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靈魂伴侶就是這樣的吧

愛情面前誰都無法自拔

夢想面前愛情不堪一擊

祝福有共同追求的有情人幸福到老

1980年，在美國讀書的賴聲川（右）與丁乃竺。

圖|作者提供

在一起，追尋生命的真義

《中國新聞周刊》口述|賴聲川

整理|《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丁塵馨

本文首發於2016年2月1日總第743期《中國新聞周刊》

我和乃竺是非常幸福融洽在一起相處幾十年。而且我們的關係不斷在更新，越來越好。這不是一般人都能得到的。所以我們非常珍惜。

活到60多歲了，我們見到那麼多伴侶。有的人開始時那麼美好，後來派私人偵探的；也有事業好愛情就好，事業不好了愛情就沒了的；更多是看到不成熟心靈的兩個人在一起，暫時時很開心，可後來碰到很多問題。我們覺得幸福、也非常幸運，但我們不是像英文所說，「take it for granted」，這是理所應當的一件事情。這非常難得的，所以我們要珍惜要保護這個關係。

我們的人生很奇妙，戲劇、佛法和家庭是完全連在一起的。要理解我們，就要在這個框架里去理解。包括我的大女兒，她嫁給了宗薩仁波切的外甥，現在女婿基本就跟著宗薩仁波切做事，我女兒也在幫忙。

相識

說到乃竺，她太特別了。她就是一個如意寶。

我和乃竺相遇是在1974年的某一天。那時我上大二，我大學時代的主要記憶就是在民歌餐廳里唱歌和玩音樂，在艾迪亞西餐廳玩音樂，跟一群高中時的同學住在一起，我們在不同的大學，生活得像一個烏托邦。

當時台大一個朋友一直跟我提起，台大哲學系有一個女生叫丁乃竺，就像當年輔大有個胡因夢，她已經是傳說在外的人物。我一進輔大就聽說胡因夢了，那時候她叫胡因子。我們那個時代很多這樣的奇人。

有一天晚上在艾迪亞，餐廳有一個閣樓，他們跟我說，「走，到樓上去認識一個朋友」，那個人就是丁乃竺。

艾迪亞很小，我走上樓，那時候就覺得，我見過她！而且我們認識很久了。然後我就覺得，她就是我的老婆。

但那時候我有女朋友她有男朋友，我們雖然互相有好感，並沒有做任何勉強的事情。那時的想法是很單純的，雖然覺得就是她了，但自己也有女朋友，所以不可能衝動地就趕緊去追求她。就覺得像見到了一個老朋友般的感覺。可事實上，我們之前從沒有見過。

後來我們就成了朋友，我們很能聊天，聊很長時間。但不是男女朋友。

兩年以後，我大四那年，我們自然地結束了各自的感情，就在一起了。

1976-1978年，她畢業後在她叔叔的律師樓幫忙。那時候的她非常風光，俗世眼光里的那種風光。台大畢業的一個女生，因為自己喜歡，穿著旗袍去辦事情；她又特別單純，風靡了各個單位。我當了2年義務兵，但很輕鬆，開始做樂隊，後來又被調去做英文播音員，所以我可以在那個時間裡繼續玩音樂，同時計劃結婚和留學。

我覺得我們結婚也是自自然然會發生的事情。我沒有特別地求婚，就彼此一直有個默契，我們要在一起。當然在一個點我跟她提起，但不是跪下來求婚那種，我就問她那我們在一起吧，她說好。那時有一個插曲，因為她比我大一歲，她爸爸還蠻傳統的，尤其在那個年代，我不知道怎麼過她爸爸這一關。結果天助我也，剛好有一篇文章出現在報紙上，說的是，如果太太比先生年紀大的，離婚率比較低。

我就剪下來給我未來的岳父看。丁姐（丁乃竺）的爸爸那時在台灣是一個著名的政論家，也寫了很多書，比如《北洋軍閥史》等等，他看了沒說話。就表示這事OK了。

我後來跟他關係很好。我們家沒有婆媳的問題，我和她的父母也很好。

承擔

我想到兩件事。

一件事是發生在結婚前。一天她在我家玩，那是在台北雙城街一個老的日本房子，我12歲到台北後就是在那長大的。當時家裡有一個傭人，我媽媽當她是家人，後來她不給我們做傭人了，但還是住在我們家，還在那結婚生子。有一天，就我和乃竺還有傭人的兒子三人在家，那時他才三四歲，他玩著玩著突然把頭撞到柱子上，血流如注，我都快嚇死了。我沒有辦法想像乃竺當時之鎮定。她馬上問我，你們家的葯在哪，有沒有雲南白藥？我拿給她。我就看著她抱著那個孩子，很從容地處理傷口，她把那個傷口用手掰開，把葯塞進去，很快，就止血了。

