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舟：反動國歌的另一面

文 | 張曉舟

德國國歌一直是我最喜歡的國歌，就是出於純粹的音樂感官——海頓的音樂偉大。我曾經兩度在世界盃現場聆聽開場前的德國國歌，在足球場這首國歌的恢弘氣勢無與倫比：一次是2002年在橫濱世界盃決賽，德國輸給巴西那次，另一次是2014年在巴西貝羅霍里藏特，德國狂勝巴西那次。2006年世界盃我在柏林勃蘭登堡門，和十萬球迷一起看大屏幕轉播德國對阿根廷，最後點球決勝德國勝出。勃蘭登堡門乃是德意志國族主義的磁場中心，但也是在這裡，我第一次發現一個有趣的反差：德國人的愛國主義激情似乎並不必然必須通過國歌這一媒介去表達，德國國歌遠遠沒有那麼普及，不管是德國球員還是德國球迷，都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會唱、或不願唱、或不習慣唱國歌，這似乎有悖於德國人紀律嚴明整齊劃一的「國民性」。

從此一到世界盃或歐洲杯大賽，德國隊賽前國歌儀式對我來說成了一個特別看點。想必德國隊也深知全世界都在盯著他們的嘴巴，但是，唱國歌至今依舊是德國隊的「硬傷」。儘管對此德國輿論包括足球界不乏批評質疑，但從克林斯曼到勒夫，德國隊主教練都宣稱不會去要求球員唱國歌，也就是尊重球員不唱國歌的權利。不過，教練組基本上是慷慨激昂整齊高歌的，這也是想避免球隊成為靶子。德國隊唱國歌的問題漸成老生常談，大家也已經習慣了有些球員就是不唱國歌，或者將之歸因於性格——比如厄齊爾，為何非要盯著他緊閉的嘴巴而不盯著他巨大的眼珠子呢？

資料圖：奏國歌時厄齊爾只用眼睛歌唱

然而，關於德國隊唱國歌的問題，爭議僅僅局限在德國。為何有些德國球員以及德國球迷不唱國歌？德國國歌到底蘊含了歷史和政治信息？這些問題對外國人來說都過於複雜了，不妨就聽聽海頓的旋律好了。前幾天在夏威夷聯合會杯世界女子網球團隊賽上發生的事件說明，德國國歌確實是最為政治敏感的國歌。美國人在去年的百年美洲杯已經出過一次嚴重的國歌烏龍事件，把智利國歌當成烏拉圭國歌播放，但受害者也就一笑了之。而這回美國人不小心觸動的，是最不能碰的那根政治神經。

主辦方美國網協特意請一位歌手來獨唱德國國歌而不僅僅是播放國歌，卻釀成大禍——她唱的是早就被棄用的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歌，第一句「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唱出的時候，佩特科維奇的臉色就變了，她賽後宣稱活到現在從未遭到如此無禮的對待，還說當時隊友和球迷試圖唱正確的國歌，但沒法蓋過那位歌手(編者註：題圖即為現場)。德國隊領隊芭芭拉里特納說她簡直想搶話筒。情緒波動的佩特科維奇及其隊友最後三盤皆輸，負於美國隊。

資料圖：德國網球手佩特科維奇

這是一個不幸的事故，但也是一個有趣的事件。據說女歌手可能是受到Google的誤導，因為一打開搜索「德國國歌」，先出來的是「德意志高於一切」版。更嚴重的國歌烏龍事件是2012年一次國際射擊大賽，哈薩克射手奪冠，但科威特主辦方播放的哈薩克國歌，居然是金球獎獲獎影片《波拉特》中哈薩克國歌的惡搞版，而《波拉特》這部「辱哈」大片曾引發過哈薩克官方的抗議。這是這個時代的另一種政治：搜索引擎在信息爆炸的同時也製造了信息迷霧，而娛樂世界獲得了取代現實的霸權。

然而，恰恰是這樣一次意外的事故有助於重新認識德國國歌：認識國歌的版本變遷，認清歷史的傷口，更重要也更難的是，學習從歷史的傷口走出來。

德國歷史學家卡爾·施勒格爾2012年寫過一篇討論德國國歌詞作者霍夫曼·馮·法勒斯萊本（1798——1874）的長文，那是他獲得以法勒斯萊本名字命名的「具有時代批判精神作品獎」時的答謝詞，經刪節後以《德國國歌那些事》為名收錄進文集《鐵幕歐洲之新生》(注1)，卡爾·施勒格爾這本文集剛剛出版了中譯本。

法勒斯萊本首先是一位詩人兼音樂家，也是一位民歌收集者，不單收集德國民歌，也收集波蘭民歌，卡爾·施勒格爾說他是唱著法勒斯萊本寫的眾多兒歌長大的。法勒斯萊本的形象更像是一位走向工業時代的游吟詩人。他在1841年寫下「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的時候，德意志民族尚未成型，正是這樣的歌曲，促進了德意志民族作為「想像的共同體」漸漸成型。這樣的歌詞後來被納粹濫用，但不能抽離特定的歷史背景，把污染的源頭指向最初的作者。

