜀國的作品。」（蒙文通《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其產生地域》，《巴蜀古史論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這就是說，在古蜀開明王朝權力轄區，豹子等動物很尋常。清朝王士禛的《香祖筆記》卷三里，提到了華麗的「山水豹」：「山水豹遍身作山水紋，故名。萬曆乙卯，上高縣人得一虎，身文皆作飛鳥走獸之狀。」這幾乎就是畫家的範本。

我們在中國見到的距今最早的獵豹圖像，來自四川三星堆。

儘管三星堆的文物保護人員把這兩件文物都歸入「虎」，但王寶星教授考證後認為那應該是印度獵豹。理由在於，古埃及人對於非洲種最大貓科類的獅子重視有加，法老王更常以獅子自比，代表勇敢和威信。如果人民能獵得獅子，並取下它的皮毛，必重重有賞。然而，獅子又豈容易遭到獵殺？相對印度豹就較之容易獵取，更往往成為古埃及人的寵物之一。

「文豹」一詞在唐朝之前也可以泛指豹屬，在元朝時就有特定指向，即西亞獵豹。

元朝的漢人朝廷官員王惲寫有《飛豹行》一詩，詩前有一段較長序言，記錄了忽必烈縱豹捕獵的壯觀場面：「中統二年冬十有一月，大駕北狩（時在魚兒泊），詔平章塔察公以虎符發兵於燕。既集，取道居庸，合圍於湯山之東，遂飛豹取獸，獲焉。時予以事東走幕府，駐馬顧盼，亦有一嚼之快，因作此歌，以見從獸無厭之樂也。（予時為左司都事）。」

詩中關於狩獵的具體內容如下：「二年幽陵閱丘甲，詔遣謀臣連夜發。春搜秋獮是尋常，況復軍容從獵法。一聲畫鼓肅霜威，千騎平崗卷晴雪。長圍漸合湯山東，兩翼閃閃牙旗紅。飛鷹走犬漢人事，以豹取獸何其雄。馬蹄蹴麋歘左興，赤絛撤鏃驚龍騰。錦雲一縱飛塵起，三軍耳後秋風生。豹雖逸才不自惜，雨血風毛摧大敵。風煙慘淡晚歸來，思君更上單于台。血埋萬甲戰方銳，爪牙正藉方剛才。古人以鹿喻天下，得失中間系真假。元戎茲獵似開先，我作車攻補周雅。大笑南朝曹景宗，誇獵空驚弦霹靂。何曾夢見北方強，竟墮閉車甘偃息。揚鞭回首漢家營，一點槍纓野煙碧。」（王惲《秋澗集·飛豹行》）

這次豹獵是在忽必烈繼位後不久舉行的，當時正是忽必烈與阿里不哥大戰之前。詩歌粗筆勾勒了恢弘的狩獵場面與磅礴的氣勢。元世祖統治中期，義大利威尼斯人馬可·波羅來到中國。由於受到忽必烈的充分信任，他可以深入蒙古統治集團上層及民間，觀察日常生活。他記載了元世祖在上都等地飛縱獵豹捕獵的情況：「大汗豢有豹子以供行獵捕取野獸之用」。（大）「汗每周親往視籠中之禽，有時騎一馬，置一豹於鞍後。若見欲捕之獸，則遣豹往取，取得之後，以供籠中禽鳥之食，汗蓋以此為樂也。」這一珍貴記載可以元朝畫家劉貫道的《元世祖出獵圖》為證。不是親眼所見，馬可·波羅縱有荷馬之才，也虛擬不了。

其實，遠在唐朝時，依靠動物助獵已經成為一種朝廷風尚。武則天執掌大權時，為了迎合這種時尚，在大明宮禁苑內設置了專門的機構，負責皇宮中雕、鶻、鷂、鷹、狗、豹等動物的飼養和訓練。鷂善於捕鳥，被譽為森林獵手。嘴爪鋒利的鷹和長腿細腰的波斯犬，迅猛殘忍，是捕捉狐狸的好手。唐代長安城中狐狸的作祟、危害，使得家家戶戶人心惶惶，據說狐妖最害怕的就是獵犬。而以速度取勝的獵豹，則是獵取羚羊、兔子的高手。這些動物多來自突厥、康國、安國、史國、波斯、大食的進貢，就連飼養和訓練這些動物的官員，都是服役於宮廷中擁有官職的胡人，唐王朝強大的國力和廣泛的國際影響由此可見。

金鄉縣主是唐代開國皇帝李淵的孫女，滕王李元嬰之第三女。金鄉縣主墓出土的馴獸人是女性，她身後的動物是猞猁。（作者供圖/圖）

比如，唐朝章懷太子墓中有大量壁畫，其中有《狩獵出行圖》，可以進一步說明獵豹、猞猁參與皇家狩獵的情況。

唐高宗的第六子章懷太子李賢（654年-684年），皇太子經常奉詔監國，卻最終遭到生母「天后」武則天的諸多猜忌，直至貶黜，終於在流放之地受逼自盡。章懷太子墓中的這一幅巨作《狩獵出行圖》，展示了這位壯志未酬的王子，人生的某個壯麗闊達的瞬間。

