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莊子思想的反獨斷傾向 兼與戰國諸子思想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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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說的莊子學術態度的超越性，更多的是指其思想的內在超越。本文將比較莊子和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的學術態度，指出莊子思想的反獨斷傾向以及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思想的獨斷性。

作者簡介

王耀輝，就讀於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專業為專門史——道家道教研究。

摘 要

在諸子林立，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等人都認為自己的學說是絕對正確的，別人的學說是錯誤的，是需要加以消滅的。這種學術態度使他們的學說具備了兩個基本特徵，即絕對性與排他性。這兩個基本特徵，鮮明地反映了他們思想的獨斷性。與他們不同的是，在學術態度上，莊子認為不存在絕對正確的學說，也不存在普遍的是非判斷標準。同時，莊子主張超越這些學說的是非爭論，去體驗逍遙自由的心靈境界。這種學術態度使莊子思想具有明顯的相對性與超越性，而這正是莊子思想反獨斷傾向的明確反映。莊子思想的反獨斷傾向在歷史上發揮著重要影響，它啟發著人們的質疑和批判精神，為人們採取更為開放的學術態度提供著理論支持。

百家爭鳴（資料圖）

對莊子思想的反獨斷傾向，雖然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已經有學者進行了研究，但是一直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其實，考察莊子思想的反獨斷傾向，對我們理解傳統文化具有重要意義。一般來說，獨斷性在學術態度上主要表現為絕對性和排他性。王洪水指出，獨斷主義在認識論上總是將某種認識成果誇大為絕對真理，在邏輯上總是武斷否定異己學說並對其進行排斥。本文也將從這個意義上來使用獨斷性這個概念。

以前，人們認為莊子思想的反獨斷傾向主要體現在其相對性上。馮契指出，在百家爭鳴的時代，莊子認為諸子百家之間的是非是無法辨明的，並對他們採取比較合理的寬容態度，這與孔子、孟子、墨子、管子、商鞅等人認為自己的學說就是終極真理，並且強烈反對其他諸家學說的學術態度明顯不同。馮契認為，莊子思想是具有相對主義特徵的，是反對獨斷論的。陳霞也認為，相比於春秋戰國時代思想家們的獨斷論傾向，莊子思想帶有相對主義色彩，它否定絕對權威和一元化真理，否定非此即彼的簡單的形式邏輯，反對獨斷論和主觀主義。他們的觀點很有啟發性，但是他們都沒有對獨斷論作出清晰界定，也沒有對戰國諸子的獨斷性思想分別加以闡釋。

本文認為，在學術態度上，莊子思想的反獨斷傾向除了體現在其相對性上以外，還體現在其超越性上。劉固盛和塗立賢指出，莊子思想的超越性主要表現為內在超越、外在超越和終極超越，即回歸本性、順應社會以及與道合一。本文所說的莊子學術態度的超越性，更多的是指其思想的內在超越，即捨棄成見，超越是非，心靈虛靜。本文將比較莊子和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的學術態度，指出莊子思想的反獨斷傾向以及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思想的獨斷性。

一、莊子思想的相對性

莊子思想的相對性主要體現在其對絕對真理和普遍標準的否定上。莊子認為，絕對正確的學說是不存在的，他指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在莊子看來，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而知識卻是無限的，用有限的認識能力去探求無限的知識世界，只會讓人疲憊不堪，在這種情況下，人又怎麼能建立絕對正確的學說呢？莊子從人的有限認識能力出發，不僅否定了別人基於感性和理性認識建立絕對正確學說的可能，而且否定了自己通過這種認識途徑建立絕對正確學說的可能。

