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帝曾國藩：從憤青到一哥

?200年來，曾國藩被我們多角度解讀，在他身上，疊加了無數重相互矛盾的標籤。內聖外王的中興名臣也好，老奸巨滑、屠殺革命的劊子手也罷，和中國歷史上許多成就一番功業的偉人相比，無論是家世還是天資，曾國藩都沒有什麼優勢。所以，他的一生，也經常被我們勵志化解讀。從一個才學平庸的「憤青」到位高權重、匡扶清室的「一哥」，我們只能感嘆他內心之強大，他，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為「勵志帝」。

「憤青」終於越活越通透

從進入官場到父喪回家守孝，曾國藩的優點和缺點一樣明顯。優點暫且按下不表，主要的缺點就是一副道學家面孔，總以為自己忠心報國，人濁我清，做事過於剛硬，看不慣官場上虛偽圓滑、爾虞我詐那一套，結果從北京到湖南再到江西，處處得罪人，最後和皇帝都鬧得有些不愉快。當曾國藩再次出現在長沙時，他的朋友們發現，他變得幾乎讓人認不出了。人還沒見著，湘軍以及相關省份的將領、官吏們就先收到他的一封信，信里以非常謙恭的語氣請求各位同僚的「指針」。這甚至讓胡林翼和郭嵩燾深以為憂，以為曾國藩委曲求全，失掉了方剛之氣。

二次出山，咸豐表揚他「忠勇可尚」

怎樣重回藏污納垢的官場並生存下去，調動各種資源建功立業，是曾國藩亟需解決的課題。中國傳統士大夫有一個特點，達則兼濟天下的時候讀孔孟，用儒家的積極入世指導自己的作為;窮則獨善其身的時候讀老莊，用道家的超然物外涵養自己的胸懷。曾國藩也不例外，把能罵的人都罵完之後，他把自己關在屋子裡讀老莊，並檢討過去的得失，他發現剛硬和方正並不意味著強大，低調務實、謙遜執著、圓滑柔順、懂得退讓才是真正的強大。他翻檢此前寫過的文書，有一封當年武昌告急，他寫給湖南巡撫駱秉章的求援信，說湖南湖北「唇齒厲害之間，不待智者而知也」，好像駱秉章要是不發兵就是「愚者」一樣。當時覺得有理有據，現在讀起來，羞得汗下如流漿。

家居兩年，可以說是曾國藩人生的重大轉折點，可以說從這時起，他才具備了成就一番功業的內在條件，從此越活越通透。

當然，沒有外部條件的配合，曾國藩的境界再怎麼提升也頂多造就一個理學大師而已。內訌的太平天國迴光返照，石達開帶20萬大軍出走，進入浙江，局面一下子又緊張起來。趁此機會，咸豐八年(1858)5月，胡林翼率先上書咸豐，請求起複曾國藩帶湘軍入浙江作戰。咸豐於當年7月下旨起複曾國藩，令其率兵援浙。

除了對漢人帶兵者的防範以及曾國藩喜歡頂撞他以外，曾的「穆黨」身份肯定影響咸豐對他的觀感，這是咸豐對他忽冷忽熱的原因之一。而作為曾國藩二次出山的推手，深謀遠慮的湖北巡撫胡林翼為了湘軍長遠的發展，必須得在朝中找一個靠山，咸豐極為信任的肅順充當了這個角色。現在找不到肅順和曾、胡直接交往的資料，但是肅順手下的智囊團「肅門五子」中有四個湖南人，他們和湘軍幾位大佬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曾國藩的好友郭嵩燾也被肅順待為上賓，肅順此前幫左宗棠說過好話……曾國藩的再度出山，越來越受到咸豐的重視，除了形勢使然，和肅順的支持應該有很大關係。

