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和抑鬱症是為了進化？

利維坦按：一個物種的進化是為了提升其整體適應度——將自己的基因儘可能多地傳給整個群體（而不是個別的個體）——在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一書中，以基因為中心的進化論觀點，和基於物種或生物體的進化論觀點不同，所謂「自私的」，但並不是說基因具有意志或者由自私的動機所控制，而是說基因的行為「看上去」是自私的。也就是說，在生物體中的基因總是有利於基因自身的傳播，而並不必須有利於生物體自身。

但關於自殺的整體適存度模式呢？加繆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拋開哲學層面不談，自殺會是如同孔雀開屏般代價高昂、因而也是顯示真誠的信號嗎？基因會誘導你進行這種自我犧牲嗎？

文/Matthew Hutson

譯/禮物

校對/石煒

原文/nautil.us/issue/45/power/does-depression-have-an-evolutionary-purpose

高中時代我有一陣子過得很艱難。就像很多青春期的年輕人一樣，我認為自己從根本上就是有缺陷的，並且感到強烈的孤寂。我不期待任何改觀。我成天躺著。我割傷自己。我甚至寫了遺書。

那段日子太可怕了，我不寄希望於任何人。但很奇怪的是，我的自毀行為似乎帶來了益處。最終，我向外界吐露出我的絕望，有人介入並將我帶回正軌。我被安排住進了醫院。而這次經歷直接嚇到了我，我再也不想因為自我放縱而遭罪了。我乖乖接受藥物治療，重返校園。

每六個美國人當中就有一個在人生的某一階段被嚴重的低落情緒「攪亂」。所謂「攪亂」也正是我們一般所說的抑鬱症表現出來的特徵：崩潰，機能出現缺陷，必須做出調整和改變。

然而，有些心理學家認為抑鬱症根本不是機能失調，而是為了獲益而生的進化機制。不論是在高中時代還是在後來的人生中，我都曾思考過這個事情；如果這些心理學家所言不虛，那也就意味著我們關於抑鬱症的思考也需要一種介入。

關於抑鬱症擁有進化功能的理論不勝枚舉。當前最熱門的是分析性思維反芻假說（analytical rumination hypothesis），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的進化心理學家保羅·安德魯斯（Paul Andrews）和弗吉尼亞大學學生健康中心的精神科專家J·安德森·湯姆森（J. Anderson Thomson）在2009年的一篇長文中就這個理論作了詳盡闡釋。安德魯斯指出，抑鬱的身心狀況似乎形成了一個有組織的系統。首先是快感缺失，在大多數活動中都無法獲得愉悅。反芻時間增加，深陷在個人痛苦的源頭不能自拔。同時，某些類型的分析能力有所增強，大腦用於鞏固記憶的快速眼動睡眠（REM sleep）時間也有所增加。

安德魯斯將這些癥狀視作是違背進化的非隨機分配（nonrandom assortment）。歸根結底，為什麼崩潰會造成如此一致的反應？他認為這個設計的作用是為了將我們從日常中解放出來，轉而可以去理解和解決觸發抑鬱的潛在問題——比如說，一段失敗的關係。如果生活中遇到這類破裂，你得全力承擔並試著去修復關係。有鑒於此，那些伴隨抑鬱而來的雜亂、極端的思緒，包括使你感覺價值全無或者誇大自己的糟糕境況之類的，都需要以日常的積極幻覺來擊破，同時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自身問題上來。在一項針對61位抑鬱受試者的研究中，每五個人里就有四個反應稱，發生了包括自我洞察力、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防患於未然的能力，這三種能力至少一種能力的提高。

「也許在保護性的監管之下，讓抑鬱症以自己的悲傷魔法自我療愈才是上上策。」

「大多數抑鬱症都是自己好的，有些是自然緩解，保羅對此有做出解釋，」范德堡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史蒂芬·霍侖（Steven Hollon）如是說，他更進一步談道，「認知行為科學和解決問題式療法恰好能夠起作用，過去的幾個月里，他們的介入加快了整個進程數周時間。」

自殺意味著人類開始主動設計自己的死亡。有少數研究者相信，在適當的條件下我們人類可能已經進化到會刻意殺死自己。華盛頓州立大學的人類學家愛德華·哈根（Edward Hagen）就是這一想法的忠實擁躉，他於2016年5月發表在《進化與人類行為》雜誌上的論文提出了新的證據。他跟兩位同校的合作者克里斯汀·賽姆（Kristen Syme）和扎卡里·加菲爾德（Zachary Garfield）一起為自殺行為的兩個模式尋找證據，這兩個模式都將自殺視為具有戰略意義的行為。