卡爾·施勒格爾指出法勒斯萊本對猶太人的偏見，例如在一首名為《解放》的詩中，他認為猶太人只有「通過自由之門」，也就是遠離「整天想著高利貸和欺騙」的神，才能獲得解放。法勒斯萊本還對法國人恨之入骨，但卡爾·施勒格爾為他辯護說，當時為自由和獨立進行的奮鬥是和反對外國統治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的。卡爾·施勒格爾稱作為68學運一代人，他不難體會法勒斯萊本反對諸侯和舊制度的激情，視之為同類。但他指出：「作為出生於二戰陰影中，成長於冷戰陰影中的人，這首國歌對我以及許多同時代的人來說已經無法再唱了，它被濫用了，一唱起它就讓人想起閃電戰的勝利，還有那些不僅是以德國人的名義，而且就是德國人犯下的罪行。儘管作者，歌詞，尤其是海頓的旋律本來是無辜的。

「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

高於世間所有萬物；

無論何時，為了保護和捍衛，

兄弟們永遠站在一起。

從馬斯（Maas）到默默爾（Memel），

從埃施（Etsch）到貝爾特（Belt），

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

高於世間所有萬物 。」

卡爾·施勒格爾提醒說，在納粹時期，在這第一段國歌唱完後要接著唱霍斯特·威塞爾之歌——那是納粹黨歌，同時也是納粹時期的第二國歌。

德國隊把國歌唱得稀稀拉拉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冷戰結束兩德統一之後，東西融合以及新移民浪潮的到來。東德的消失——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歌的消失——以及西德與東德之間、西歐與東歐巨大的政治經濟差距，還有隨後新納粹的一度猖獗，都使得德國國歌作為國族主義認同的焦點有所模糊。歐洲一體化時代，歐洲杯足球賽最能激發愛國主義激情，而德國隊球員種族和宗教背景越來越多元，也不斷考驗德國社會的多元文化民主價值觀。右翼政客高拉德去年曾聲稱「不會想要博阿滕這樣的鄰居」，抨擊外來宗教信仰對西方生活的衝擊。但他選錯了攻擊對象，博阿滕的父親是迦納人母親是德國人，並且他是基督徒。另一名德國隊中衛穆斯塔菲才是穆斯林，是阿爾巴尼亞裔穆斯林，但如果右翼政客膽敢拿他說事，會遭到更強烈的譴責。德國足壇的新金童達胡德則是敘利亞難民出身，在默克爾的難民政策飽受非議之時，或許穆斯塔菲和達胡德這樣的足球明星能稍稍有助於避免人們對某一種族和宗教群體的妖魔化。默克爾強勁的競選對手舒爾茨祭出的口號也是所謂「民主的民粹主義」，而絕不會打種族和宗教牌，甚至會完全站在反對特朗普的立場。

資料圖：門興格拉德巴赫隊的敘利亞裔天才球員達胡德

資料圖：高舉默克爾像的難民

哦，別忘了，捍衛德國國歌的佩特科維奇出生於波黑的圖茲拉，她是塞爾維亞與波斯尼亞混血，她是童年在波斯尼亞戰爭爆發期間開始學習打網球的。

在歐洲一體化陷入危機的時候，卡爾·施勒格爾重新分析了德國國歌，尤其是被打入地獄永世不得翻身的第一段歌詞。他希望人們「從單一民族敘事的框架中走出來，在歐洲意義上對其做出全新詮釋」，並指出，利用刪節的德國國歌大做文章、危言聳聽的行為其實是不恰當的，應對諱莫如深的這件大事重新評價。

政治正確的立場要求不唱那些容易引發苦難記憶與犯罪感的「敏感詞」，但對於「敏感詞」的忌憚和抹殺，卻有可能反而加劇了歷史健忘症。卡爾·施勒格爾認為比「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受到更多誤解和污染的是另外兩行歌詞——「從馬斯到梅梅爾，從埃施到貝爾特」，法勒斯萊本當時憧憬一個有別於普魯士德國的大德意志夢，所有德意志人統一在一起，包括奧地利在內。而希特勒卻將之當作領土擴張乃至種族清洗的號角。但是「從馬斯到梅梅爾，從埃施到貝爾特」原本絕非一個帝國主義沙文主義的宣言，而是如卡爾施勒格爾所說的「文學密碼」——或者不如說是一種充滿浪漫主義氣息的文化地理：「從馬斯到梅梅爾，從埃施到貝爾特」，即從萊茵河左岸德意志人聚居的地方，到普魯士及德國的東部邊界，阿爾卑斯山以南到波羅的海。這也並非「種族和民族地理」，因為這片巨大的區域不僅僅生活著德意志人。卡爾·施勒格爾認為，這兩行歌詞的消失意味著整個地平線的消失，暗示著對於往事重提的恐懼，提起這個題目很快容易做錯什麼事或遭到誤解。他反問：「如何才能將一個大話題從可怕的納粹歷史的漩渦中拯救出來」。大話題之一是「德國人和東歐的德國化」，他主張對此進行再描述，將之從「民族主義臭氣」中解救出來，「這是一種變歷史包袱為文化資本的工作。這種工作把哀傷的事轉化為動力，為德國人和東歐其他民族的合作提供靈感」。而這也是卡爾·施勒格爾一生的研究課題：德國人重新面向東歐。