我心想，「哇！我要娶的老婆是這樣一個女人！」

這是第一次我有機會看到她的冷靜加上一種英雄氣概。

1978年，我們結婚了，過了一個多月就到了美國，在伯克利，我學戲劇（博士），她學教育行政（碩士）。那時有幾個學校可選，而伯克利沒有獎學金，一年的學費就要幾千美金，但我們還是選了伯克利。很多人誤以為我們是有錢人家，我們真的不是。我14歲時父親（曾為駐美外交官）過世，政府每年給我母親幾千台幣的補助。我不敢說生活過得很艱苦，但母親是很辛苦地把我們帶大的。丁姐家也是，名氣在外但並沒有很多錢。

她做了兩年事存了一筆錢，我也存了一些，我媽媽給了我幾千美金。我們把這些錢放在一個很好的朋友那，這個朋友告訴我們，保證每個月可以給我們多少的利息。可不到兩個月，他倒了，我們再也沒見到這個朋友。我們的錢也沒有了。

我們跟學校講了這個情況，學校說可以下學期申請學費減免。可是生活怎麼辦？我們要面對的是，是不是要捲鋪蓋回家，因為真的沒有錢了。

這種情況下，人的個性就顯露出來了。

她鎮定到一種程度，讓我真的覺得，我的人生里有她在就是「幸福」兩個字。她就能一個人承擔。

她只對我說，「現在我們要想辦法自己賺錢了。」這種時候，她顯得冷靜和鎮定，一點恐懼都沒有。我想到我父親的一個同學，我們叫他錢叔叔，在舊金山開餐廳。電話還是乃竺打給他的，錢叔叔說，你們周五就可以過來工作。我們開了個破車過去，開始了我們的打工生涯。

那是個很豪華的餐廳。一到那就發給我們制服，我是服務員，管收盤子，分我的是一個土黃色的制服；她在前台做領位員，還能漂漂亮亮的。第一天我很狼狽，餐廳生意非常好，從下午5點半忙到11點沒有停，每一桌至少三輪翻台，我的壓力非常大，因為我什麼都不會，一整天被罵到臭頭，「12號，收！」「25號，收！」「快擺台！」真是感覺被丟到了火海里了。

那天回到家，我印象很深，我們一句話都講不出來，累死了。夜裡12點多，我們就坐在床上，看著彼此。但沒有抱怨。

那天我們累得跟狗一樣，躺下就睡了。

本來我順順利利地讀了博士，沒想到命運給我這麼一個變故。可第二天繼續時，人很容易就接受了這個命運。

我記得那天我賺了20多美金小費，高興得不得了。後來我慢慢成了跑堂的，越來越得心應手，一晚上可以賺到100多美金的小費，我們也有獎學金了，情況慢慢好起來。

故事再往下講，你就會知道，這個家庭里她是最重要的，是把這個家撐起來的那個。

乃竺有一張拿到碩士文憑時拍的照片，那時她懷著耘耘（大女兒），學校希望她繼續讀博士，但她為了帶孩子，也為了支持我，就放棄了。她開始找工作。我要念5年書，後面3年她就是一邊帶孩子和一邊打工。

在美國不像在中國，生了孩子有人幫你照顧。孩子叫了就得半夜起來餵奶，大點上幼兒園也是自己接送，感冒了還得提前接回家……那時候我還在上學，她開始打工，在各種餐廳打工。最高峰的時候，在4個餐廳打工。就在去年11月，我在舊金山灣區的時候，還開著車去我們以前住的地方轉了轉。那時我突然想起她曾經打過工的一個餐廳，那是開給學生的快餐店，一塊多美金一份，小費只有2毛錢。那個地方離伯克利很近，在一個商區里，是一對韓國華僑，父子在那做簡餐，她在那做一切——上菜洗碗，一小時只有4塊錢。我問，你為什麼要做這個？她說覺得他們做得很辛苦，也很佩服他們。