第一種模式叫整體適存度（inclusive fitness），這仰賴於「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理論：即自然選擇的最基本繁殖單位並非單個有機體而是基因。你的基因一直以來只關心它們能否擴展到更多的人身上，並不在意你本人是否能夠繁衍。所以，一旦它們認為你的家族成員能夠更大範圍內散布基因，那麼它們有可能誘導你自我犧牲，即便你才是它們的宿主。因此人類不僅尋求自身的適存度最大化，也包括自己的親屬，就像大多數父母都可能會馬上沖至公交車身前以挽救自己孩子的性命一樣。而研究自殺想法時，人們也經常談及不想成為他人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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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貴的信號：根據自殺的議價模式（the bargaining model of suicidality），對於個人的社交網路來說，自殺行為是一種代價高昂因而也是顯示真誠的信號——這和孔雀開屏是一個性質。

第二種戰略模式也就是議價模式（bargaining model），仰賴於「昂貴的信號（costly signaling）」概念，最好的例子就是上圖中的孔雀。孔雀開屏代價高昂，不僅耗費精力更會招來捕食者。但適存度越高的孔雀，開屏的代價實際上就越低，它的大尾巴已經進化成為向雌孔雀發送基因適存度訊號的工具，相比代價高昂，這才是其魅力所在。除了傳達自身基因適應生存的能力強之外，這種昂貴的信號還能傳達需求。想想孔雀寶寶，如果媽媽正好在旁邊，那麼它們就不需要為了食物而哀叫，因為叫聲也會招來捕食者從而付出高昂的代價。但小鳥越餓或者越虛弱，被吃掉時的代價就越低，而餵養它要付出的代價就越高。所以，如果小鳥冒著被吃掉的危險叫聲特別大，就成為一種渴求食物的真誠信號，母親就會回應它（人類學家和精神科專家長期以來將視圖自殺的行為當作在呼救，但與其把這當成求救的病理形式，不如將其看作是對周遭太過敏感的結果，由此發展出成本收益分析）。整體適存模式中自殺的目的是死亡，議價模式的目的則是求助。關鍵的是絕大多數的自殺企圖都不是致命的。

有少數研究者相信，在適當的條件下我們人類可能已經進化到會刻意殺死自己。

依據上述模型，哈根和同事們分析了全世界53種不同文化中談到自殺行為的474例民族志記錄，從中尋找和每個模型一致（或不一致）的線索。三分之一的文化中有記錄稱，自殺者是他人的負擔，符合整體適存模式。有些記錄中寫道，自殺者是因為生育潛力低（由於年事已高或者健康狀況差），而其中有些在自殺未遂後居然變好了。但與這個模式相悖的是，更多的記錄顯示出有的是家庭成員健康狀況惡化，而自殺者本身是健康的。

符合議價模式的記錄提到，試圖自殺的人往往是健康的，他們的自殺行為常常是公開的、沒有成功的，他們也往往都是受益者。有三個資料很能說明問題：第一，自殺者通常都是遭受重大變故，其後果常常取決於他人如何回應他，例如失去伴侶或者生活來源；其次，自殺者個人通常都是無能為力的；再者，他們一般跟身邊的人都有些衝突，正在伺機討價還價。總的來說，自殺者一般都是需要有人幫忙解決棘手問題然而求告無門的。作者還提供一個議價模式的範例，在1958年對於巴布亞紐幾內亞人的一項研究中有這樣的描述：

試圖自殺的女人是會被責打的。事情是這樣的：女孩被迫嫁給了一個自己不喜歡的男人。她數次自殺想逃避婚姻然而未能成功。她總是從河裡被救起或者直接在岸上就被抓了回去。結果變成，每次她視圖自殺之後就會被毒打一頓。但她始終堅持著，最後她的哥哥和父親同意她嫁給了自己的所愛Jok。

哈根和同事們最後認為，這兩種模式都是切實存在且適用於不同的環境下。「哈根提出了相當有趣並由有效數據支持的理論模型，能夠幫助我們以進化的視角理解自殺行為，這可是該領域中存在已久的難題，」哈佛大學自殺及自傷方面的專家馬修·K·諾克（Matthew K. Nock）如是說。進化理論固然很強大，卻也不太可靠，這篇論文中的證據也並非都能跟這兩種模式相對應，但是也有其他一些研究為議價模式提供了更多實驗支持。