另外，莊子認為，普遍的、客觀的是非判斷標準是不存在的，因此，在諸子學說之間也並不存在絕對的對錯之分。在他看來，立場不同，是非判斷標準也就不同，世上並不存在恆定的、普遍的是非標準，他指出：「毛嬙、西施，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徒，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莊子認為，因為立場不同，人認為美的，魚、鳥、麋鹿並不認為美。也就是說，立場不同，是非判斷標準也就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諸子學說誰是誰非根本無法分辨。綜上可知，莊子認為，因為人的認識能力的局限和判斷標準的不固定，在諸家學說之中，沒有哪家學說是絕對正確的，諸子學說之間也不存在絕對的對錯之分，這種學術態度具有明顯的相對性。

與莊子不同，戰國時期，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等人都宣稱自己的學說是絕對正確的，這種學術態度使他們的思想都具有強烈的絕對性。而這種絕對性，正是其思想獨斷性的明確反映。孟子就堅信自身學說是最正確的，不容懷疑的。在孟子眼中，自己提倡的仁義之道是治國理民的不二法門，它就像工匠用的規矩一樣，具有客觀性、絕對性、普適性：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賓士天下……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資料圖）

孟子認為，不論是什麼樣的統治者要賓士天下都要行仁政，就像任何工匠畫方與圓必用規矩，任何樂師正五音必用六律一樣。在孟子看來，自身學說就是真理，它是不必反思，不容懷疑的。在堅信自己學說絕對正確的同時，孟子還認為別人的學說是絕對錯誤的。孟子聲稱：「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用激烈的言論抨擊了和自己主張相反的楊朱以及墨子的學說，在他看來，這些學說是完全錯誤的。這種學術態度顯現出了孟子思想的絕對性。戰國時期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同樣持這種學術態度。荀子認為，自己的學說是絕對正確的，它足以作為衡量其他諸家學說的尺度，荀子宣稱：

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禮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遂。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至極也。

禮是荀子思想的核心，在荀子看來，禮義就像繩墨、規矩一樣具有客觀性、普適性，它是衡量其它學說的標準，用禮這種尺度去衡量名家之狡辯、法家之典制、陋儒之學說，它們的弊端就顯露無疑了。也就是說，荀子認為，自己的學說是絕對正確的，相比於自己的學說，其他諸家學說都存在嚴重弊端。荀子的這種學術態度，反映出了荀子思想的絕對性。

與荀子類似，墨子也認為自己的學說是絕對正確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在他看來，自己的學說足以成為衡量別人言行的標準，他聲稱：「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墨子認為，自己的學說是上承天意的，是絕對正確的，是可以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的。他自負地宣稱：「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獲而攗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在墨子看來，自己的學說絕對正確，那些認識不到自己學說的正確性或者抨擊自己學說的人都是愚昧的。墨子完全肯定自己的學說並否定其他諸家學說，這種學術態度反映出了其思想的絕對性。

韓非子的學術態度與孟子、荀子和墨子如出一轍，他也認為自己的學說是絕對正確的。在他看來，自己的學說是完美無缺的，它反映了客觀真理，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韓非子指出：

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為枉木斫，准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

以法制國是韓非子的核心主張，韓非子認為，法律就像工具用的繩墨、規矩一樣具有客觀性和準確性，它是不容懷疑的，絕對正確的。其實，法律是隨著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並且不同環境下人們對法律的理解也存在差異。法律固然具有客觀性，但韓非子卻把自己所說的法律等同於工匠所用的繩墨和規矩，把它當成不容置疑的東西，這就誇大了法律的客觀性，使自己的思想具備了鮮明的絕對性。

綜上可知，戰國時期孟子、荀子、墨子和韓非子都秉持一種絕對性的學術態度，而莊子的學術態度卻是相對性的。他認為不論是自己還是別人，都不能夠通過感性和理性認識建立起絕對正確的學說，世上也不存在普遍的是非判斷標準。在他看來，諸子學說儘管存在著差異和對立，但它們只是立場不同，認識不同，它們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對錯之分。這種相對性的學術態度是莊子思想反獨斷傾向的一個重要表現，同時，它也為其思想的超越性提供了前提條件。

