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斷章取義的8大罪人，為歷史的發展做出了無法抹殺的貢獻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堅持客觀公正的原則，辨證全面的看待歷史及歷史人物，才是我們應有的態度。以下內容足以顛覆你的歷史觀。以下內容絕非定性評論，僅是拋磚引玉，提供一個新的認識角度。今天為大家介紹一下：被斷章取義的8大罪人，為歷史的發展做出了無法抹殺的貢獻。

1、李鴻章

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稱李中堂，亦稱李合肥，本名章銅，字漸甫或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謚文忠。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慈禧太后視其為「再造玄黃之人」。與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並稱為「中興四大名臣」，與俾斯麥、格蘭特並稱為「十九世紀世界三大偉人」。

李鴻章儘力維護中國的利益，洋務圖強，然而無法改變中國落後的現實。對於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他曾據理力爭，然而無奈國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迹，如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戰爭處於不利情況時曾主動用最小代價來達成和解等，都是他衛國有利的一面。

2、段祺瑞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曾用名啟瑞，晚年號稱「正道老人」，生於安徽合肥，所以又稱「段合肥」。中華民國時期著名政治家，號稱「北洋之虎」，皖系軍閥首領，孫中山「護法運動」的主要討伐對象。

黃征在《段祺瑞與皖系軍閥》中認為：「段祺瑞在我國近代教育史上，特別是軍事院校史上，佔有一定地位。」單寶在《安徽史學》中認為：「辛亥革命中段祺瑞在客觀形勢的推動下，思想確實有了轉變，贊成共和，並以實際行動加快了形勢發展的進 程，不能籠而統之稱他是袁世凱篡奪政權的「幫凶」。」丁賢俊認為：「袁世凱稱帝中段祺瑞的共和觀只不過是既不要皇帝又反對革命黨，但他能衝破20年與袁世凱結下的長僚關係和親密私交，棄官冒死維護共和，毅然反對洪憲帝制，對於一個在忠孝節義封建道德薰陶下成長起來的將領來說確實難能可貴。」近年來有 一種新觀點：「五、四」時期頗似春秋戰國時期，段祺瑞沒有絕對權威，致力於武力統一。軍閥混戰，社會動蕩，客觀上放鬆了思想鉗制，新文化運動得以蓬勃開展，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也得以生存發展。

3、袁世凱

袁世凱的榮辱功過各有評說，有人說他是「獨夫民賊」、「竊國大盜」，也有人認為他對中國的近代化做出貢獻，是真正的改革家。

對袁世凱的正面評價逐漸多了起來。其首先表現在於對袁世凱的主要污點如戊戌告密、竊取辛亥革命果實、刺殺宋教仁、簽訂二十一條等事實真相進行澄清，其次是肯定了袁世凱在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以及他維護國家主權所作的貢獻，最後發展為對袁世凱的肯定評價。袁只是簽署了《中日關於山東問題條約》和《中日關於南滿即東蒙古問題條約》，這兩個條約加一起也只有十一條，而且沒有出賣主權的條款。」

4、閻錫山

在民國一眾赳赳武夫中，閻錫山卻出人意料地對工業建設、貨幣政策、財稅體系乃至整個經濟運行規律有深入而切實的把握。在他幾近40年的全盤掌控下，山西這樣一個無論地理方位和資源稟賦都毫無優勢的內陸省份，在整個民國時代的滿目瘡痍之中保持相對的富庶、平靜，可謂是全盤失敗的民國經濟財政史上一絲微弱的亮色。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堅定地提出「寧在山西犧牲，不到他鄉流亡」的口號，領導晉綏軍，堅決抗日，並贏得了「模範戰區」的稱號。

5、黎元洪

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1928年6月3日），字宋卿，漢族，是湖北黃陂人。

平生牽涉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例如反對袁世凱稱帝，拒絕王封，為他贏得了較高的威望。其後護國軍擁戴他，護法力量爭取他，他也與護國護法運動相呼應，對袁世凱的垮台，北洋軍閥的分裂，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他的最大歷史貢獻是介入武昌起義，並與眾多辛亥志士一起推翻二千餘年的帝制，走向共和。在武昌起義中，他的介入與存在，就是一個歷史性的象徵，就已經正式敲響了滿清政府及千年帝制的喪鐘。這一歷史貢獻是完全不容抹殺的，也無法抹殺的。

6、陳炯明

陳炯明（1878年1月13日－1933年9月22日），字競存，廣東海豐人（廣東省惠州府海豐縣白町村，今屬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聯安鎮白町村）。

「辛亥革命的背叛者」、「炮轟總統府的劊子手」，也是被刻意醜化的歷史人物之一。他致力於設立現代學堂，是新文化運動的堅定支持者；他立足嶺南，推行民主政治，大力發展經濟和教育，使廣東成為當時中外側目的「模範省」；他一生致力於共和政治理想制度，可最後卻貧困潦倒，卒於香港。

1990年代以後，部分學者開始對此進行考證，尤其是陳炯明之子陳定炎查閱了當時的大量報刊資料，方才讓世人重新認識陳炯明。但陳定炎的資料中也並非全無偏頗。

7、曹錕

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字仲珊，出生於天津大沽口（今天津市塘沽）。

曹錕在歷史上名聲不好，為了過把總統癮，不惜花大把銀子賄賂選舉者，留下了「賄選總統」的惡名，這也是他的人生污點。不過他卻有著最低的底線，那就是不當漢奸——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華北淪陷。曹錕的老部下紛紛落水，出任漢奸政權要職。日本侵略者還千方百計地拖曹錕出來當俘虜，年邁的曹錕在劉夫人勸導下，立誓寧肯喝稀粥，也不給日本人辦事。總體講，有功有過。

曹錕在執掌北京政府期間，完成了自1913年以來的民主制憲，並把當時各種政治力量的「地方自治」要求寫進了憲法；在處理「臨城劫車案」和完成中蘇建交談判的過程中，基本上堅持了民族主義的立場。因此，對曹錕的執政活動應給予客觀積極的評價。

8、吳佩孚

吳佩孚（1874年4月22日—1939年12月4日），字子玉，山東蓬萊人。

吳佩孚平生注重修身，廉潔自守，為人忠直，至性至情，稱得上是北洋集團中乃至民國政壇軍界中的佼佼者，華北淪陷於日偽之後，愈顯其晚節彌堅。最後甚至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民族偉大而不可侵犯的氣節（1939年12月4日被日本軍醫殺害）。

他是第一位登上美國《時代周刊》的華人，在直奉戰爭和北伐戰爭後一蹶不振，時人稱為玉帥。吳佩孚的愛國情操與民族氣節為世人所敬佩。由於他堅決拒絕與日本人合作，拒絕落水做漢奸，因此招致日本人痛恨，招來殺身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