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朱天心：張愛玲精神傳人 胡蘭成親傳弟子

朱天心，曾任台灣《三三集刊》主編，其作品多次獲時報文學獎及聯合報小說獎等多項文學獎，為台灣文壇的重要作家。

台灣朱家三姐妹都是著名的作家，大姐朱天文，二姐朱天心，三妹朱天衣。同姐姐一樣，朱天心也深受張愛玲的影響，她的作品《方舟上的一天》和《擊壤歌》，曾讓胡蘭成初見便擊節叫好。

文河西

三個女子，一個恬淡自靜，不知道會不會顧影自憐，名曰朱天文；一個浪跡天涯，四海為家，只為一個深愛的心上人，名曰朱天衣；一個關注著城市與人的變化，參與政治，希望用自己的觀念來影響別人，名曰朱天心。

朱天心也許是台灣朱家三姐妹中最理性的一個，每天去咖啡館去寫作，堅持著日復一日的寫作，更多的需要耐心。從最初給胡蘭成讀到並大為讚賞的《方舟上的一天》和《擊壤歌》，到之後反省殖民的《古都》，朱天心的寫作比她的姐姐更戀戀風塵，不像朱天文，似乎更高蹈一些，空靈的氛圍中，若有若無的故事在呼應著卡爾維諾或張愛玲。

她清楚地記得，17歲那年，在台大歷史系的夏天，純真、熱情、充滿夢想的朱天心拿起了筆。朱天心當然也深受張愛玲的影響，雖然她說自己「斷奶」要比姐姐朱天文更早一些，但字裡行間難免有著一些「胡（蘭成）腔張（愛玲）調」，注重的是意象在敘事中的穿插，造就一幅紛繁複雜的日常/詩意織錦圖。一出手，就讓這一派的老宗師胡蘭成驚為天人，欣然為之寫序：「現在有了朱天心，要來說明李白真方便。」直接拿朱天心和李白相提並論。

朱天心(右)和姐姐朱天文

朱天文說她們家的暢銷書冠軍是朱天心，確實如此，算起來，其中最暢銷的，大概就要屬《擊壤歌》了。首印頭五年，就在台灣銷了30萬冊，以後不定期的增印，加起來，總數一定很驚人。之前，《擊壤歌》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再版。

拿過這樣一本30多年前寫的小說，小小的，薄薄的，拿在手裡，默默地讀這樣青春的句子：「我們並著肩默默地走著。紅磚路剛被雨水沖刷成乾乾淨淨的紅色，高大的相思樹和尤加利，把整條路給遮得涼涼綠綠的，是一種很好喝的空氣。」心中百感交集。

轉眼一瞬，人已到中年。身為人母的朱天心，也在發生一些小小的變化。你看她和女兒謝海盟合著的《學飛的盟盟》，字裡行間，充滿著愛意。她的軟，和她參與政治時的硬，恰成對照，另一種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對大陸的讀者來說，不怎麼寫劇本對她的知名度是一種損害，但是朱天心並不在意同一屋檐下的姐姐因為侯孝賢御用編劇的身份而更受追捧，朱天心有自己的追求，並且實踐著自己的追求，這本身就是一種美麗。

朱氏三姐妹：朱天衣、朱天文、朱天心

作家有責任發出聲音

南都周刊：你寫過《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你小的時候也是住在眷村裡（編者按：眷村是指國民黨政府為遷徙至台灣的軍人及其眷屬所興建的房舍）？

朱天心：對對對，差不多一直住到15歲，一直住在軍區大院里。大部分都很艱苦，只是苦的程度不同。宜蘭縣的農村，他們還有土地可以耕種。而眷村裡生活的人完全依賴國家，不會餓死，但可以說他們是身無分文。他們的孩子有兩種出路，要麼憑自己的實力讀書讀出個名堂來，要麼就是跑差，比如像鄧麗君一樣當歌星。

當然眷村中的人也分等級，軍官和中下級士兵的生活也會不同，不同的軍種也會有不同。在李登輝時代，硬把眷村的居民說成是國民黨的富翁，其實他們那是一樣窮的，我替他們感到委屈。台灣本地人並不是很了解，以為外省人全部是有權有勢的。

我很受不了有些文章把1949年之後到台灣的國民黨軍人一律說成那個樣子，我覺得不能醜化他們，那樣的敘事背離了真相，所以懷著那樣的心情，我寫了這樣一本書，我對自己說，我一定要把真相寫出來。其實在台灣寫這樣的書並不討好，讀者也會覺得你好殘忍。你寫了好的方面，也把許多陰暗的方面呈現出來，很多人覺得受不了。