二、莊子思想的超越性

莊子思想的超越性主要體現在其對諸家是非的超越以及對心靈自由的追求上。莊子認為，戰國諸子思想沒有絕對的對錯之分，因此，持續爭論誰是誰非除了造成人們心靈疲敝以外，並沒有太大意義，他指出：「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斗。」在莊子看來，人們的是非對錯沒有定論，然而人們為了在辯論中說服對方，終日殫精竭慮，勞神苦思，實在是有害無益。因此，莊子希望人們能夠超越這種是非爭論，進入到沒有對立、沒有是非的心靈境界之中。莊子指出：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莊子追求心靈的超越（資料圖）

莊子認為，不同思想主張之間的是非爭論永遠沒有盡頭，它們的對錯與否也無從判斷。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最好是超越這些是非對立，進入到沒有彼此差異，沒有是非對立的心靈境界之中。那麼，如何才能進入到這種精神境界之中呢？莊子認為，要想體驗到這種精神境界，就要站在道的高度上認識事物，拋棄一己之成見，正所謂「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

在莊子看來，人們總是「隨其成心而師之」，用一己之成見把完整一致的事物分割開來，並堅信自己所看到的一部分就是事物的全部，都認為自己是絕對正確的。這樣一來，人們相互辯論，誰也說服不了誰，正所謂「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所以，在莊子看來，當人們摒棄成心，站在道的高度上認識萬事萬物時，人們就會認識到事物的一致性，從而超越彼此之間的差異，超越是非之間的對立。綜上可知，莊子認為辯論諸子學說誰是誰非是沒有意義的，他希望人們能超越這些是非爭論，進入到逍遙自由的精神境界之中。同時，莊子還指出了人們超越這些是非對立的方法和途徑，這種學術態度，顯示出了莊子思想的超越性。

與莊子超越性的學術態度不同，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都希望消滅其他諸家學說，統一社會思想，他們的學術態度都顯現出了鮮明的排他性。在他們看來，其他諸家學說都是社會動蕩的重要原因，要想實現天下大治，就必須消滅這些異己思想。因此，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等人無不以消滅其他諸家學說為己任。孟子聲稱：「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在孟子看來，楊朱、墨翟的學說都是歪理邪說，它們如同洪水猛獸，對社會危害極大。

因此，孟子希望能通過辯論駁斥這些學說的謬誤，並最終消滅它們，孟子宣稱：「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認為，自己之所以與這些異己學說進行辯論，並不是因為自己喜好辯論，而是希望通過指出這些學說的謬誤，進而消滅它們，最終達到端正人心，統一社會思想的目的。孟子視其他諸家學說為社會動蕩的重要原因，並且希望消滅它們，這種學術態度，反映了孟子思想的排他性傾向。

荀子與孟子類似，其學術態度同樣顯現出了鮮明的排他性，他猛烈抨擊異己思想，主張消滅其他諸家學說。他指出：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鰍也。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鈃也。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聽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反循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

荀子認為，它囂、魏牟放縱情慾，行如禽獸；陳仲、史鰍過於高潔，不合大眾；墨翟、宋鈃不知君臣上下之分，過於節約；慎到、田駢終日講法而無歸宿，不可以治國；惠施、鄧析狡辯而無用於社會治理。在荀子眼中，這些學說都不足以治國平天下，但是它們卻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迷惑大眾。因此，荀子希望消滅這些學說，他明確提出：

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

荀子主張聖人執政，消滅這些學說，統一社會思想。這種學術態度顯現出了荀子思想中蘊含的強烈的排他性。

墨子的學術態度同樣具有排他性，他認為其他學說的流行是社會動蕩的重要原因，並希望消滅其他諸家學說，統一社會思想。墨子認為，思想混亂，百家爭鳴，正是社會混亂的根源，他指出：

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議」。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余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

在墨子看來，當時人們各執己見，相互論爭，加劇了社會矛盾，因此，他強烈主張消滅異己學說，統一社會思想。墨子希望君主和各級官吏能夠發布政令，確立是非標準，獎勵與此標準一致的人，懲罰違反此標準的人，最終實現「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這種思想統一於君主的局面。墨子視其他諸家學說為社會動蕩的根源，他強烈主張消滅異己思想，實現思想統一。這種學術態度，反映了墨子思想的排他性。

