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明：文化批評依然是一個觀念化的問題

摘要陳曉明認為，中國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與批評，並沒有真正完成現代理論批評的轉型，因為其批評文體和知識譜系還是夾生飯。

「悠悠萬事，唯此為大」。陳曉明懷著巨大的熱情投入到學術中。

他從19歲就開始讀畢達可夫的《文藝學引論》、伍盠甫的《西方文論選》，一邊讀一邊做筆記。他無意中在圖書館裡發現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在書架最下面一層，蒙滿了灰塵，便抱了一摞回到房間，貼了一張紙條在門上：閑談請勿超過10分鐘。他讀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和《美學》，讀羅素的《西方哲學史》，讀柏拉圖的《理想國》，奧古斯丁的《懺悔錄》。

從福建省南平師專中文繫到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陳曉明的學術之旅走得艱辛而快樂。孟繁華曾用「出場後的孤軍深入」來形容陳曉明，他說：「至今我們仍不難發現，在批評界就其觀念層面而言，陳曉明可以引為『同道』者仍是廖寥無幾，與一個陣容龐大的批評群體相比，他幾乎是孤軍奮戰。」的確，當時的陳曉明是孤寂的，他回憶當時的情形時說：「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能夠接受我的碩士論文的人竟然寥寥無幾，因此，師友們的理解和鼓勵，我迄今為止還銘心刻骨。」

陳曉明

2016年9月，陳曉明擔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

他卻對自己非常不滿。因為不能從容地、純粹地、心無旁騖地處理學術的問題。他說：「我想做完系主任，任何外面的事情不接觸，全力專註於自己的學術。「「某種意義上說，我想保持內心的真實，我的學術還沒有真正開始。」

陳曉明認為，中國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與批評，並沒有真正完成現代理論批評的轉型，因為其批評文體和知識譜系還是夾生飯。80年代的現實主義批評模式，一種是觀念論述、論斷式的，另一種是感悟、印象式的，直到今天還是主流，還沒有經歷過文本細讀的深入訓練。

中華讀書報：可否談談您學習的具體方法是怎樣的？

陳曉明：我年輕時身處逆境，不敢鬆懈。我從小是完美主義者。在農村當知青時，插秧看別人挖地特別直，就非常敬佩，就要求自己去努力做好；自己球打得不好，對打球好的人就很崇拜，這樣就促使自己見賢思齊。我盡我所能，把自己的事情儘可能做得好。很多人有另外一種人生的處理方式，覺得年輕時不必寫文章，積累到一定程度再寫。寫文章和說是兩回事，文章是在不斷寫作中成熟，寫成文章才是真正的經營，寫文章才是對了解的知識的一種消化整理和融會貫通。如果到四五十歲再寫，會眼高手低。

我20歲時開始讀西方文論，從伍盠甫那套《西方文論選》讀起，後來讀別車杜，是無盡的喜歡，一天能讀十幾個鐘頭。如果沒有興趣，很難做到。現在年輕人對理論沒有興趣。「理論之後」（特里·伊格爾頓）或「理論的終結」的說法，是在西方批評的理論化發展到極致的背景下的一種說辭。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我還是認為，討論現代以來的文學問題，掌握西方現代理論的知識譜系很重要。討論的問題都是在這些知識框架裡面，不論是美學問題，還是現在時興的身份政治問題，討論女權主義還是生態空間等等問題。

中華讀書報：是不是掌握了西方的理論體系，什麼作品都可以拿這個框架套？

陳曉明：從來沒有可以「套」的理論。我們只是說，問題的發生是從哪個層面上討論，這個討論必須要有知識的前提。這也是現在做學術最基本的方法。至於學術的處理，如果是按某種理論為框架討論，只能說我們在學術下的功夫不夠，處理問題幼稚笨拙，學力不夠。那些現代的方法被西方研究到比較成熟的境地，不能完全迴避另立一套方法。我們會看到西方學者在處理那套方法上做得那麼精彩，那麼恰切，文章寫得那麼漂亮到位。我看到日本東京大學的批評家小森陽一談夏目漱石的《我是貓》的文章，從貓的毛色談到日本的歷史，文章很漂亮，用的是西方新歷史主義的方法，但是和日本傳統的方法完全融合了。今天的學術研究，如何保持中國傳統方法，還真就是一個問題。