卡爾·施勒格爾發表這篇獲獎答謝詞的時候，正值2012年歐洲杯，他感慨說：「地平線突然出現了很多以前只存在於文獻中的城市……。二十幾年前，當世界還分裂成東西方時，有誰能想像：歐洲杯足球賽在波蘭和烏克蘭舉行，成千上萬球迷前往以下各地看球：但澤、布雷斯勞、倫貝格、基輔或哈爾科夫。電視觀眾和球迷之前最多也就聽說過這些城市的名字」。為了強調德國與東歐的歷史關係，卡爾施勒格爾用的是德語地名，而但澤如今叫格但斯克，波蘭語；倫貝格如今叫利沃夫，烏克蘭語；布雷斯勞如今用的是斯拉夫名字弗拉茨瓦夫，這是歐盟2016年的「歐洲文化之都」。布雷斯勞是法勒斯萊本後來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從前的西里西亞首府。

古老的城市布雷斯勞，斯拉夫名字則是弗羅茨瓦夫，Wrocla。

說到西里西亞，正好可以補充一下：德國隊兩位著名前鋒正是來自西里西亞。他們常常被簡單標籤化，視為被德國歸化的「波蘭人」。克洛澤祖父祖母和父親是德國裔，母親是波蘭人，他們一家是在八十年代被波蘭政府當做「德國人」從這一地區驅逐的。而波多爾斯基的情況更為戲劇性：他生於格利維采，二戰時正是在這裡，德軍偽裝成波蘭軍隊製造了波蘭襲擊德國假象，並以此為借口侵略波蘭。格利維採在二戰時屬於德國，波多爾斯基的祖父母因此擁有德國公民身份，戰後這一身份在該地區自然不受歡迎，於是到了八十年代後期，波多爾斯基的父母帶著兩歲的他移居西德。

資料圖：波多爾斯基和克洛澤

在這裡，國族身份變得曖昧複雜，不存在所謂純粹的德國人，純粹只意味著狹隘。克洛澤和波多爾斯基正是「德國與波蘭，德國與東歐」這一話題在足球界的最佳寫照，德國足球隊典型地折射了不同族裔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跨種族跨文化的歷史進程。

這一歷史進程依然在不斷持續，並且越來越複雜。卡爾·施勒格爾在法勒斯萊本——一個持不同政見的流亡者，一個古老歐洲文明的守護者——身上，寄託了新歐洲的夢想：「他總一如既往地在民間追尋消失了的歌曲和旋律。他當然知道官方的《歐洲之歌》——貝多芬譜曲的席勒《歡樂頌》，實際上他一直在為新歐洲尋找一種最合適的聲音，這當然不能通過簡單規定或預訂而獲得。他甚至會抄近道前往夜間燈火通明的巴庫灣林蔭大道，只為參加在水晶宮舉行的歐洲歌唱大賽，好知道新歐洲的曲調是否已經調好。能夠寫出《德意志之歌》如此美麗歌詞的人也能寫出一首完美的歐洲人之歌。但是這需要時間，現在尚需等待」。

而這其實也是卡爾·施勒格爾的夫子自道。一個勇於走鋼絲的歷史學家。從左翼來看，他讓備受納粹污染、早已被刪去、被新德國扔進歷史垃圾堆的國歌歌詞復活，一不留神就有借屍還魂為歷史翻案的嫌疑；從右翼來看，他給被摒棄的德國國歌歌詞第一段所作的歷史情景還原和再詮釋，是反其道而行，是對民族主義的淡化，對種族主義的抵制。而一個歷史學家能做的，就是在兩極之間，讓現在喚醒過去，讓歷史告訴未來，儘管四年多以來越來越嚴重的歐洲危機，已經令他這篇舊文顯得有點過於樂觀和浪漫。備受考驗乃至煎熬的，不僅僅是默克爾，還有卡爾·施勒格爾這樣的德國知識分子。

順著卡爾·施勒格爾的邏輯，唱錯德國國歌這一事件，並不值得大做文章危言聳聽，相反，還可以藉機重新認識歷史，將歷史包袱轉化為文化資本。

類似的問題：是否文革樣板戲以及一些革命紅歌，就理應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是否一唱、一聽、一提它們，就意味著苦大仇深，甚至意味著「文革又來了」？對歷史的反思和批判，是否應當首先建立在對史實儘可能多的掌握和分析上，並對歷史進行再描述和再詮釋？

注1：《鐵幕歐洲之新生》，卡爾·施勒格爾著，丁娜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12月。題圖為資料圖：2014年世界盃奏響德國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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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舟|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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