比如，議價模型預測說，在他人可能做出友好回應的情況下，極易導致自殺的抑鬱症就會傾向於變成議價工具。1987年的一項研究顯示，人們對於自身社交網路的不滿程度和其抑鬱程度成正比，但這隻出現在那些發現自己的社交網路確實有用的人身上。1997年的一項研究則顯示，剛流產過的女性跟母親或者朋友吵架後更容易焦慮和抑鬱，但也只出現在這些母親和朋友都高度支持她的情況下。也就是說，如果你身邊根本沒有人在乎你的話，這種伴隨抑鬱的社交衝突是不會出現的。對於關注抑鬱患者的每一個人來說，抑鬱症都會在冒著個人基因和親緣關係存續的風險下成為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

議價模式也能用來解釋為什麼女性罹患抑鬱症的幾率是男性的兩倍。在哈根和赫爾辛基大學的心理學家湯姆·羅森斯特倫（Tom Rosenstr?m）合作發表於2016年的論文里，他們分析了美國疾控中心（CDC）一項正在進行的研究中的4192例成年美國人的數據。他們推測，由於男性在體能上強於女性，因而相較女性，他們更容易在社交衝突中直接表達憤怒，以憤怒作為議價策略，而女性則傾向於呈現抑鬱。這些數據顯示，身體越強健的人越少罹患抑鬱症。不僅如此，一旦研究者將體能差異這一變數去除，就會發現男性和女性在抑鬱程度上是相同的。哈根用「昂貴的信號」觀點來描述產後抑鬱症：媽媽會通過忽略自身或者新生兒的健康為手段，來尋求伴侶或社群的得力幫助。抑鬱似乎（有意或無意識地）成為了一種她們無法得到有力支持時，用來討價還價的工具。

所以，基於上述兩種抑鬱症的進化模式，我們應該要怎麼辦呢？「從我自己的理論出發要提出實際建議，我還是有點兒猶豫的，」哈根說，「因為這個前提是我的理論是正確的，因此我們準備將這個理論帶出實驗室訴諸臨床應用。我想我們恐怕還沒到成功那個地步。」他還提到，即便他的理論是正確的，那種情形也並不容易修復，因而治療前景還是有些黯淡。一家人並無好壞之分，所以治療抑鬱症變成了必須解決患者和其家人之間嚴峻衝突的難題。就治療而言，目前所做的，也只是臨床醫生可能會要求患者與家人共同解決問題，「所以說，我的理論真正落到實踐中時並不會那麼極端，」他解釋道。

然而，這些理論的確是將我們對於抑鬱症的傳統認識帶到了一個新的視野。如果說我們是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被設計好了要通過抑鬱症這種策略型的回應來維持事態，那麼，這是否意味著通過一些方法可以緩解癥狀，比方說使用抗抑鬱藥物？哈根將抗抑鬱葯比作止痛藥，他表示，如果一個醫生只用止痛藥來治療踝關節受傷的話那才是不道德的，必須解決潛在問題才行。精神病學診斷手冊作為行業標準，將人生境遇甚至喪親之痛都置於主要抑鬱診斷標準之外，他認為這樣是很令人遺憾的。那些被排除在現有診斷標準之外的因素，的確是能夠使得診斷更為客觀和科學，也使得業界能夠專註於可觀察的抑鬱癥狀而非產生的原因。

即便抑鬱症在漫長歷史中進化成為一種切實有效的工具，這也不意味著時至今日仍舊如此。

但是，在抑鬱症的案例中，很多都有明確的前情事件，對於因果聯繫的忽視常常導致很多這類患者被歸類為失調，這就將抑鬱症直接視作是情緒崩潰，而非是一種戰略性的進化結果。用抗抑鬱葯的確會改善患者情緒，但是治療過程中，甚至更遠的未來，還是要通過解決潛在衝突以改善患者情緒。抑鬱症並非隨處可得。這是典型的對逆境的反應，80%的案例都是伴隨著人生的重大變故。比如說一位剛剛失去至親的女性，在次月患上抑鬱症的幾率會增加20倍。

有20%的抑鬱症發作時並沒有明顯的觸發事件。也許可以說，這是因為一些不那麼明顯的原因，衝突是暗藏在患者的心中或者潛伏在家庭生活里的。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研究自殺的專家托馬斯·喬伊納（Thomas Joiner）說，「隨著發作次數的增加，可能會越來越難以發現那個抑鬱的觸發點，但這個點始終是存在的，因為哪怕記憶也會成為類似觸發點的東西。」但是，你還是可以在過往的某個經歷中（可能是某次你在操場上被人取笑）尋得一些給你造成潛在精神後果的東西，這可以說明，抑鬱症是一種可能難以衡量其客觀性的、對於壓力情境的適當反應。