中華讀書報：您如何看待全球視野下的中國經驗？

陳曉明：在強調文學世界性的今天，沒有世界性的對話語境，藝術創新與變革幾無可能。但藝術創造最終依賴於自身的傳統與當下的經驗，即使是藝術表現形式探索性很強的那些小說，它們所包含的中國經驗依然是極其堅實和豐富的。甚至可以這樣說，恰恰是在與西方現代小說的強烈對話語境中，漢語小說表達的中國經驗才更具有時代感，更具有當下中國的深刻性。中國經驗並不是簡單地重複傳統，也不是在固定的符號和風格的體制中來維持，而是在世界性語境下的碰撞、溝通與交融等變革活動中，在思想文化和藝術表現方法兩方面，才真正有新的當下性的中國經驗產生。

中華讀書報：您在《眾妙之門》（北京大學出版社）中提出重建文本細讀的批評方法，為何會強調「文本細讀」？

陳曉明：文化批評依然是一個觀念化的問題，因為中國的文學理論批評沒有經過文本細讀的嚴格訓練，轉向文化研究的文藝學還是容易流於空疏，這幾乎是學界的共識。有了文本細讀的視角和方法，作品文本就不只是在與現實關聯的意義上被闡釋，評判標準也不再限定於現實主義所謂的「真實性」。現實的欲求、意識形態的需要以及現實生活邏輯，都不再是衡量和評判作品文本的標準尺度，而是回到文本自身，釋放每部作品文本的可能性。文本具有無限的可能性，每一種闡釋都只是打開一個視角而已。文學批評的價值不在於哪種解釋最能接近文本的本質，而在於哪種解釋最能開啟文本的可能性。也正是在這種可能性上，我們去探求漢語小說的未來面向。

中華讀書報：能否總結下，學術研究需具備哪些要素？

陳曉明：一是要有熱情，二是要能吃苦，三是要有把一件事情做好的決心，四是專一。

我們討論問題背後應該有中國傳統的或西方的知識譜系。有人不了解整個知識譜系，就不知道自己的盲點。我一直給學生強調知識譜系的重要性，這樣就不會膽大胡說。

中華讀書報：確定何為研究目標或方向，您有怎樣的標準？

陳曉明：我有挑戰的渴望。我的閱讀或研究，總是想突破自己，也是告別過去的自己。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社科院邀請時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的鮑昌做學術報告，他說國際哲學年會以德里達哲學為主題，邀請中國學者參加，但當時舉國無人對德里達有較為專門的研究，中國學者缺席。這讓我很不服氣，開始有意識地去查找閱讀有關德里達與後結構主義的著作。

當時的北京圖書館（現國圖）部分書籍並不外借，複印又太貴，只能匆忙做一些筆記，常常將一些英文版著作現場譯成漢語記下來。那個時候非常不知天高地厚把解構主義列為博士論文題目。好在我的導師錢中文先生那時很寬容，讓我去嘗試。

研究解構主義，我覺得思想突然開闊了。康德確實很費解，他本身有不明朗的地方。我曾花了很多時間讀胡賽爾，非常著迷於他的那些說法，但是太費勁了，讀不懂他怎麼有這樣一種邏輯。後來看到利科爾(Paul Ricoeur)的一個觀點，他說，所謂現象學的歷史就是胡塞爾個人胡說八道的歷史，這話無疑很片面極端，但卻可以讓我放鬆下來。在那個時候，讀到德里達，我才在理論上找到和個人氣質、學術訓練及個人理想接近的出路。

陳曉明一直覺得痛心的是，做當代文學分散注意力太多。「不像當年關注先鋒派，沒有人要求我寫任何文章，也不用關注外部的任何事情，完全憑著個人的理想去做文章。」他認為那是最自由、最痛快的。

