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檔案文獻的深入開掘推進學術史視野下的大學史研究

學術史和大學史有緊密聯繫，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學術史是以學術演進歷程為研究對象的領域，而學術演進既體現在內在要素的發展上，又倚賴外在因素的支撐上，所以學術史就不單是研究學者精神層面的東西，同時也包括許多制度層面的、物質層面的因素。具體而言，學術史是要通過研究學者和學術著作、學術傳承的狀況以及學術制度、學術組織、學術投入等的演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來總結學術發展趨勢和研討各類相關問題。相對來說，大學史的研究對象更為清晰明確，它研究的是作為教育實體和知識社區的大學的演進歷程。由於大學不是建立在真空中，故大學史並非局限於校園內的「校史」。中國學術研究和大學合為一體，是近代的事情，即學習西方、日本建立了大學制度和機構之後。可以說，大學體製為學術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它既加速了知識轉型和學術轉型，使中國固有的知識體系特別是學術體系向西方近代知識體系和學術體系迅速轉換，也使從事學術研究的人迅速職業化和專業化，從而使得學術研究成為大學的核心職能之一。由此，學術史理應成為大學史的主幹部分。

從研究狀況來看，將學術史作為大學史之主幹的論著稀少。目前所能見到的與大學史密切相關的著述多為各個大學的校史，且往往將大學的歷史限於一校的校園之內，著重於學校的組織與機構、人事與師資、教學與課程、學術成就、學生運動等的歷史變遷，這與嚴格意義上的大學史有較大距離。以往也有不少近代中國高等教育史的論著面世，共同傾向是從教育史的角度論述大學史，把大學的功能簡單化。近些年來，隨著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水平的提升，一些學者出版了質量較高的大學史研究著作，如金以林《近代中國大學研究(1895—1949)》、王東傑《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許小青《政局與學府——從東南大學到中央大學（1919——1937)》等。這些著作或考察近代以來國家教育主管部門的各項政策對大學發展的利弊，分析近代社會與大學教育的關係；或將某一大學納入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整體建構之中，從建設民族國家的角度拓寬國家(政府)與大學關係研究的新路徑；或考察劇烈政治變遷背景下某些大學的命運，揭示大學與國家、政黨、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應該說這些論著都注意到了大學史研究需具備教育史、政治史、社會史等綜合眼光，才能實現研究內容、視野和方法的整體創新。有的著作從某些大學的個別學科角度，闡發大學建構和學科發展的關係，如孫宏雲《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展開——清華政治學系的早期發展（1926—1937)》、尚小明《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史研究(1899—1937)》等，質量頗佳，但仍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史視野下的大學史研究。現今仍普遍缺乏學術史視野下的大學史論述，這不能不說是大學史研究的一個缺失。儘管中國近現代學術史方面的著作也出了不少，但大都圍繞學者、學派、學術著作以及某一學術領域傳承做文章，將大學作為學術建設的依託對象和學術發展的必備條件而展開的學術史著述可謂鳳毛麟角。學術史和大學史的相互分離，出於多種因素，研究者的學術領域和專業訓練不同所導致的學術視野、路徑、方法等的差異，使得兩者難以融合，恐怕是根本。欲解決這樣的問題，需破除畛域之見，以開闊的眼光打通兩個領域的文獻史料，以此為基礎，進行整合性的研究才能實現雙贏。

孫宏雲《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展開——清華政治學系的早期發展（1926—1937）》；本書著重探究後期的主要學術單位清華政治學系的早期歷史，從具體的學術史事中揭示中國現代政治學展開過程的淵源脈絡。