這一次，曾國藩沒有再提任何條件，接旨後四天就啟程，態度很讓咸豐受用，表揚他「忠勇可尚」。

脫胎換骨，讓人大跌眼鏡

當曾國藩再次出現在長沙時，他的朋友們發現，他變得幾乎讓人認不出了。原來曾國藩不講什麼官場禮節那套虛頭巴腦的東西，這次人還沒見著，湘軍以及相關省份的將領、官吏們就先收到他的一封信，信里以非常謙恭的語氣請求各位同僚的「指針」。到了長沙後，他忙著拜碼頭，從湖南巡撫到長沙知縣，全部走到。這甚至讓胡林翼和郭嵩燾深以為憂，以為曾國藩委曲求全，失掉了方剛之氣。

他也再不和咸豐頂牛了，學會了打太極。面對咸豐調他率軍入川的瞎指揮，他不像以前直接說不去，而是找盡各種理由，一會說部隊正在打景德鎮脫不開身，一會又說滅敵於湖南不必入蜀，一會又說江西、安徽應當防守，最終打消了咸豐的想法。

對待部下，原來他很吝嗇保舉，很見不得那種不管上沒上戰場就冒領軍功的做法，這和胡林翼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兩人都曾打下武昌，但是胡林翼保舉人數是曾國藩的10倍，導致有「投曾不如投胡」一說。這次出山，他甚至開始鼓勵手下放開顧慮、大膽保舉。此外，對於治兵也不再一味從嚴，湘軍士兵攻下城池後的大肆劫掠，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儘管看起來有點同流合污、和光同塵，但曾國藩嶄新的精神面貌，還是得到廣泛的好評，在他曾經跌了跟頭的江西，現在幾乎是人見人愛，籌餉都順暢了許多。

在胡林翼的設想中，他自己坐鎮湖北搞後勤，曾國藩統兵東征，應該是一種完美的配置。可是現在雖然曾國藩不再計較當不當地方大員，但如果他一路東下，和江西、安徽、江蘇、浙江怎麼打交道，怎麼處理軍隊和地方的關係，還是個很頭疼的問題。辦法還是只有一個：曾國藩當巡撫乃至總督。

咸豐八年(1858)、咸豐十年(1860)，圍困天京的江北江南大營被太平軍擊破，清軍在長江下游的勢力徹底崩盤，消息傳到湘軍控制地界，胡林翼等人無不眉飛色舞，因為，朝廷除了湘軍，再無可以對抗太平天國的力量。胡林翼拉上湖廣總督官文上疏皇帝，要求趁此危難時重用曾國藩，再加上朝中肅順相援，咸豐十年(1860)7月，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並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大展宏圖的所有條件終於齊備。

危難時刻，李鴻章棄他而走

新任兩江總督曾國藩決定把自己的大營扎在皖南祁門這個地方，這是一個輕率而匪夷所思的決定，因為這個決定，他差點丟掉自己的性命，可見，上天真的不會讓一個人太輕易成功。

祁門這個地方群山環繞，遠離河流，這犯了湘軍紮營的大忌：一、容易被敵人居高臨下攻擊;二、遠離水路交通線，難以和水師形成配合。可曾國藩偏偏就選中這麼個容易被瓮中捉鱉的地方，他是這麼想的：祁門東邊還有個徽州，太平軍打來先到徽州，只要徽州沒事，祁門也不會有事。再加上祁門風景秀麗，他在這裡舒心。

守徽州的是曾國藩的幕僚李元度，本來，李元度要是堅守徽州，太平軍一時半會也拿他沒辦法，也不敢繞過徽州打祁門。李元度當時頭腦發熱，帶著守城3000兵的一半出去截擊太平軍，結果被太平軍名將侍王李世賢打得大敗，李元度逃跑，士兵也跟著跑，城內也慌了手腳，太平軍輕鬆拿下徽州。