她的人生裡面，總是這樣，看到別人苦，就想去幫他們。

這對父子，脾氣又大又不會做，但只要乃竺在，就能幫他們弄得很好。

打4家工的時間大概持續了1年，她後來找到一個正式的工作，但距離家很遠，在舊金山的另一邊。也是她一去公司就旺起來了。她就是像陽光一樣，到哪裡就點亮哪個地方。

修行

其實我們在生活上很多地方是很不合的。我們吃的也不一樣，好比說她吃雞翅我吃雞胸肉；她吃辣我不吃辣。玩的也不一樣，愛好也不同。但沒關係，這樣也很好。生活中的不協調一點都不影響到我們，那個問題對於我們是零。我們有一種更深的東西是在一起的，一種追尋。那種東西在一起，就什麼都搞定了。那種更深的追求就是一切。那種東西是什麼呢？就是追尋生命的本質，追尋人活在世上到底是在幹什麼。

我們有一大部分別人不能理解的部分，是學佛的部分。對我們而言，修行是追尋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們的人生很奇妙。戲劇、佛法和家庭是完全連在一起的。

這三件事幾乎同時開始。

這得說回到乃竺的爺爺，他叫丁石僧，石頭的僧侶。這是他自己後來取的名字，以前他叫丁懷瑾，和孫中山一起鬧革命的人。他後來就不玩了，就在家修密。

乃竺在香港出生的。她出生的時候，本來叫丁乃蕾，結果她爺爺從雲南寫了一封信到香港，我後來還看到過這封信，信里說，此孫女與佛有緣，請改名為乃竺。

可爺爺從沒有見過她。大概她的佛緣這時候就有了。

乃竺十歲的時候，香港政府把她父親抓了起來，等他放出來後，全家就到了台灣。

我是在美國出生，12歲到的台灣，我們就像冥冥中的一種神秘的約定，從不同地方先後到了台灣。

更不可思議的是，我們後來修行時的老師在佛法上和乃竺爺爺的修行都是相通的。

我從大學的時候對道家思想有興趣，還到台大去旁聽。因為我玩音樂，開始對國樂感興趣，她也有興趣，我們一起去學琵琶。我們的老師叫林古芳，他給我們介紹了一個好朋友叫陳國欽，陳國欽那時才二十多歲，是一個八卦拳很厲害的人物，於是我們跟著林古芳學國樂，跟陳國欽學八卦拳。陳國欽有一天問我們，有沒興趣去聽一聽藏傳佛法。

我們說好。

那個地方在新店五峰山，是台北近郊。我們第一個老師就是五峰山的林上師。台灣和藏傳佛教的聯繫很薄弱，林上師是屈師祖的學生，是屈師祖帶著藏傳佛法到的台灣，而他和乃竺的爺爺是一卦的。

所以你怎麼會不相信因緣，不相信因果？

我們就這麼懵懵懂懂地接觸到了藏傳佛法。那是1976年，它對我們的影響很大。有了這樣的基礎， 1978年，我們決定在五峰山結婚，然後出國留學。

我們剛到美國，伯克利也有個佛法中心。我們搬了家後，總聽到一個奇怪的聲音，後來發現那是孔雀的聲音，打開窗戶看出去，對面就住的一個喇嘛。那是一個很奇妙的緣分，我們總是碰到和佛法有關的事情。

後來我們從美國回到台灣，就陸續請一些活佛到家傳佛法，一傳就是一兩個月，我們家就成了聚會的地方。那時候台灣沒什麼人學藏傳佛教，我們把它當學術來研究。

我們不但一起研習佛法，也面對生死。

我們在1985年就認識了宗薩仁波切。那時他才二十齣頭，第一次到台灣來，我還記得丁姐回到家說，「不得了了」。當年她的身份是翻譯。別人將藏文翻譯成英文，她再從英文翻譯成中文。她還替老師翻譯佛法。早期學藏傳佛法的人，看到她在台上，就會非常安心，知道只要她翻譯的，肯定是非常準確的。她真的是懂。

我跟她 一起生活那麼多年，很多東西我都不知道她是怎麼學的。

「這你怎麼知道的？」我問。

「我就是知道。」她說。

她教我學會忍辱

當時我們的生活忙碌到什麼程度，你可能沒辦法想像。導戲就已經要瘋掉了，在台灣很長時間我還教書，教書的量是一般教授的兩到三倍，因為缺人，沒有人教這些課。我當年是副教授，一周教8小時就夠了，可我一般都教二十多個小時。她開始時在電腦公司上班，還要搞劇團，還要為佛法的活動籌款，還要翻譯。有一次，大概是1990年，她為宗薩仁波切一個很大的活動籌到很多款，我心想，可以了吧，你這麼累，他們有基礎可以蓋廟了。可是我發現，不斷有新的人有新的要求找她，她就會去繼續做。