中華讀書報：也就是那個時期，您開始介入對先鋒文學的研究評論？

陳曉明：上世紀90年代我做先鋒文學有了一點體會，感覺能捕捉到自己學術的興趣，能夠充分調動自己的知識，同時能夠把學術和時代的變化和潮流結合起來，並可能產生一些作用，受到學界的重視。雖然談的是先鋒文學，這和我的追求有關，新的思想風貌也好、衝擊也好，我總是渴望變化，渴望新的事物出現。我希望找到新的現實化的事物，於是轉向現實文學的研究。

中華讀書報：有這樣的學術背景，研究先鋒文學是否有優勢？

陳曉明：我是由衷喜歡那個時期的先鋒小說，不是觀念性的，也不是因為讀了解構主義，可能是我對語言和文學形式感的天性喜愛所致。那時候讀格非、蘇童、余華，最喜歡的是格非的小說，讀他的小說《迷舟》《褐色鳥群》，像回到精神的家園。所以，格非在我心目中彷彿永遠停留在那個年代，那時會在心裡把他看作我最親密的朋友，因為他寫出了我最理想的文學。我一度認為《風琴》是他最好的小說，向很多人推薦過。評論家季紅真說，陳曉明你說《風琴》是當代最好的短篇小說，我讀了三遍怎麼覺得還不是？我說請你再讀第四遍。

我或許是純粹且偏執的人。希望把最好的東西留藏，並希望能夠永恆。格非、蘇童、余華他們對我是有意義的，我太固執於他們八九十年代的創作。後來我和余華曾有兩次當面爭論。現在看來，可能是我的偏執所致。余華寫《第七天》，我看到這部小說里依然有他當年某種可貴的文學品質，但物是人非，這樣的作品已經不能讓我流淚。蘇童、格非、余華過去的作品讓我流淚，不是說他們寫得多麼凄慘，而是讓我感嘆怎麼會有這麼好的作品。我在那個時期找到一種理論解讀，我知道中國文學的可能性，當然也有對中國文學的信心。

中華讀書報：您的學術研究和先鋒文學交融，是必然的嗎？

陳曉明：或許我有渴求變革的氣質。為什麼喜歡解構主義，其實就是渴望新的到來。文學最可貴的就是給未來打開新的面向。我也沾染了一些存在主義的思想。我理解存在主義，它的要義其實是一直想表達存在的困境。

中華讀書報：這種方法是否有局限性？

陳曉明：不能因為存在不足就把它的意義抹掉。利和弊就像蹺蹺板，「利」只能是往一個方向，肯定片面偏激，很難為一部分人接受。我們無法兼得和始終平衡。就像朗佛羅的詩：我所得到與我所失去，我所到達與我所錯過，簡直沒有什麼可自豪的。

中華讀書報：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今天，您的學術研究有怎樣的追求和變化？

陳曉明：近年我更多地關注莫言、賈平凹、劉震雲、張煒、閻連科，他們和先鋒派是不同質地的，是鄉土中國敘事。如何攜帶中國的傳統經驗和西方最優秀的文學經驗對話是我思考的另一個重心。這幾個作家都是在鄉村裡生長沒有受過好的教育。但是他們為什麼對漢語有那麼深的了解、那麼大的創造性，他們的語法、他們的語言可能不都合乎規範，但卻非常有生命力，去推敲他們的句子是否合乎語法沒有意義，他們有著個性化的自由和自然，天然去雕飾。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們的作品和鄉村經驗融會在一起，充滿歷史的活力和文化的活力。這些思考和觀察凝聚在我的《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北京大學出版社）中。

學術研究中一種是回到歷史，從中國歷史入手；一是著眼於當下，從理論入手。後者是我比較熟悉的方法。做何選擇，可能會有階段性和依具體作品而言。

2016年9月，陳曉明擔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他並不完全認同「中文系不培養作家」這種說法。