還有一個大問題需要強調。即便抑鬱症在漫長歷史中進化成為一種切實有效的工具，這也不意味著時至今日仍舊如此。如同人類進化到對糖類和脂肪汲汲以求，但這實際上與熱量供應豐沛的現代環境並不相符，反而導致了肥胖症的盛行。抑鬱症可能就是這樣一種已經生不逢時的狀況。哈根承認，就大多數的進化時期而言，我們和親人共同生活，跟那些隨時準備干預我們人生的人一起消磨時日，得抑鬱症可能是最快的解決方式。而如今我們彼此孤立，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跟那些無關我們繁衍的人們共事。所以抑鬱的信號可能會被忽視，繼而導致連續而嚴重的機能失調。芬蘭的一項研究發現，伴隨著過去兩個世紀的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而來的是自殺率的提高。這也不意味著抑鬱症不再有效（如果它曾經有效的話），而只能說明現代世界中抑鬱症可能比我們想的要更無用。當然，某些抑鬱的案例可能包含一些至今無法解釋的進化設計。布朗大學精神病學專家、《聽從百憂解，對抗抑鬱症》作者彼得·克萊默（Peter Kramer）指出，至少有些抑鬱症是由於遺傳的問題或者是在過去懸而不決的狀況下逐漸學會了負面思考模式而造成的。包括哈根在內的大多數資料來源都同意這樣一個觀點：抑鬱症並非一種由單一原因引起的病症。

反之，即便現在抑鬱症和自殺還為某些目的服務，這也並不意味著它們生而為此。精神病學專家、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進化與醫學中心主任倫道夫·奈斯（Randolph Nesse）就議價模式提出了一種可能性。「有些人確實想利用自殺來威脅和操縱他人，就像他們以殺人或者告密來威脅人一樣。而我並不認為這是由於自然選擇而形成的特定方式，」他說，「這只是人們視圖影響他人時所用的諸多方法中的一種而已。」

奈斯對於自殺的整體適存模式更加不屑一顧，「動物為了親屬而自我犧牲的例子也有很多，但我沒有看到有直接自殺的。為什麼不直接離開就好呢？」而且他談到，「有種流傳更廣的觀點是說，情緒低落其實是很有用的，我想這才是抑鬱症治療取得進展的關鍵，也希望有更多的精神病學專家能夠意識到這個問題。」

很明顯，抑鬱症的進化模式並沒有在精神病學界取得廣泛勝利。據托馬斯說，「就我對精神病學的專業程度來看，我仍舊單純視抑鬱症為一種疾病」。保險起見，很多精神病學專家都從談話療法轉向了更多的處方治療。所以，「針對抑鬱症的特定病症模式有很多公共事業和科研投入，」托馬斯說，「我主要是想說明，我的各位同僚實際上是在不該治療的情況下治療了患者。這可能並不是受人歡迎的消息。」

如果誠如托馬斯、哈根等人所說的，是進化促使我們出現那些戰略性的抑鬱，

那麼我們的應對戰略也得有所改變。哈根視抑鬱症為一種社交問題而非醫學問題。安德魯斯和他的同事保羅·沃森（Paul Watson）在2002年的一篇論文中闡述了一個理論，這個理論包括了議價模式的一個形式，被稱為社交導航假說（social navigation hypothesis），「也許在保護性的監管之下，讓抑鬱症以自己的悲傷魔法自我療愈才是上上策」，而非吃藥。同時必須密切關注患者的境遇及病因。

在非個人進化的歷程中，對任何人而言都很難想像抑鬱症那樣不穩定的情境，特別是那些深感壓力的人。我有時不禁喟嘆，假如沒有患過抑鬱症（現在已經處於完全可控狀態）我會奮力前行到何等程度啊。但我得承認，即便現在，我的抑鬱症還是有些好處的。它使我更關注自身的深層問題，即使它使我質疑周遭的一切，或者說，正是這種懷疑一切才讓我更關注深層問題：包括抑鬱症本身。

注釋：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734449/

http://anthro.vancouver.wsu.edu/publications/184/

http://www.newyorker.com/business/currency/the-power-of-the-hoodie-wearing-c-e-o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3681652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917702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80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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