太多人碰到事情就找她，她就是萬靈丹，傳說中的如意寶。誰有任何問題找她，她一定放下一切細心又耐心地解決你的問題。

我們的生活，很多人不能理解。因為我們不應酬。到了一個年齡，我們都不大出門，除了工作就是在家裡。

乃竺到底在做什麼？我可以稍微透露一點。有時候我回到家，看到又有人在客廳，他們很小聲地和乃竺在談話——又有一個朋友因人生中碰到問題找乃竺談話。

她不只是為我做事情， 她為太多人做事情。對一無所有的人、大財團的人，她都沒有分別心，不論他是什麼人。

但她不願意出現在台前。她沒有很想演戲，我和金士傑都覺得她是《暗戀桃花源》里雲之凡的理想人選，但她就是不愛。如果她個性有稍稍不同，她可能是一個大明星。她有那個魅力，她在表演上有那個能力。但她都退在後面幫助別人。

當然從中得利最多的是我。

我有個新加坡的朋友，叫郭寶坤，他也是新加坡的「戲劇之父」，1988、1989年的時候，他和榮念增會組織一些華人精英的研討會或者講課，包括余秋雨、楊世鵬和我都受邀，我因此和郭寶坤成了很好的朋友。

1998年的時候，他突然打電話給我，問我「最近忙嗎」，我說「很忙啊，在做一個新的戲」。郭寶坤是一個很典型的、優雅的中國人，在新加坡講一口北方話。他說，有個事可能要請你幫忙，我6月份有個演出，希望你幫我導。我明天要進醫院切除一個腫瘤，可能沒辦法導，你能幫我嗎？

他這樣說我沒辦法拒絕。

那部戲就是和人藝合作的《紅色天空》，主演是林連昆等人藝的老藝術家，我們的合作非常愉快。他跟我說你一定要來北京導戲。

到了1998年底，我們就去了北京。

其實在1992-1993年，楊世彭幫我們導《推銷員之死》的時候，因為用英若誠做翻譯，我們請英若誠來台灣。後來他回請丁姐到北京玩，帶她到處看，那時候丁姐就對北京有很深的印象，她回來後跟我說，我們可以慢慢地考慮到大陸做演出。

2008、2009年，我們有個很大的改變。我們第一次和大陸合作創作新的作品《一起看電視》。這個過程，乃竺在推動很多事情。2008年底，我做了《寶島一村》。2009年女兒結婚，我做了聽障奧運會。將近兩年時間裡，她作為總監製，擔任所有的繁瑣的工作。那之後我們開始做大型活動。

後來就碰到「百年慶典」。當時的「副總統」蕭萬長親自找我，我不想做，躲起來，讓乃竺對付。最後剩不到一年了，他們又找到我，說真的沒人做。乃竺想到她爺爺的淵源，說那就做吧。

想不到那是這麼大一個反彈。（註：台灣「百年慶典」，正逢選舉期間，賴聲川總策劃、導演的慶典活動被綠營抓住進行大肆抨擊，他因此陷入「弊案」風波，和「攀附權貴」指責。）

事後回想起來，她也很懊悔。她有自責。我不斷地安慰她，我跟她說，一點問題都沒有。我說，我們的人生裡面不管順的還是逆的，我們能接受的話，最後的結果都是好的。說實話，比如我能夠體會勞工階級、廣大群眾在想什麼，也就靠的那5年的打工生涯。我為什麼更了解人性，就因為有那5年。好像老天爺安排好似的。那5年真的很苦，苦過來就得到太多東西。

像這次，「百年」的事給我們那麼大的打擊。我還是那句話，如果你做錯事被人罵，你要檢討；如果沒做錯事被人罵，那叫修行。

要學會忍辱。去學習任別人胡說，不還口。這些是乃竺教我的。以前我的個性不是這樣，你誤會我污衊我，我沒做錯事，我絕對要反抗，不能接受。

她真的不斷地在教我，「不行，你就要接受。」 「你要看清楚，你還手，一點用都沒有。」「了解你的人就相信，不了解你的永遠覺得就這麼樣的。」這次是我很重要的一課。

而她那時候受的打擊就因為我，她不忍心看到別人這樣對我，所以會自責。反過來我也一直安慰她，「我一點問題都沒有，這是我的人生里做的決定，這個決定我做了，我不會怪任何人。」我一秒鐘都沒有怪過她。