南都周刊：1996年寫的《古都》是你的代表作，回望的不光是台北城，是否同時也是你的文學來時路？

朱天心：我寫《古都》正好是台灣本土化最熱的時候。我們這一代人都是1949年之後到台灣的，我們一直被質問，如果台灣和大陸開戰，我們會站在哪一邊？我們往往被排除在台灣利益之外，我們當然不能接受，會感到很委屈。在台北可以競選市長，台灣也可以競選領導人的時候，每個公民都有投票權的時候，我覺得是不是應該對外省人有更多的寬容？但是其實不是這樣的，本土人會對外省人有一種本能的排擠，他們的心中充滿仇恨，並不是一種很健康的心態。

我當時想，在台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真是好可怕。我希望來解讀這種不認同的自由，你可以很恨，也可以不和你們唱同調，但每個人可以有他的自由。可是現在看來，我的《古都》寫了也是白寫，基本上在台灣，這種仇恨和排擠愈演愈烈。我的寫作也許就是魯迅所說的「吶喊」吧，我知道那樣會惹人厭，可是怎麼辦呢？你有責任去這樣做，可是你既然已經看到了，你能袖手旁觀嗎？你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作家，你能不發出你的聲音嗎？

南都周刊：你覺得自己是不是也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作家？

朱天心：我比較不會用「使命感」這個詞。我感到我看到的，和大家普遍人云亦云的東西不一樣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有一種義務把它寫出來，有可能會犯錯，我的思考和我的所見很有可能是另一種偏見，可是主旋律這麼強的時候，有一個不同的聲音出來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朱天心和女兒、丈夫

張愛玲的影響

南都周刊：你們姐妹都受到張愛玲的極大影響，朱天文在《花憶前身》中還說，張愛玲去世的時候，你們躲開了任何發言和邀稿，為什麼呢？

朱天心：因為當時我們的心頭都很複雜。張愛玲是一代人共同的文學記憶，大家都會非常非常喜歡張愛玲。1949年之後，張愛玲去了美國，基本上都在美國隱居，所以我們對張愛玲的印象會停留在1949年之前，會覺得她大概是個神仙吧，也不會有生老病死。她那一年的去世也有點突然，我們都沒有預料到，我們都是很大的震驚，當時各種各樣的說法都出來了，我在那時候覺得不要去湊那個熱鬧會比較好。

對於張愛玲我們有很複雜的心情。閱讀張愛玲的小說對我們來說是大喜的一部分，父親（編者按：朱天心父親朱西寧是隨國民黨軍隊來台的軍中作家）也沒有教我們說應該讀什麼書不要讀什麼書，但是我們就喜歡張愛玲，我第一次看張愛玲的小說是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很早我就把張愛玲的小說都讀完了。

另一個我喜歡的作品，就是沈從文的小說，而當時沈從文的小說在台灣是禁書，也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我怎麼會找得到他的書來讀。

張愛玲和我們的文學寫作是分不開的，但是我在高中或者大學時候，有些老作家可能還知道張愛玲，可是普通人，他們對張愛玲通常的反應就是，她是誰啊？完全不知道她是誰。這也是很傳奇的。大概是在1970年代以後，張愛玲在台灣很紅，但是在此之前，她還算非常小眾，在高中大學裡面，我們常常去開講座的時候到處推銷張愛玲，而聽者卻會很茫然地說：張愛玲是誰啊？

朱家全家福，依次是朱天文、劉慕沙(母親)、朱天衣、朱西寧(父親)、朱天心。

南都周刊：你父親說過一句話：「很多人認可天心的才情出眾，卻實在太少人知道天心的看書之多。」你父親的書櫥向你們姐妹完全開放，那時讀了很多書吧？你父親有沒有寫定什麼書目給你們？什麼時候開始寫作的？

朱天心：我父親對我們最大影響就是不給我任何影響。他給了我們很大很大的自由。在我們還沒有發現自己的興趣是什麼的時候，他的書架就向我們百分之百的開放，不會覺得某些書在我們那個年紀可能不適合我們讀，他是完全讓我們自己去探險。

