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緊把女人藏好」，美國大兵來了：顛覆二戰美軍英雄形象，搶劫強姦槍殺

「趕緊把女人藏好」,美國大兵來了：顛覆二戰美軍英雄形象，搶劫強姦槍殺

最近，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歷史教授瑪麗·路易斯·羅伯茨公布的研究成果，可能會顛覆人們長期對二戰中盟軍英雄形象的認識。

她在自己的新書《士兵們做了些什麼?在二戰法國的美國大兵和性》中援引部分法國民眾的觀點，稱美軍士兵並非為了正義與自由，更像是為了法國姑娘才來扮演「解放者」的;他們想方設法與法國女性尋歡作樂，掀起了「慾望的海嘯」。

「趕緊把女人藏好」

美國大兵在歐洲的「性冒險」，從他們進駐英國時便露出了苗頭。這些高大、自信、精力過剩的年輕人，用巧克力、尼龍襪和肥皂等小禮物，換取與當地女孩親熱的機會，買春者亦不在少數。諾曼底登陸前夕，從倫敦的夜總會和酒吧鑽出來的美國軍人，時常乘著酒興，在街頭尋找「流鶯」，談妥價錢後(通常為3英鎊左右)，便在軍大衣掩蓋下匆匆完成交易。

一位士兵在給朋友的信中如此描述這種現象：「我們正開闢『第二戰場』。我無法形容海德公園夜幕降臨後的情景和響動，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巨大的『戰場』。」

據不完全統計，1942年至1945年間，美國軍人在英國犯下126起強姦案。相對來說，由於英國不屬交戰區，美軍已經算是十分克制。等渡過英吉利海峽、進入戰區後，「性趣」不減的美國大兵們，更是頭頂「解放者」光環，上演了一浪高過一浪的「性狂歡」。用現在一位觀察家的話說，美軍對法國女人的態度是：「我們解放了你，你不欠我們點什麼嗎?」

羅伯茨說，帶著這樣的態度，隨著諾曼底登陸而來的是「真正男性慾望的海嘯」，讓當地人民大吃一驚。她從諾曼底檔案中找到許多美國士兵性侵和公然猥褻的案例。比如在勒阿弗爾，當地人出門時幾乎肯定能撞見美國士兵與妓女在公共場合交歡。許多法國人聲稱，美國人的行為比德國人要糟糕得多，其中一人寫道：「他們襲擊、搶奪，把街道和我們的房子弄得團團亂。」

瑪麗·羅伯茨寫道，在距故鄉千里之遙的異邦，美軍官兵們承受著心理和生理的雙重壓力，時間一長，便認為法國人虧欠自己太多，這個國家的女性有義務「慰勞」他們。於是，他們動輒以暴力手段釋放自己的慾望。彼時，諾曼底地區的居民中流行一句話：「之前德國人來了，我們(男人)偽裝自己;現在美國人來了，我們得趕緊把女人藏好。」

美國大兵的性行為不分時間和場合。1945年，在諾曼底第二大城市勒阿弗爾，港口擠滿了準備開拔回國的士兵。原本寧靜的勒阿弗爾被「穿制服的嫖客」弄得烏煙瘴氣。頭痛不已的市長皮埃爾·瓦贊只得向當地美軍指揮官韋德上校寫信求助，稱市民們甚至「不敢到公園裡散步，也不敢去公墓祭掃先人」，因為一不小心，就能撞見忙著與女性交歡的美軍士兵。

「這不僅僅是丟臉，而且已經讓人無法容忍了。」在信中，瓦贊市長建議美軍在遠離市區的地方建一所「官辦」妓院，旋即遭韋德上校回絕，後者的主要理由是：萬一建妓院的消息傳回國內，恐怕會影響軍人們與妻子或女友的關係。

「解放者」愈發不受歡迎

法國官方的公開表態，往往只涉及美軍公開買春的行為。而在平民百姓留下的文字間，情況遠不止於此。1945年10月，一位勒阿弗爾市民憤怒地申訴：「我們被襲擊，被搶劫。無論在家中還是街上，都會遭受傷害……這是一個正在被穿軍裝的強盜侵害的國度。」

對於美軍在法國的各種犯罪行為，英國歷史學家威廉·希區柯克在其《通往自由的痛苦之路》中如此記述：「這些『解放者』對諾曼底地區居民住所和農場的偷竊及搶劫，從(1944年)6月6日開始，整個夏天都沒停下來。」他還援引當地居民的說法：「我們對『解放者』的熱情不斷減弱，他們搶走每樣東西，以掃蕩殘餘德軍為借口隨意闖入房屋。」