徽州失陷如此之快，太平軍大軍壓境，這讓曾國藩只能坐以待斃，因為他手中只有張運蘭一支新募集的軍隊，打是沒法打，逃也不知道該往哪裡逃，誰知道太平軍有多少人馬，如何行動，萬一碰上怎麼辦?而太平軍的活動範圍離祁門最近的時候也只有二十里地，拔腳就到。後來有一段時間，祁門乾脆和外界斷了聯繫，成為一座「孤島」。

肅順的幕僚王闓運此時剛好在營中做客，倒霉催的就遇上這麼個情況。曾國藩派人去看王闓運在幹嘛，有人回報，說王先生一邊喝酒一邊看《漢書》。曾國藩給旁邊的人說，《漢書》王闓運不知道看過多少遍了，這會兒肯定是表面裝樣子，內心在掙扎，隨即又派人去看王闓運的隨從在幹什麼，底下的人回報，隨從們在祁門的一條小河準備了一條船。果然，如曾國藩所料，王闓運還是開溜了。

曾國藩下了一條命令，文職人員可以走，每個人發三個月薪水，以後沒事了再回來我不怪你。好多人沒扛住，腳底板抹油，這些人里也包括了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李鴻章。不過李鴻章走得比較巧妙，曾國藩要上摺子彈劾李元度，作為曾國藩幕府的首席筆杆子李鴻章就是不寫，說這樣對李元度不公平。曾國藩說你不寫我自己寫，李鴻章說你要寫我就走，曾國藩回了個「聽君之便」，李鴻章就一個人跑到了南昌。

最後曾國藩幾乎絕望了，寫好了遺書，放在身上，案頭放著佩刀，預備著等太平軍一衝進來就自殺。不過萬幸的是太平軍沒有必得祁門之心，他們知道這裡駐著一支兵，卻不知道是曾國藩的大營。當湘軍名將鮑超率領援軍擊退李秀成之後，逃過一劫的曾國藩見到鮑超老淚縱橫，說：「不想仍能和老弟見面。」

從刻板、保守到實用、開放

接下來的時間就純粹是曾國藩摘取勝利果實的過程了，雖說還是耗時三年多，硬仗無數，但是太平軍敗亡的趨勢不可逆轉，曾國藩也再沒遇上生命危險，此時的他，已經不用親臨戰場，坐鎮後方全盤指揮即可。

咸豐十一年(1861)9月5日，湘軍攻下重鎮安慶，幾天後，曾國藩進駐安慶。在胡林翼和郭嵩燾的調解之下，作為晚輩的李鴻章率先低頭，給曾國藩寫了一封信，祝賀老師攻下安慶，打破了兩人之間的僵局。曾國藩回信說安慶百廢待興，需要人才，你來一趟咱們聊聊?不過他還是沒壓住心中的火，語帶諷刺：「足下行蹤亦頗突兀，昔祁門危而君去，近安慶甚安而不來，何也。」言外之意——你不能共患難，那麼共富貴總行吧?李鴻章甚是羞愧，不過還是到了安慶，之後有了曾國荃圍天京、李鴻章打江蘇、左宗棠打浙江的三路會剿太平天國的大計。李鴻章組建淮軍，終能獨當一面，對曾國藩愈發佩服和感激，說起話來動輒「我老師」如何如何，到死沒變。

此時年過半百的曾國藩，早已經沒有了理學家那種刻板、固執和保守，思維具有相當的開放性，比如他的幕府人才鼎盛，既有浪得虛名的道學家，也有講究實用的科學家。他籌辦安慶內軍械所，江蘇巡撫薛煥聞訊，便將當時國內一流科學家徐壽、華衡芳等推薦給他。曾國藩一見到徐、華，便提出仿製小火輪(輪船)之事。徐壽將蒸汽機原理及輪船構造簡單地作了介紹。曾國藩聽後大喜，立即委任徐壽、華衡芳為幕客，命他們試製輪船，並勉勵他們不要有顧慮，耐心製造，有各種需要儘管提。