比如我當時就讀了納博科夫的《洛麗塔》，我父親看見了也不會小小地擔心說我看了會不會對我不利。當然我也讀了很多消磨時間的、現在看來沒太多意義的書，但正是在這種閱讀的探險中，我們摸索出了我們自己的鑒賞力，這不是別人塞給你，或者別人告訴你的。到了我可以表現自己的情感的時候，我就會覺得，我已經讀了這麼多的小說，那麼我也可以來寫寫看，那時我常常在課堂上偷著寫小說，然後偷偷投稿，但是我父親並沒有什麼表示。我開始寫作那是個比較叛逆的年紀。

南都周刊：你寫小說是不是也比較慢？朱天文在《花憶前身》中說你「寫小說也像她考大學，不逼到最後不拼，胡老師（胡蘭成）去興隆路買了原子筆回來給她，哄她快寫。」

朱天心：那時我寫得好快呦，一個晚上就可以把一篇小說寫完。寫小說是靠一個很充沛的感情，靠一顆很熱的心就可以，到了三四十歲以後，感情上會被磨得比較世故，原來那顆滾熱的心如果相當於踩油門的話，那麼現在慢慢冷卻下去的心就好像在踩剎車，就會寫得好慢好慢，不會太隨意、太任性。

我不曉得這是不是一個專業作家和一個業餘作家的區別所在。業餘作家和專業作家有不一樣的寫作態度，業餘作家喜歡塗鴉式寫作，而專業作家就會字斟句酌，業餘作家狀態不好就可以停筆，但是專業作家就算是身體不好也要練，也要考慮怎麼來寫作，如果以專業作家的角度來看，我這樣業餘作家的寫作在後者看來很不及格的。

小時候的朱天文、朱天心和她們的父母。 圖_東方IC

胡蘭成的賞識

南都周刊：《擊壤歌》是你的成名作，你寫這部小說的時候還在北一女中，胡蘭成（編者按：1974年，旅居日本的胡蘭成應台灣中國文化學院之邀到了台灣，住在朱家隔壁，教授朱天心、朱天文中國文學）讀到後就稱讚說：「天心像一陣大風，吹得她姐姐也搖搖動。」你覺得你寫小說是不是會比你姐姐更有力度？

朱天心：我覺得可能個性上有不同。我覺得在年輕的時候這種差別感覺並不是很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根底上、個性上的不同當然會反映到小說上，我覺得我姐姐的個性會冷一些，她習慣於在旁邊看，相對於我來講還是比較個人主義，她認為再好的東西、再好的價值也不應該強加於人，自己去實現就好了。

這一點我和她有些不同，我認為好的價值應該讓更多的人接受，我相信人是可以改變的，特別是到了我這個年紀，除了我自己會這麼做，我會很有熱情，把自己認為好的觀念好的想法去影響給別人，這種不同會呈現在小說上，我說話會琢磨、推敲這些話對別人的意義，其實還是一個「求仁得仁」的問題。

胡蘭成

南都周刊：你還記得第一次見到胡蘭成是什麼樣的情況嗎？

朱天心：本來和胡先生約好了第一次見面，但後來是天文去見了胡先生，我不能去，因為我正在讀高中，而天文已經在上大學，她上完了課就比較自由。爸爸媽媽帶著天文去見胡蘭成，我們那時候都迷張愛玲，但是我到一定年齡就算是斷奶了，天文可能迷得更久一點，張愛玲對她的意義也比較大。因為張愛玲的緣故，當時我也很好奇，胡蘭成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天文回來後，我也一個勁地問她。

我們當時已經讀了《今生今世》的日本版上冊（下冊還沒有讀），我記得剛看了個頭，我媽媽在那嘆氣說：「他好可憐啊！」我覺得胡老師對於生活是很不在意的，他就是顛沛流離慣了，有什麼就吃什麼，有什麼地方住就住在什麼地方。我父親就覺得他是個好自在的人啊，跟他的文章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天文回來說他好像賈寶玉。後來我和胡老師接觸，也會覺得，我們會忘記自己的年紀，會忘記我們之間差別了50多歲。

南都周刊：當時把你寫的《長干行》給他看是吧？

朱天心：我想應該是還沒有出成書，《三三集刊》里可能有收這篇小說，他的學生把我的小說拿去給胡老師看的吧，肯定不是我自己拿去給他看的，因為自己拿去總會覺得不好意思。

胡老師對這篇小說評價很高，我總覺得不論是當時還是現在，胡老師對我的評價都過譽了，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麼。當時我那個年紀，十幾二十歲的樣子，除了不耐煩就是不耐煩，我老實說的話就是這樣的，和現在的我差距確實很大，現在的我年紀大了，那時的話看世界，會批評普通人媚俗，會充滿了不耐煩。我批評他們，就是要和他們拉開距離，我覺得我要是和他們一樣，我這幾十年都白活了。