隨著戰線推進，美國軍人把種種惡劣作風散布到法國各地。在布列塔尼，喝得醉醺醺的美國大兵買不到白蘭地，遂把酒吧砸得稀爛;在里昂，一名大兵端著槍闖入民宅，強迫女主人與他發生關係……法國警察每天都會接到許多起報警，多數時候只能睜一眼閉一眼。

事實上，作為盟軍的骨幹力量，美軍士兵非常清楚上述行為的性質及其後果。一名陸軍下士在日記中寫道：「當地人並不歡迎我們，把我們看成帶來毀滅和痛苦的使者。」另一名士兵也坦承，「如果期待當地人歡迎我們……那你無疑會大失所望。」

失望最深的還是法國百姓。勒阿弗爾的一位咖啡館老闆有言：「當我們期待朋友到來，以便幫我們驅散戰敗的恥辱時，卻撞上了這麼一群自大、傲慢、行為醜陋的征服者。」

媒體的暗示是否恰當？

面對與日俱增的負面消息，美國為照顧盟國情緒，也曾對士兵的犯罪行為予以譴責，但實際制裁往往「跟不上趟」，「外緊內松」的態度反倒縱容了犯罪者的氣焰。史學界估算，從1944年6月到戰爭結束，不到1年間，美軍在法國犯下的強姦案約為3500起。由於很多案件沒有目擊證人，加上受害者羞於啟齒，針對法國女性的性暴力只會比數字顯示得更廣泛。

對一些情節惡劣、公眾影響力巨大的強姦案，美軍的確進行了軍法審判。問題在於，由於當時的美國軍隊中存在相當嚴重的種族歧視，站在被告席上的往往是非洲裔士兵。

一份日期標註為1944年10月的文件顯示，152名美軍官兵被控強姦罪，其中130名是黑人。另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總共有29名士兵因類似暴行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其中25人是黑人。事實上，在戰區的強姦案中，非洲裔士兵根本沒佔到如此高的犯罪比例。換言之，他們只是作為擋箭牌被推到了前台，以暫時平息法國公眾的怒火。

羅伯茨對此有自己的看法。她注意到：美軍並不嚴肅對待公共輿論的譴責，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覺得法國人經常公開交歡，自己這樣做，不過是「入鄉隨俗」罷了。

與此相關，媒體的戰時報道發揮的作用值得玩味。當時，美國雜誌不時刊登美國軍人與法國女子熱吻的照片，讓很多年輕人想當然地認為，解放法國是一場「浪漫之旅」。

更有甚者，部分媒體為激勵遠征軍官兵的士氣，涉嫌對後者施以不恰當的暗示。譬如，影響力很大的《生活》雜誌曾把前往法國作戰形容為一場「性冒險」，稱法國是一個「住著4000萬享樂主義者的巨大妓院，那裡的人每天饕餮美食、狂飲名酒、日夜交歡」。

戰時，美國軍方管理的《星條旗報》會定期刊登諸如「放下武器」等德文短語，以便士兵同敵人作戰時使用。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該報刊登的大量法文短語和作戰沒什麼直接關係，包括「你有一雙迷人的眼睛」、「 我未婚」、「你父母在家嗎」、「想來根煙嗎」等，都帶有一望即知的「特殊含義」。士兵們從這樣的報道中會得到怎樣的啟發，也就不言自明。

百姓的痛苦與勝敗無關

瑪麗·羅伯茨在《士兵們做了些什麼?》一書中指出，法國並非美軍性暴力的惟一受害國。盟軍進入德國境內後，淪為「犧牲品」的當地女性平民同樣數以千計。另外，英國倫敦公共記錄辦公室的解密文件顯示，二戰期間，美國大兵在英國留下了數以萬計的私生子，作為其後果之一，英國1945年的離婚申請數量竟相當於1939年的5倍。

容易想見，美軍之所以在緊張的戰鬥之餘「性趣」高昂，與「及時行樂」的思想不無關係。身處戰火紛飛的前線，生命隨時可能消逝，命運的不確定性，促使血氣方剛的大兵們肆無忌憚地宣洩著本能——有時，他們「霸王硬上弓」;有時，他們也可以用一塊香皂、一塊巧克力或一包口香糖，引誘飽受戰火摧殘、生計艱難的歐洲女子寬衣解帶。

無獨有偶，同為在歐洲戰場抗擊納粹的主力，蘇聯也因為本國士兵針對戰區平民的大規模暴行而屢遭指責。其中，以2002年英國軍事歷史學家安東尼·比弗出版的《柏林：一九四五淪陷》一書的觀點最為驚人：從蘇聯軍隊反攻波蘭開始，至柏林陷落為止，總共大約200萬名德國婦女淪為性暴力的對象，其中部分受害者更遭到輪姦。