同治元年(1862)7月30日，中國人自行製造的第一台蒸汽機由徐壽研製成功，曾國藩非常滿意，感嘆道：「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也能為之!」同治三年(1864)1月28日，中國自己製造的第一艘木質輪船在安慶成功下水試航。為了顯示自己的信心，曾國藩親自坐在船上督看。此外，曾國藩還在安慶接見了中國第一位留美學者容閎，他不計較容閎曾與太平天國有交往，與容閎一見如故，十分重視容閎的意見，並決定委派容閎到美國採購新式機器，以便建設更大規模的武器製造工廠。

為什麼洋務運動從曾國藩這裡發端?除了「時勢造英雄」的老生常談，有件事情或許能找到一點他性格上的原因，他從道光二十三年(1843)開始就患眼疾，為了治眼睛，他嘗試了幾乎所有方法，最初是吃中藥，後來自學中醫，36歲時開始戴西洋老花鏡，又戴過一種「墨晶鏡」，還把一塊「中空積水」的瑪瑙鑽開滴水入眼，還有兩掌摩擦發熱蘸唾液摩擦眼瞼的方法，甚至還練過氣功……偏方、中醫、西法試了個遍，最終都沒有效果。但是這種心中沒有窠臼的態度和試驗精神，似乎和「科學」有所契合。

同治三年(1864)7月，湘軍攻破天京，太平天國亡。朝廷封53歲的曾國藩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保，賞雙眼花翎，曾國藩達到了人生的巔峰。

功成名就後的糾結人生

在曾國藩的最後八年，他內心也糾結了八年，他曾經成功過，甚至成功到可以政變的地步，卻又壯士斷腕，明哲保身;他曾經退卻過，甚至退卻到可以放手的地步，卻又宦海涅槃，備受重用;他從未放棄過為國家奮鬥的真誠，卻在最後與「愛國」無緣。

1864年7月21日，曾國藩收到了那條他期待已久的消息——九弟曾國荃從南京發來了攻克天京的捷報。對這個消息的到來，除了最應有的喜悅之外，恐怕更多的還是來自內心莫名的恐懼，而這種恐懼則來源於對官場重重黑幕的不確定感。從這天起，這場長達13年讓中央心驚肉跳的政治動亂終於可以告一段落。曾國藩的眾多友人和同事紛紛前來道賀，其中有個叫竇垿的在慶賀之後不忘留下這樣一句話：「憂盛危明之定識，持盈保泰之定議」。

糾結南京：以裁軍抵銷「欺君罪」

6天之後，曾國藩等來了慈禧的嘉獎。慈禧在上諭里祝賀湘軍攻下天京，賞曾國藩太子太保銜，賜封一等侯爵，賞戴雙眼花翎。

攻破天京後，李秀成在逃亡的過程中被湘軍抓獲，而如何處置李秀成，卻讓曾國藩費了一番功夫。從李秀成事後寫下的「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承恩惠示，真報無由」，「昨夜深惠厚情」等語就可以看出，曾國藩肯定裝出了一副連自己都能騙過的真誠態度，向「俊傑」李秀成做出了些許承諾。

但這些承諾恐怕一件也兌現不了，因為曾國藩審出了曾國荃的致命問題。據李秀成招供：攻破天京時太平軍只有一萬多人，而曾國荃報給曾國藩的是十萬人;曾國荃說幼主「舉火自焚」，而李秀成招供說幼主逃出了南京;李秀成說聖庫里金銀財寶無數，而曾國荃向曾國藩彙報時卻隻字未提。關鍵是曾國荃打給自己的報告，自己又「轉發」給了慈禧。

慈禧讓曾國藩把李秀成押到北京，曾國藩為避免「東窗事發」，把李秀成秘密處決，並刪除了李的口供中所有對自己不利的內容。

而此時的左宗棠也沒閑著，背著曾國藩秘密給北京上摺子，稱據金陵逃出難民供出，偽幼主洪天貴福於同治三年(1864)6月21日由東壩逃至廣德，被太平軍將領黃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偽幼主名號，召集太平軍餘眾。