可是胡蘭成老師的方式和我完全不同。有時候他給我們寫的信會寫得很長，一個題目就可以寫一篇文章，我會說「真的假的」？創作其實很折磨人，這二三十年來，我有時候也會想，我要過普通人的日子，不要再被創作這回事給折磨了，但這時，你會想到最後的底線，你會想到胡老師的當初，想自己不要辜負他，他不會看錯人，這樣子。

南都周刊：胡蘭成對你的《方舟上的日子》也很讚賞，你怎麼會寫那篇小說的呢？

朱天心：寫《方舟上的日子》的時候，我在偷偷地學塞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那篇小說當然會有素材和生活的狀態，那是我十七八歲時候的生命狀態，但誠實地說，這篇小說是在偷偷地學習許多其他的小說的寫法，基本上，那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方舟上的日子》基本上可以視作1970年代台灣版的《麥田裡的守望者》。

我覺得政治不在文學的範疇

南都周刊：你在上世紀90年代參與政治是因為受胡蘭成先生的影響？

朱天心：胡蘭成先生對我們多多少少會有一些影響，我想那個底色是這樣子，但我覺得政治不在文學的範疇。台灣60年的發展，我們會覺得不能只用寫文章的方式來解決，寫文章太慢了，我們必須要出來多做些什麼，我覺得我們會有一些急迫感。

比如說陳映真，他會用他的文學來表達他的政治主張，但是現在我仍然不會把最了不起的政治主張放到文學之上。陳映真的話我會替他可惜。我也再三提醒自己，不要在一種急切的心情下用行動和公民身份來做一個政治干預，文學的養成時間和政治當下恐怕是不同的，文學需要時間，不可能立即當下地來做。所以我不會把文學視作政治表達的工具。

政治有政治的意義，文學有文學的價值，我想兩者並不可互相代替，這是我清醒地意識到的。我在參與政治活動的時候是不去想文學的，我很怕這兩者互相影響，將政治強加給文學是對文學的褻瀆。如果我帶著為了日後寫作的目的來參與政治，那麼我會覺得那樣的事我會做不好。也許我日後早晚還是要寫到我的這些經歷，但是我不會把它們糾結在一起。

我到後來可能把政治視作一種公共事務性的活動，政治要遵循一定的遊戲規則，它是一個權力的遊戲。我一點也不覺得政治有什麼了不起，政治從來不是另一門的藝術。我會覺得政治和政黨都是一時的，社會才是永久的，不是說這個黨和那個黨的對抗才是政治，不能把權力作為政治的核心。我覺得社會才是政治的承受者，社會各部門應該可以很獨立發展。

我比較會在社會的建設上著力，這才是政治應該真正思考的重心，這樣的話，不管怎麼樣改朝換代，都是一樣。因為社會構成已經成熟了。

南都周刊：你從開始寫作到現在也有30多年了，你對台灣現在文壇的發展現狀怎麼看？

朱天心：一般來講，我們覺得現在的出版業和純文學寫作的氛圍相對於二三十年前險惡得多。可是我不曉得現在是真相還是二三十年前的才是真相。那時候大家都很單純，還不是很開放，國民黨政府控制還比較嚴，文學要扮演很多角色，他們要成為意見領袖，要為民眾發聲，要傳達資訊，然後才是文學本身的娛樂功能。

我不知道那時候比較不正常還是現在才是不正常的。作家在當時扮演了那麼多的角色，所以作家在當時才那麼受矚目。而到了現在，作家當時扮演的角色已經被瓜分了大半，所以作家才回到自己純粹的領域中去。

文學作品的讀者也很多。但在台灣，純文學養不活人，但我想還是「求仁得仁」的問題，關鍵是你怎麼看。如果你想要在文學中獲得一種立即的名聲，或者獲得很好的物質上的待遇的話，那我勸他們還是早早地離開這一行，去找別的副業。不然的話，就是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很簡單，要求設得很低，你就還可以走這一行。你想要在文學上獲得成就，那就得一心一意。現在自由市場很徹底，分眾也變得很清楚，希望你的小說會有十萬人來讀，那是妄想。要想得到重量級的文學獎項，或者得到重量級的批評家的讚譽，那樣的空間也很小。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