僅就文獻史料的打通運用而言，即有很多拓展空間。特定的校史和大學史寫作，往往依託於豐富的大學檔案、大學報刊、同學錄、紀念冊、講義以及相關人士的書信、日記、詩文集、回憶錄等史料，其中檔案文獻是核心。民國時期的大學檔案一般分為總類、教務類、人事類、學籍成績類、總務財務類等。總類基本收藏辦學文件、規章制度、來往公文、關鍵事件等綜合性質的檔案材料；其他則是依據學校日常運作和管理的主要方面來大體分類。在反映民國時期的學校發展歷程時，在形式上，大學校史的寫作除了某些專門敘事外，基本是按照這些部類分章進行的。表面上看，這幾類檔案和學術發展關聯不大，若僅依這些部類寫校史，易寫成一個機構的建設與發展史，甚至淪為和其他機構類似而無大學特色的歷史。當然，目前行世的各大學校史都儘力強調學術建設在學校整體發展中的作用，皆以大量反映本校學者生平、學術著述、學術貢獻的其他史料來補充檔案史料的不足。這自然是很可取的做法。不過若轉換觀念，更新史料認知，拓展史料運用的空間，這些檔案材料基本都能服務於學校學術發展的歷史敘述，都可在學術史的大視野下充分發揮作用。在學術發展史上，制度和機構因素越到後來發揮作用越大，中國也不例外。清季，中國學術出現轉型，由古典學術形態向西方式的近代形態轉換，即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向文、理、法、商、農、工、醫七科之學轉換。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的現代大學體制建立、各類西式分科基本固化及用「整理國故」方式研究傳統學問成為共識，這樣的轉型才算完成。在這一過程中，大學制度和機構的建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大學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學術研究，即大學是作為學術研究、人才培養的最高機構而建立的，大學體製為學術運行提供基本保障，使得學術研究由此成為學者的一項專業性工作，而非像古人那樣從事著「業餘研究」。學者身份的轉化和固化，使得學術有大發展，也使學者的管理、使用等成為新課題。大學如何管理一個職業化的教師群體，如何對於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進行合理的規劃，如何在財務投入上維持學校的各方面運行，等等，都是學校建設必有之義。這些方面實施的結果，都體現在留存至今的各大學檔案文獻中，成為檔案的主體內容。就學術史的研究而言，首先是要將人(學者)作為核心對象，有了人這樣的研究主體，才能進而擴及人製造的產品(學術著述等)和各種衍生物，所以大學裡的人事類檔案就不僅僅是人事部門管理學校各類人員的簡單記錄，也是考察學者構成、評估學術力量的重要載體。其次，大學體制的出現，為學術運行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所以一些規章條文的出台，院、系、所等組織架構的設立，相應的學校機關的運作，後勤部門的措施，本質上都可視為一種學術制度、學術組織和學術投入，即學術史要研究的影響學術發展的制度、物質層面的因素，這些因素往往和總類、教務類、總務財務類檔案中留存的記錄息息相關。最後，大學作為培養高級人才的核心機構，關聯學術傳承；大學又是一個特殊的社會構成，具有自身的精神文化，塑造著學者的品格。這兩方面的記錄在教務類、學籍成績類檔案以及其他檔案材料中都有很多留存，利用這樣的記錄從事研究，也屬學術史的題中必有之義。

這裡可以人事類和學籍成績類檔案的運用為例，進一步說明學術史視野下的大學史研究應如何深入發掘檔案文獻資源。中國學術的近代轉型，一方面使得中國學術體系向西方靠攏，由講求「通人之學」轉向倡導「專家之學」，學者有了自己的專業，身份由「通人」轉為「專家」，這在當時中國各大學按照系、科編排的人事類檔案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晰。另一方面，中國固有學術傳統、傳承中的一些要素也未全然消失。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學術傳承中三個要素最為明顯，即血緣、學緣(師承)與地緣關係。近代社會流動性大，人們擇業觀念多元，學術傳承中血緣、學緣與地緣關係的固守越來越不易，但從大學人事類和學籍成績類的檔案記錄中，還可以發現除血緣外那兩重關係的深深留存，體現濃厚的中國學術傳承特色。如在北京師範大學檔案館保存的清末以來的該校檔案和民國時期輔仁大學檔案中，就可充分發掘這方面的資料，其中涉及北師大(含女師大)史學系（或史地系）的人事、學籍類檔案，即有3個全宗的將近90個卷宗，涉及輔仁大學史學系的人事、學籍類檔案有50餘個卷宗，這些檔案一是載有民國時期不同階段的北師大史學系和輔仁大學史學系教師聘任的基本情況，包括教師的籍貫、學歷、專業、授課名稱、家庭狀況乃至經濟收入等信息；二是載有民國時期不同階段的北師大史學系和輔仁大學史學系學生的基本信息，包括學生的籍貫、中學來源、學習成績、家庭狀況等。從學術史角度研討這些信息，不僅使我們能了解作為當時學術重鎮的北師大史學系和輔仁大學史學系的學科架構和學術隊伍情況，也能使我們知曉兩校史學人才培養的大體情形，而更為關鍵的是，能從深層次上分析帶有濃厚學緣、地緣色彩的中國特色的學脈體系，並梳理出可信的人脈譜系，從而有助於學界深入研究近代中國史學演進中的學術傳承關係。史學學科如此，其他學科也類似。北師大的檔案材料如此，其他具有深厚歷史傳統的大學的檔案材料同樣能發揮這樣的功能。只要能從學術史的視角看待和運用大學的檔案材料，這些材料就活了起來，而非只是一些乾巴巴的數據和僅具有統計意義的死材料，加上一個高屋建瓴的學術史視野，以這些材料為根基的大學史研究和寫作也會更上一層樓。

從學術史角度推進大學史的研究，拓展史料認知，轉換觀念，用好既有檔案材料是個基礎，同時也要注意發掘運用以往可能缺乏條件收集整理的那些檔案材料。民國時期的中國大學，情形複雜，有公立學校，也有私立學校，私立學校中還有一部分是教會大學，在這些大學任教的學者，很多具有留學背景，也有不少外籍學者親執教鞭，所以他們的檔案材料有些是在國外；至於由西方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所辦的教會大學，更有大量檔案留存在西方國家，如輔仁大學以英、德文為主的檔案目前大都在天主教聖言會的總部德國小城奧古斯丁，那裡還設有專門的《華裔學志》研究所，從事收藏與研究工作。類似的情形當還有不少。所以，對於學術史和大學史的研究而言，今後的工作重點之一就在於大力發掘域外檔案材料，將之與我們已掌握的本土材料結合使用，方會收到最佳的研究成效。

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1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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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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