左宗棠把南京真相往北京一捅，等於說曾國藩欺君罔上。曾國藩上折反駁左宗棠，稱洪天貴福可能已死，而黃文金為糾合太平軍餘眾偽稱尚存，是古來常有之事。左宗棠看到此奏後，馬上給中央寫奏疏申辯，指斥曾國藩有欺君之嫌。兩人你一折我一疏，在慈禧面前展開大論戰。至此曾左二人十幾年的交情付諸東流。

曾左關係破裂後，曾國藩再次收到了北京發來的兩封上諭。第一封上諭在獎賞曾國藩的基礎上，又封曾國荃為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接下來是李臣典、蕭孚泗分別封子爵和男爵;而在第二封上諭里，慈禧對李鴻章、左宗棠、僧格林沁、沈葆楨等分別給以表彰和封賞。

第二封的獎賞不比第一封的獎賞高或低，卻又故意弄出兩封上諭，而且還要一起發來。很明顯是要做出一個「區分」——第一封上的人都是在南京干過一些見不得光的事，而第二封上的人則沒有。

自古以來，中央平定地方叛亂之後，最關心的就是兩件事：一是主謀死了沒有?二是「贓款」繳到手沒有?而這兩件事曾國藩都沒有給慈禧一個好的交代。洪秀全雖然已確認死亡，但幼主逃出南京。另外天京聖庫里的金銀財寶就這麼不明不白的沒了，擺明了就是被曾國荃給黑了。

隨後，第三封上諭到了，這次慈禧直接點名批評曾國藩，說他指揮不當致使幼主逃脫，並督促曾國藩把聖庫里的實數報上來。曾國藩一看，慈禧說的全都是那些被他一手刪除的李秀成招供內容。

如何把「欺君之罪」平穩地扛過去?曾國藩只有一條路：裁軍。於是他立即上奏朝廷請求裁軍，慈禧果然迅速批准。1864年8月21日，湘軍吉字營共有25000人，到了1865年3月，只剩下了2000人。裁軍速度之快還體現在軍餉方面，曾國藩上奏9天之後，他就果斷停掉了廣東厘金，這曾經是湘軍的財政生命線。1862年以來，廣東厘金單單是供給那些圍南京的湘軍部隊，就高達120萬兩白銀。如果真的停掉了這筆軍餉，也就意味著湘軍再也無法對中央構成威脅。

糾結淮北：遭遇滑鐵盧

裁軍之後，曾國藩給北京打報告，請求讓曾國荃開缺回籍，慈禧同樣迅速批准。之後曾國荃回到老家閉門謝客，每天潛心練書法，而曾國藩也算是度過一劫。可是太平天國這場「大戲」雖然已經收尾，但中國淮北地區的捻軍「巡演團」又拉開了帷幕。

太平天國失敗後，陳玉成親手培養的「後備幹部」賴文光與捻軍匯合，同時也為捻軍帶去了太平軍的治軍理念。僧格林沁是北京專門派去剿捻軍的蒙古親王，但他並不了解賴文光的游擊戰術打法，仍然依託蒙古騎兵特有的機動能力，卻被賴文光繞得團團轉，最後因落入捻軍包圍圈而被擊斃。

僧格林沁的死震動了朝野，北京曾指望僧格林沁能鎮壓捻軍，提升在政界中的地位，以便制衡湘軍派系的崛起。沒成想到頭來還是要依靠曾國藩來擺平。慈禧為了防止曾國藩以裁掉湘軍、手裡沒兵為推託，給了他指揮河北、河南和山東三省八旗、綠營各軍的大權。