「蘇聯人對施暴對象幾乎不加選擇，被強姦者包括80歲的老人、10歲的兒童以及臨產的孕婦。」按照比弗的說法，單在柏林一地，就有13萬婦女被蹂躪，其中約1萬人因不堪打擊而自殺。受害者中包括德國前總理科爾的夫人，那時她只有12歲。

除了德國，在波蘭、南斯拉夫等多地，也存在對蘇軍性犯罪的記錄。

儘管時隔半個多世紀，比弗的研究結論在俄羅斯依然遭到強烈批評。《莫斯科時報》曾刊文稱，比弗「炮製所謂的歷史真相和揭秘，瞎編濫造，極盡歪曲之能事。」

如今，以瑪麗·羅伯茨為首的學者揭露的、美軍在戰爭期間的陰暗面，同樣成為美、英、法、德等各國媒體評述的話題。儘管這段往事無法改變反法西斯戰爭的性質，在孰是孰非的爭論中，歷史的複雜性得到展現，也會有更多人在掩卷之餘，想起「兵者，兇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這句古話——戰爭從來沒有絕對的贏家，受害最深的往往是參戰各方的平民百姓。

為金錢臨陣脫逃

這不是我們習慣看到的關於二戰老兵的描述。另一本最近出版的著作也在質疑盟軍的英雄形象。記者查爾斯·格拉斯的《逃軍者：二戰最後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講述了1939年至1945年間，15萬英美士兵放棄軍職的事。這些故事以前從未被提起的原因，一方面是這些人覺得很羞愧，另一方面是我們想讓這些英雄永垂不朽。然而，通過講述這樣的故事，格拉斯打破了將近70年無人觸碰的禁忌。

格拉斯用大量篇幅描述了許多士兵在血腥戰鬥的壓力下失去人性的過程。格拉斯描述的戰爭與我們習慣在《兄弟連》中看到的狀態相去甚遠，因為許多士兵在不同的部隊間調動，從未能與同伴建立任何深厚的友誼。約翰·韋恩在電影《硫黃島浴血戰》(1949年)里刻畫的指揮官像父親一樣的形象也被無情地顛覆了。的確有許多軍官自己也身負重傷，無暇顧及尋求指導的普通士兵。雖然英勇事迹在這本書里也比比皆是，但這種英雄主義標準是多數士兵無法做到的。

雖然他十分同情這些士兵，但格拉斯也認為，這些士兵在戰場下的行為是不可原諒的。他在書中說，一些逃軍者不是被炮彈嚇退的，而是看到賺錢的機會，通常和暴力犯罪團伙攪和在一起。他們性放縱，在黑市牟取暴利，甚至從事暴力犯罪。

殘暴不遜日本兵

如果說羅伯茨和格拉斯質疑了英雄的形象，那麼曼徹斯特大學研究東亞歷史的阿倫·威廉·穆爾的新書則顛覆了怪物的形象。穆爾在《書寫戰爭：士兵記錄下的日本帝國》一書中，通過200多名日本、中國和美國士兵的日記審視了當時的亞太地區戰場。

據他描述，日本士兵遠非許多西方人仍然堅信的是「被洗腦的機器人」，日本士兵展現的思想和行動的自由度與中國和美國士兵完全一樣。他們能夠在目睹暴行時表達不滿和懷疑。1937年，一位日本士兵在南京大屠殺後抵達南京時驚恐地在日記中寫道：「這是日本兵乾的嗎?」

同樣，只有日本人殘暴的想法也是錯誤的。穆爾描述，許多美國士兵與日本人的殘暴程度完全一樣，包括將囚犯亂刀砍死，斬首，把油炸過的日本人的耳朵或手指作為戰爭紀念品。穆爾直言不諱地指出：「在這一方面，美國人與其東亞的對手沒什麼區別。」日本士兵拒絕投降的傳奇其實主要是怕被美國人虐待，而非什麼特殊的狂熱。

也許最讓人不安的是穆爾對士兵寫日記的分析。他說，在美國、日本和中國，士兵的想法和感受都受到上級的嚴密監視。因此，他們平時表現的是自我控制的一面，寫日記成為這些士兵說服自己聽從國家命令的有效手段。

也許相比上一代人，或者10年前，我們現在能更加舒服地表達質疑，而過去我們深深地陷入對冷戰或反恐戰爭非黑即白的論斷中。也許我們武裝部隊今天的所作所為(比如阿布格里卜監獄醜聞)也讓我們不禁懷疑他們過去表現得如何。

不論最近歷史學家和出版商想要打破禁忌的原因是什麼，關於正義戰爭的論調不會輕易消散。這些故事得以持續的原因是，我們會對自己感到好受，對我們的父母或祖父母感到好受，對培養我們的國家感到好受。這些故事讓我們同過去產生情感聯繫。時報廣場上的這一吻比任何知識分子追求的細節真相更能滿足我們靈魂深處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