在學術態度上，韓非子思想也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他認為當時的異己思想都不利於國家富強和社會穩定，因此，他主張禁絕異己思想的傳播，韓非子指出：

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韓非子》書影（資料圖）

在韓非子看來，諸子學說的流行使國家從事耕戰的人大為減少，這樣就使國家越來越衰弱。因此，韓非子認為，要想富國強兵，統一天下，就要消滅其他諸家學說。他建議國君推行這樣的政策：「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消滅百家學說，以法令統一社會思想，是韓非子的深切願望，而這也正是其思想排他性的鮮明表現。

綜上可知，面對百家爭鳴的局面，孟子、荀子、墨子和韓非子都希望掃除其他諸家學說，唯獨讓自己的學說與國家權力相結合，成為國家指導思想，進而輔助國君一統天下。這種唯我獨尊的學術態度具有強烈的排他性，而這也正是其思想獨斷性的明確反映。

與他們不同的是，莊子希望人們能夠超越這些無休止的是非爭論，體驗到逍遙自由的心靈境界。在追求超越的過程中，莊子並沒有建議君主消滅其他諸家思想，實現社會思想的一統，他只是希望君主能因順自然，無為而治，莊子指出：「汝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在莊子看來，君主如果能順應自然，不憑一己之成見去處理政務，天下就能治理好了。在政治上，莊子希望君主不要對社會進行過多干預，以使人們能明悟本性，順應自然。相比於戰國其他思想家，莊子更多地關注人的心靈自由方面，而不是天下治理方面。在追求精神自由的過程中，面對其他諸家學說，莊子的學術態度是超越性的，這種超越性，體現了其思想的反獨斷傾向。

三、莊子思想反獨斷傾向的歷史價值

除墨家思想在秦漢以後逐漸消失外，孟子、荀子和韓非子思想逐漸與國家權力結合，在不同歷史時期為國家意識形態構建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獨斷性思想固然存在一定弊端，但是他們思想的絕對性也有利於培養起後繼者的學術自信，而其思想的排他性也有利於維護傳統思想秩序的穩定。與他們思想的獨斷性不同，莊子思想具有鮮明的的反獨斷傾向，這種傾向在思想史上發揮的不是維護的作用，而是瓦解和開拓的作用。就莊子思想的相對性來說，其對絕對真理和普遍標準的否定，鼓舞著人們的質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讓人們敢於懷疑原來的思想權威，從而創造出新的思想；就莊子思想的超越性來講，其對固執己見的批判和諸家是非的超越，也為人們採取更加開放的態度去看待諸家思想尤其是外來思想提供著重要的理論支持。

從歷史上來看，莊子思想的反獨斷傾向對儒、釋、道三家都有一定影響。就儒家而言，莊子對絕對真理和普遍標準的否定有利於部分儒生擺脫某些倫理教條的束縛，打破對舊有權威的崇拜。以曠達著稱的嵇康就深受莊子思想影響，他聲稱：「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同時，他又「非湯武而薄周孔」。 商湯、周武王、周公和孔子是儒家聖賢的代表，經過漢代的儒學獨尊運動，這些人物已經具備了神聖性與權威性，而嵇康卻公開聲稱自己對他們持批判態度，這種質疑權威的精神是與莊子思想的反獨斷傾向一脈相承的。與他同一時期的阮籍也對儒家經典的神聖性提出了質疑，他在闡釋莊子思想時指出：

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雲，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伍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小天地者，寥廓之談也。