《狩獵出行圖》位於章懷太子墓墓道之東壁，高100厘米至200厘米，長890厘米，是極為壯觀的巨制鴻篇，也是唐代壁畫的上乘之作。因為原圖太大，後來在揭取時被分成4幅。整幅畫面中現存46個鞍馬人物，浩浩蕩蕩地賓士在長安郊外的大道上。人物排列有序，最前方為探路隨從，兩側為執旗衛士，最後為兩匹輜重駱駝和殿後隨從，中間大隊人馬束腰佩箭，架鷹抱犬，前呼後擁。大隊人馬之中，還可以見到來自西亞進貢的捕獵者——獵豹、猞猁的身影。兩位騎手身後，蹲伏著警惕張望的獵豹和猞猁，一有動靜，它們就將從馬上一躍而下，雷霆出擊。據史書記載，在唐代，鑒於帝王喜好狩獵，西域各國紛紛向唐廷進貢獵鷹、獵犬、猞猁、獵豹。獵豹和猞猁據說是印度孔雀王朝瓶沙王首先馴養成功。

1991年陝西省西安市東郊灞橋區新築鄉豁口唐金鄉縣主墓出土，陝西省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收藏。該墓出土了一組騎馬狩獵俑，通高37厘米左右，形象各不相同，或架鷹，或攜犬，或帶豹，從側面反映了唐代的社會經濟生活。獵豹參與狩獵的證據，就是《彩繪騎馬帶豹狩獵胡俑》。俑長31厘米，高42厘米，騎獵者為典型的胡人打扮，頭頂光平，腦後部齊發，額頭纏系束帶，身穿綠色小袖衣，赤左臂，緊握拳，腰纏絲帶，雙手抱獵豹，足著靴，端坐馬鞍之上。據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載，粟特男子「齊發露頂，或總剪剃，繒彩絡額」。由此看來，這一尊俑與記載完全吻合。粟特自漢朝開始就與中國有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隋唐時期，其地大約在康國一帶。《騎馬狩獵俑》造型里，狩獵者懷抱的動物，雙腿較長，雙耳豎起，分明是出自粟特地區進貢的獵豹。

西亞諸國使用狩獵，豹的品種大多是亞洲產奇塔豹（cheetch）。奇塔豹、獵豹入唐時間在7世紀後半葉至8世紀前半葉，主要來自天竺以及粟特、安康、史景國。奇塔豹主產地在地中海以東乾燥草原和叢林地區，它們身細腿長，嗜睡（晝睡夜起）善跑，性情溫和，最早訓練其充當狩獵助手的可能是埃及人。（向達《唐代長安及西域文明》，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

唐懿德太子墓壁畫。胡人馴豹圖（局部修復圖）。（作者供圖/圖）

在盛唐時期，馴豹師一職已經完全由胡人充任，成了他們的專利。唐乾陵有十七座陪葬墓，其中等級最高的一座陪葬墓為懿德太子墓，作為唐代最為悲催的太子，「以墓代陵」恰是其宏大地宮建築的全部旨歸。值得關注的是，《唐會要》記載：「開元初，（粟特康國）屢遣使獻……犬、豹之類。」懿德太子李重潤墓中的胡人牽豹圖的繪製，則早於文獻記載。而且，這也是以往陵墓壁畫里沒有出現過的內容。

在其過洞壁畫中，有象徵皇宮內苑的《馴豹圖》《架鷂戲犬圖》《架鷹馴鷂圖》等採用礦石顏料繪製的精湛壁畫，畫面最為緊張刺激的，是標誌皇宮內苑的《胡人馴獸圖》。第一過洞里，東西兩壁畫有牽豹男僕四人：頭戴襆頭，身穿黃袍，腳穿長靴。其中有兩人腰帶上還有馴豹的特殊工具——鐵撾。鐵撾有點類似今天高爾夫球拍的器具，豹子向前張望，並跨步疾走、長尾斜垂，給人一種兇猛桀驁之感。但馴豹人則顯得悠閑而自信，表明豹子已經馴化有素，馴豹人淵渟岳峙，雍容大度。

在壁畫著色方面，以平塗為主，也使用暈染、隨線描彩、塗金等工藝。注重物象的主體感與明暗變化，既有濃墨重彩的絢麗，又有焦墨薄彩的輕淡。色彩運用豪放豐富，顏色使用了紫、紅、綠、黃、藍、黑等礦物顏料之外，還有金和銀。胡人與獵豹的壁畫構圖當中，尚有一株盛開著紅花的曼陀羅，這一挺立的植物，再次標明了胡人與獵豹的來歷。在佛經中，曼陀羅花是「適意」的意思，就是說，見到它的人都會感到愉悅。具有這樣的暗示氤氳，神靈置身其間，懿德太子安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