1865年6月18日，曾國藩自江寧動身北上。曾吃過湘軍大虧的賴文光開始憂心忡忡，但令賴文光沒想到的是，這次曾國藩帶來的軍隊再也不是當年令他懼怕的那支湘軍了。

在圍剿捻軍的各支部隊中，淮軍的戰鬥力最強，但那是李鴻章一手帶出來的，曾國藩一下就陷入了指揮「三角戀」。往往是曾國藩給淮軍將領下達了軍事命令，淮軍再私下請示李鴻章，只有李鴻章同意了，才能執行。

1866年，朝廷再次起用曾國荃為湖北巡撫。曾國藩正愁在淮軍中無法施展他的軍事部署，就讓曾國荃募得湘勇一萬五千人，稱為「新湘軍。」新湘軍的加入不但使整個剿捻部隊戰鬥力增強，也讓曾國藩的軍令下達更加順暢。

同年7月25日，曾國藩會同劉銘傳商量「防河大計」，準備利用黃河、運河、沙河與淮河把捻軍困於黃淮之間的狹窄地帶，這等於是廢掉了捻軍所擅長的游擊戰能力。

幾天後，湘軍劉松山、張詩日兩軍和捻軍正面遭遇，雙方大戰7天，捻軍損失約6000人。曾國藩覺得堅持利用防河大計，一定能達到錦上添花的效果。不料捻軍在9月24日突然發動對河南防河工程的攻擊，並突圍而去。曾國藩開始急躁起來，命令追擊，這等於又犯了僧格林沁的老毛病，讓捻軍牽著鼻子到處「旅遊」。

中央倒曾的聲音開始沸騰起來，慈禧也對曾國藩這兩年的表現不滿意。曾國藩請求以「散員」身份留在部隊里，以便可以更好地貫徹落實他的「防河大計」，但北京最終沒有給他這樣的機會。雖然事實證明，繼任者李鴻章正因為執行了他老師的防河計劃，對捻軍的圍剿才得以成功，但曾國藩的「北征無功」已成為他人生最大的滑鐵盧。

糾結兩江：吏治無希望

1866年，被撤掉剿捻欽差的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到晚清時期，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都已經腐敗不堪，各地官場黑幕重重。曾國藩並不願意接受這種政治現實，他到任兩江之後，全面改組了兩江各級領導班子，各個位置都換成了自己覺得是「能做事，不愛錢」的湘系親信。他也招考了一些人才，曾國藩的看人能力一向很強，但也有過「自擺烏龍」的時候。

有一次，一位曾在浙江教育系統工作過的人前來面試，曾國藩問他如何解決下級欺瞞上級的問題，此人回答這個問題是個偽問題，說了三個理由：一是像胡林翼那種人，精明強幹，人們根本不能欺騙他;二是左宗棠非常厲害，人人都怕他，也就不敢欺瞞他了;三是像曾大人這樣以誠感人、以禮待人、以道化人，已經做到了「人不忍欺」的境界。他的這番言論打動了曾國藩，隨即派他去督造船炮，幾天後此人攜款潛逃，曾國藩默然良久，黯然獨坐，自言自語：「人不忍欺?人不忍欺!」

曾國藩自己心裡明白，湘軍子弟之所以豁出性命跟著他干，並不是因為什麼堅定的信仰，只是圖個不參加科舉考試也能進入公務員隊伍，找個烏紗帽鐵飯碗。在既有的政治體制不出現大變動的前提下，縱使清廉的官員到了那個位置上，也要跟著大家貪污腐敗，否則就難以在官場上生存，這是潛規則。

但是，如果腐敗到行政體系已經難以正常運作的時候，就需要抓一個「表示表示」。可是大家都腐敗，抓誰不抓誰就成了一門學問。曾國藩請教他的幕僚趙烈文，趙烈文表示要抓就抓丁日昌，因為丁是個腐敗「先進典型」。