她自己覺得怎麼誤判了那件事。但和那次我們錢被騙光了一樣，對我們是一個轉折。而且時間會改變很多。現在，這事情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了，而我們還是一樣非常幸福。

它也讓我在人生里更往前走。

慢慢地我們的重心就轉移了，轉到大陸，轉到美國。回頭去看台灣，舞台已不在那了，雖然那裡曾經是。

彷彿不斷有強烈的暗示，讓我們不斷地改變。

這之後，我們和央華合作在大陸演出，做烏鎮戲劇節，《如夢之夢》能重做，又有了上劇場，我們還是那麼幸福，還有了兩個（外）孫子。人生在不斷前進，靠的是這些事情。佛法上我們也沒有停止，不斷在修行。所以就是這樣，我們在過的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忙碌生活。

我們兩個加起來才是一個我們

我們在一起幾十年，不但生活在一起，還工作在一起。

太多人不理解，我們可以在一起共事。我們分工明確，我管創意、她管製作。當然有交集，但我們就討論。我們之間的溝通一直非常好，我們一直很在意彼此間的溝通，一天沒講過話，就不舒服。講的話都是所有事摻和在一起的，工作的、家庭的、佛法的都摻在一起了。這感覺很微妙。

郭寶坤在我們家住過一段時間，他寫過一篇短文談我們，他說：朋友和家人不分，工作和休閑不分……什麼都混為一體就對了。

我們以前住在陽明山的時候，車庫就是我們的辦公室，我穿過廚房就去上班了。耘耘在家總是看到，演員不按門鈴就進家了，或者穿著僧袍的人在家走來走去。上世紀80年代，家裡最高峰時每天晚上有一兩百人，他們來聽佛法，一待就是兩個月。

我和乃竺是各自進行修行的，隨時有體會都會彼此說。她不會有問題，一定是我有問題問她。我還沒碰過我有問題她解答不上來的。我一直鼓勵她開一些課，她堅持不肯。

她很少有過度的情緒，一直很平和。

我們做《在那遙遠的星球，一粒沙》的時候，和張小燕（台灣著名綜藝主持人）合作，慢慢地，她對乃竺也有些了解，後來在節目里她公開說，「丁乃竺啊，如果這時候房子燒起來了，她也會說，『嗯，也不錯。燒完還可以重蓋』。」

「百年」的事情，我們最難的時候，她也沒有太大的情緒，她就是每天看網上的狀況是什麼，我們還能做什麼。

她睡眠非常好，我睡眠不好，半夜如果她發現我睡不著在那翻，她就會幫我按摩，一直到我睡著為止。幾十年來都是這樣。

但她不會讓別人感覺到「我在奉獻」。你真要了解一個人，要從這些細微的地方看。

她太多東西跟我不一樣，比如我會累積東西，她會丟掉；她要減少，我要增加。我們出去旅行，她沒有任何意見，全部我主導。她可能覺得我比較亂，但就說一兩句，沒別的了。在這些細節上，我們彼此從來不會抱怨。

我現在看她，中國人講的那句話再貼切沒有，就是「另一半」。這是很深刻的感覺。「另一半」的意思是，我們單獨是不成立的，我們是一體的。就好像我們兩個加起來才是一個我們。

我們不能奢望可以更好，所以也更珍惜。我們也不炫耀。我也不認為夫妻就是該這樣，世界上的愛情和情感維繫都很艱難，像我們這樣融洽的不是太正常——我願意這樣說。所以我們特別珍惜。

所以，如果夫妻之間沒有更深的追尋，很容易散掉，很容易瓦解。如果彼此關係是建立在金錢或者簡單的吸引力上，那個東西很快、幾年內就可能散了。那個追尋，不叫做公司要上市或者什麼的，是短短的人生里，你到底想要做什麼，以及生命到底是幹什麼的。有這樣更深的彼此的追尋，你才有真正的話題可聊。如果你的話題總是，「表坊今天怎麼樣，賣了幾張票」，兩三年就疲了；或者「你愛不愛我，我愛不愛你」，一年就疲了。要真正的長久不是這些。

我們到今天已經結婚38年了。必定有更深的東西，要不然兩個人早就不說話了。

這些年，我們兩個都會找時間去旅行，好比去年，我們到美國俄勒岡導戲，我就特意早去一周，去一些我們喜歡的地方，就兩個人，安安靜靜地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