中華讀書報：北大中文系有「不培養作家」的傳統，您到北大中文系以後，會有所改變嗎？

陳曉明：是否能改變，我沒有多少企圖，但在今天的教育形勢下，我不太認同過去中文系一直秉持的這個理念。過去北大中文系以及其他名校的學生，本科畢業後就可以站上大學講台，因為他們在四年內完成所有的專業訓練。現在不可能了，博士畢業都不一定能立即站上大學講台，很多學校進人門檻都要求博士後。但在我們大學中文系的課程設置中，各個專業都要齊頭並進，任何一所大學的中文系都會特別注重專業的教育，每一個專業都不能鬆懈。那麼學生就有一個難題：選擇中文系大都是帶著文學夢來中文系的，如果感到讀中文系和作家夢相距甚遠，也很要命。怎麼辦？學的課程往往是中文基礎知識，離文學作品和寫作甚遠。有些很難且專業性極強。現在北京大學強調本科開展通識教育。林建華校長提出，大學要以學生為重心，培養學生的學習激情和興趣，讓他自己懷著對知識的興趣和好奇學習。北大允許學生轉專業。過去三年，轉入中文系有26個，轉出去有6個學生，主要是外國留學生轉出去。

中華讀書報：您對中文系有怎樣的認識？

陳曉明：我現在在中文系擔任管理工作，確實感受到肩上擔子的重量。中文系的老師們和學校領導信任我，讓我有機會出來為大家做點事情，我感到一種責任。北大中文系是中國學術的重鎮，既肩負著歷史的光榮，同時也很有壓力。北大中文系走到今天，確實要守正創新，可能在今天創新挑戰會更艱巨些。

中文系內部的專業劃分是頗為分明的，一種劃分是文學、語言、文獻三足鼎立；我傾向於學科融合，會把握古典（「三古」：古代文學、古代漢語、古典文獻），現代（現當代文學、文藝理論、比較文學、民間文學），語言（現代漢語、語言學、實驗語言學）這裡面有重疊交叉，但這樣劃分更切近專業屬性，尤其能看清學科專業在當代教育中的定位、意義和功能。我以為北大中文系最重要的是古典的基礎要打牢，往近里說，這是學科傳承，往遠里和大里看這是民族的文化傳承，國家的文化根基。「三古」是北大中文系的根基，這個根基要夯實。如果三古能融通，北大中文系的古典還是相當厚實且有優勢的。這方面我們正在著手做些建設性的工作。

中華讀書報：您如何評介當前中國高校的人文教育現狀？中國的人文教育有哪些缺失？

陳曉明：我們應該看到，今天中國高校已經取得很大成就，不管是在教育公平方面，教育普及方面（例如大學入學率），還是在我們的科學研究方面。就以北京大學來說，近十年來北京大學的科研成果從在國際上發表論文的數量來說，已經翻了十倍，數量上應該是可以和耶魯持平，但質量如何我們可以再討論。北大的情況只是代表，基他中國的985、211高校，發展也非常迅猛。這都是可喜可賀的成就。但是，今天的大學的精神內涵，大學的人文精神，確實也是社會各界經常批評的問題。

現在常為人引用來定義大學本質的古代典籍《大學》，其開篇語指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德」與「至善」，這就說出了大學之道的真諦。明德要通過知識創新；至善是對價值的追求，而且是要抵達追求知識、明德親民的不無止境的境界。歐洲現代大學的創立者洪堡提出了著名的大學的寂寞與自由原則，他對大學的本質理解是：「獨立於一切國家的組織形式，大學應獨立於社會經濟生活，大學的教師與學生應甘於寂寞，不為任何俗務所干擾，完全沉潛於科學」。這當然是在西方社會進入現代特殊時期提出的大學的精神格調，今天大學當然不可能完全獨立於國家社會的秩序及其需要。但這些對大學最經典的理解，應該還是大學重要的內涵品格。大學的本質因而可以說是一種與社會的經濟和政治活動既相互關聯又鼎足而立的傳承、研究、融合和創新高深學術的知識和精神的家園。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說里給大學所下的定義是：「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也」。如果沒有對知識的絕對追求，就不可能有高深學問出現，就不可能有知識領先和創新；如果沒有堅定的價值追求，對知識的永恆信念，也不可能進入高深學問的殿堂。因此，我們今天講大學風範，就是要倡導一種追求知識、堅守價值的人文品格。為自身立標杆，為社會樹典範。今天，執政黨的中央提出要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我的理解，樹立大學風範，也是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價值基礎。如果說一個民族的大學能立起風範，這個民族的復興才有價值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