但曾國藩想動手的時候，發現已經力不從心，因為丁和李鴻章走得非常近，李又是自己的得意門生，丁日昌一邊貪污，卻又把李鴻章每月所需軍糧辦得妥貼，曾國藩已經被官場拖入到另一種糾結當中，這麼明顯的一個貪官，一旦反了他的腐敗，勢必影響剿捻戰事，如果不反他的腐敗，又如何去整治別人?曾國藩在兩江的反腐大業終究還是被政治體制緊緊地捆住，不動則已，一動全盤棋子將一起陷入混亂，那就只好讓他一直腐敗下去。

曾國藩雖不貪錢，卻也接受下屬的「進貢」，之後把這些錢集合起來給自己建了個小金庫，用小金庫的錢公款吃喝、迎來送往，又接著給自己的領導「上貢」，卻從不把小金庫里的錢裝進自己的腰包，他是官場潛規則的遵從者，自己卻又游離在「清官淘汰定律」之外。

糾結天津：罵聲中離去

1868年，中央突然下達旨令，任命曾國藩為直隸總督。直隸總督掌握了京畿重地的安全與防務，一般這個職務都要交給朝廷極度信任的人。

1870年6月，由於天津地區發生疫病，在天津的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大量死亡，達三四十人之多。這時，有謠言說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經常派人用藥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製藥等。數百名憤怒的百姓先後打死了法國領事豐大業及其隨從，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甫、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毀了法國領事館、望海樓天主堂等4座基督教堂，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大事件。

7月2日，曾國藩在保定署衙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遺囑。他說，他行將前赴天津，「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恐致激起大變」;並表示「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曾國藩已進入60歲，在這一年，他的肝病日益嚴重，右眼已經完全失明，身體每況愈下。

法、英、美等國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一面調集軍隊進行威脅。曾國藩1870年7月到天津，立即發布名為《諭天津士民》的告示，接著釋放了案件嫌疑人，並在奏摺中為洋人在中國的行為進行辯護和洗刷。

曾國藩按照法國人的要求搜捕參加反洋教的民眾，但其中供認不諱的所謂「真兇」只有七八人。曾國藩認為只殺幾個人數目太少，難以使洋人滿意。於是接著加緊搜捕，一定要湊夠20人，為豐大業等20個洋人抵命。

曾國藩在天津一系列的動作，讓參與斡旋的英國人、大清海關總辦羅伯特·赫德感到難以置信。後來，赫德以一長串刺耳的辭彙評價曾國藩：「優柔寡斷」，「被評價過高的人物」，「與他的崇高聲望名不副實」，「才能不過平庸而已」……一句話，在赫德看來，曾國藩老朽而昏聵，他對外部的世界一無所知。而曾國藩辦洋務出身，深知國家積弱多年，目前無任何資格跟列強叫板，他只有犧牲自己的名譽去換個賣國賊的罵名，而保全國家的利益。事後，他在給慈禧的奏摺中認為：「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啟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1872年，李鴻章花了5年的心思為他的老師蓋了兩江總督府，這個在洪秀全天王府的基礎上建起來的總督衙門，其奢華程度讓從天津「罵聲」中歸來的曾國藩不斷讚歎。這年2月27日，曾領銜上奏：促請對

「派遣留學生一事」儘快落實。並提出在美國設立「中國留學生事務所」，在上海設立幼童出洋肄業局。

3月12日，曾國藩在午後突感腳發麻，曾紀澤趕緊扶他入書房，端坐三刻後逝世。在自己因為天津教案鬱鬱而終之前，處理的最後公務竟是派遣中國學生去遭國人痛恨的地方——留學。在人生最後的八年，曾國藩內心也糾結了八年，一個不喝酒、不抽煙、不玩女人的人曾經成功過，甚至成功到可以政變的地步，卻又壯士斷腕，明哲保身;他曾經退卻過，甚至退卻到可以放手的地步，卻又宦海涅槃，備受重用;他從沒有放棄過為國家奮鬥的真誠，卻在最後與「愛國」無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