阮籍認為，儒家六經重在分別事物之間的差異，從而建立相應規則制度，通過外在約束使事物各安其分；而莊子思想卻重視事物之間的統一，崇尚自然無為，其格局更為宏大。自漢代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以來，儒家六經就成了真理的淵藪，具有無可置疑的權威性，人們要想表達自己的思想，只能通過作注的方式依託六經進行闡發。而阮籍卻將莊子思想上升到了比儒家六經更為高遠的地步，這種舉措無疑動搖了儒家六經的神聖地位。

明代中晚期以質疑精神著稱的李贄，也深受莊子反獨斷傾向的影響，他在註解莊子思想時指出：「要見南華之意，直以儆世之憒憒者，直謂世之君子者，皆天之小人也。噫！孰知畸人者，乃畸人而侔天也哉！」李贄認為，《南華經》也就是莊子思想的宗旨就在於警醒世人，讓人們知道合乎儒家倫理的君子，正是損害天性的小人，而不合於俗的人，卻是保存天性，順應自然的真人。在他看來，「仁義禮樂，皆外也。」也就是說，仁義禮樂，都是違反人的天性的東西，要想保持自然天性，就得拋棄它們。李贄對當時被奉為神聖的儒家倫理進行了批判，而其批判的重要工具正是莊子思想。

綜上可知，在漢代儒家思想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以後，部分儒生往往藉助莊子思想對儒家倫理的權威性與神聖性提出質疑。之所以這樣，不僅僅是因為儒家倫理和莊子所說的人的自然天性存在衝突，也因為莊子思想本身就有否定權威和普遍標準的反獨斷傾向。正是這種傾向，為他們批判已具備權威性的儒家倫理提供了思想資源。

要保持自然天性（資料圖）

不僅儒家是這樣，佛教和道教中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也往往深受莊子反獨斷思想的影響。魏晉時期，玄學家多談有無問題，僧肇則以一切否定的精神倡導非有非無的不真空義，他指出：「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無，事象既形。象形不既無，非真非實有。然則不真空義，顯於茲矣。」僧肇認為，本體無相，不能偏於有，也不能偏於無。僧肇這種一切否定的精神與莊子思想密切相關，湯用彤指出：「《肇論》重要論理，如齊是非，一動靜，或多由讀《莊子》而有所了悟。唯僧肇特點在能取庄生之說，獨有會心，而純粹運用之於本體論。」僧肇的這一理論，對禪宗「出入即離兩邊」的無對觀念也有深刻影響。由此可見，莊子思想的反獨斷傾向是佛教思想中否定精神的重要源頭。與之類似的是，否定執著是非、有無的道教重玄學同樣深受莊子反獨斷思想的影響，成玄英在闡釋莊子思想時指出：

但群生愚迷，滯是滯非。今論乃欲反彼世情，破茲迷執，故假且說無是無非，則用為真道。是故復言相與為類，此則遣於無是無非也。繼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

成玄英繼承了莊子否定絕對真理的學術態度，批判了當時執著於是非爭論、偏執一端的學術風氣，倡導人們追尋超越是非的重玄境界。可以說，道教重玄學是深受莊子反獨斷思想影響的。

對絕對真理和普遍標準的否定是莊子思想反獨斷傾向的一個重要方面，它激發著儒、釋、道三家內部的質疑與否定精神。正是這種質疑與否定精神，推動著它們在思想領域不斷開拓創新。另外，莊子超越諸家是非，不執一偏的學術態度也為人們用更加開放的態度看待各家理論提供了思想支持。在宋代，學術風氣開放，思想家們往往力圖調和儒、釋、道三家理論的衝突，強調其一致性，具有超越性而不是排他性的莊子思想就為他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王安石就認為莊子思想和儒、釋思想是相同的，他指出：

庄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

蓋有見於無思無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

不執著是非，追求內在超越是莊子超越性思想的重要內容，王安石據此加以發揮，將其與儒、釋思想統一起來。在他眼中，莊子的性命學說和無思無為思想與儒、釋思想存在一致性，它們是相通的，而不是相互對立的。王安石仍舊秉持儒家立場，但這種三教合一思想無疑是有開放性的，而莊子的超越性思想則為這種開放性的學術態度提供了重要理論資源。

呂惠卿則運用莊子的「道」思想來強調儒、釋、道三教的一致性，他指出：「道未始有物，而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日月星斗，得之以旋轉者也。孔氏之儒，釋氏之佛，老氏之道，未始不本與此。」呂惠卿認為，儒、釋、道三教都以道為本，而呂惠卿所說的道，正來源於《莊子·大宗師》。可以說，莊子思想是呂惠卿三教本一思想的重要理論基礎。除王安石和呂惠卿以外，林疑獨和黃裳也用莊子思想融匯儒、釋、道三教。宋代是學術風氣較為開放的時代，這一時期的學者往往有一種比較開放的學術態度。儘管他們都有自己的學術立場，但他們對於儒家之外的佛、道二教思想也多有涉獵。他們試圖調和三教思想，在這個過程中，莊子的超越性思想為他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

綜上可知，在歷史上，莊子思想的反獨斷傾向對儒、釋、道三家都有一定影響，其對絕對真理和普遍標準的否定啟發著人們的質疑與批判精神，鼓舞著人們在思想領域不斷開拓創新；而其對諸家是非的超越也為人們秉持更為開放的學術態度提供著重要的理論支持。相比於孟子、荀子、墨子和韓非子的獨斷性思想，莊子思想的反獨斷傾向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價值。

結 語

在中國傳統文化創生的戰國時代，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等人的思想已經具備了鮮明的獨斷性。在學術態度上，這種獨斷性主要體現為絕對性和排他性。他們視自己的學說為絕對真理，認為別人的學說是社會動蕩的重要因素，強烈主張消滅其他諸家學說。這種絕對性和排他性的學術態度，正是他們思想獨斷性的鮮明表現。這種獨斷性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深遠。它一方面有利於鼓舞后繼者的學術自信，維護中國本土文化的穩定傳承，另一方面它那種不容置疑的絕對性和摒棄異己思想的排他性也阻礙著思想的交流與進步。正是在這一片自以為是的喧囂中，莊子展現出了與他們截然相反的學術態度，發出了另類的聲音。

逍遙自然（資料圖）

莊子認為，不存在絕對正確的學說，爭論諸家學說的是非是徒增煩惱的。他希望人們能超越這些不同學說之間是非爭論，進入到逍遙自由的心靈境界之中。莊子的學術態度展現出了鮮明的相對性和超越性，而這正反映了其思想的反獨斷傾向。儘管相比於戰國時代那些自信滿滿的思想家，莊子的聲音顯得微弱，但他的思想卻總是啟發著那些質疑絕對權威和普遍標準的後來者，讓他們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文明進程、社會秩序以及個體生命。尤其是當儒家思想在漢代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以後，它就具備了強烈的神聖性與權威性。它在維護社會秩序和傳承傳統文化的同時，也禁錮著人們的思想。

而當社會發生變革，人們的思想也隨之改變的時候，莊子思想總是會重新煥發出活力，啟發人們反思儒家思想的合理性。正是他們的質疑、批判與創造，中國的思想世界才在儒家思想之外有了新的天地。同時，在學術風氣比較開放的時代，莊子思想對諸家學說的超越而不是排他也為人們秉持較為開放的學術態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儘管莊子思想的超越性不等同於開放性和包容性，但是它有利於打破那種絕對封閉和排他的思想傾向，後繼者也更容易在此基礎上闡發自己更為開放和包容的學術態度。可以說，正是在莊子思想的啟發下，中國傳統的思想世界才有了一種別樣的風貌。

在傳統文化復興的今天，人們對戰國諸子之學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在了解和學習諸子學說時，對那些獨斷性思想，我們需要警惕，而對莊子思想的反獨斷傾向，則要加以批判繼承。面對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局面，我們應該少一點武斷，少一點門戶之見，用一種更加理性和開放的學術態度去看待古今中外的各家學說。（編輯：憶慈）

參考文獻

1、（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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