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哈爾姆斯:當荒誕成為日常生活

哈爾姆斯漫畫像。

俄羅斯作家丹尼爾·哈爾姆斯的作品自從上世紀80年代被翻譯成各國語言陸續出版以來，被讀者和批評家貼上的標籤中最多的就是「荒誕」。哈爾姆斯故弄玄虛的姿態和顛三倒四的文字遊戲，讓他的讀者們投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解謎遊戲。或許正因為那些脫離了日常思維模式的場景，使得人們更願意相信他的作品屬於任何時代。

丹尼爾·哈爾姆斯(1906-1942)

原名丹尼爾·伊萬諾維奇·尤瓦喬夫，「哈爾姆斯」這個杜撰的姓氏（Хармс）糅合了英語Harms（痛苦）、Charms（魅力）、梵語Dharma（規誡）等諸種含義。他是蘇聯作家、詩人、劇作家，荒誕派先驅人物，早期活躍於聖彼得堡先鋒文藝界，是「真實藝術協會」的中堅力量。20世紀20年代末主要從事童話創作。後遭鎮壓，於1942年死於獄中。

《藍色筆記本》，作者：（俄）丹尼爾·哈爾姆斯，譯者：張猛，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

小說多為結構簡單、文字簡練的短篇。作者極盡想像，將世態百相隱藏於文中荒誕的表象之下，那些生活中離奇乖戾的情節正是人們最真實的內心反應，是長期壓抑之下人們的潛意識的再現。哈爾姆斯精心構思了這些荒誕之作，正是為了讓它們來喚醒渾噩的人們，提醒人們警醒自己內心真實的荒涼。

有關恐怖的邏輯

連普通人都戰戰兢兢

丹尼爾·哈爾姆斯生活的年代無疑是特殊的：他正式的創作年份大約開始於1926年前後，直到1941年二戰爆發，這期間整個蘇聯最舉世矚目的人與事，莫過於斯大林和他1934年發動的、一直持續到二戰前的「大清洗」運動。

這場「大清洗」旨在揪出人民中的「敵人」，受到運動迫害的人來自蘇聯各個階層，沒有來由的暗殺、逮捕行動造成蘇聯民眾內心持續的震蕩，權力機器之於人民，就像哈爾姆斯小說中懸在頭頂的石頭，誰也不知道哪天出門會被不幸砸中。據哈爾姆斯的妻子馬琳娜·杜爾諾娃回憶，哈爾姆斯本人也曾被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人員傳喚，「他極度害怕。他想，自己會被逮捕、收監。但很快他回來了，說人家只是問他，他是怎樣在兒童劇場表演魔術的。他說自己因為害怕不能夠展示，兩手不停地發抖。」

這種個人經驗自然反映在他創造的人物身上。一些手無寸鐵的普通人終日處在戰戰兢兢的狀態中，被一種不可知的力量攫取，他們神情恍惚，無法正常生活。在小說《夢》中，卡魯金睡覺時，一連做了好幾個夢，在這些夢中，一個警察時而從他身邊的灌木叢旁走過，時而坐在灌木上。多次入睡未果，卡魯金在床上大喊大叫，翻來覆去，但他已經不能醒過來了。最後，他由於「一無是處」，「被人對摺兩半，像垃圾一樣扔了出去」。這樣無辜遭到迫害的人隨處可見，譬如那個追帽子的長鬍子老頭被「警察和一位穿灰色套裝的公民」抓住，不知送到了什麼地方（《帽子》）；教授的妻子因為在房間哭自己的丈夫而被送到精神病醫院（《教授妻子的命運》）等。而哈爾姆斯寫於1937年的一首詩歌《有一個人離開了家》，更像是一首沉痛的政治哀歌：那個具有堅強意志力的流浪者，長途跋涉、忍飢挨餓，卻最終在走進森林後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小說中人物的行為總是顯得怪異、荒誕、不合情理。俄羅斯學者格利勃·舒里比亞科夫認為，在哈爾姆斯情節萬花筒的背後隱含著一種「鐵的邏輯」，那就是「有關恐怖的邏輯」，「恐怖是那個時代背後一切情節的推動力」。彼得·列昂尼多維奇能夠容忍自己的妻子與其他人通姦，僅僅因為妻子手裡握著一個公章（《意外的酒宴》）；被磚頭砸中腦殼的先生鎮定自若，告訴圍觀的人們：「不要緊張，先生們，我已經注射過疫苗。你們看沒看到我右眼裡突出的石塊？這也是某天的遭遇。我已經習慣了。現在我已經無所謂了！」（《磚頭》）。

福柯談到的「權力呈毛細血管分布」在哈爾姆斯作品中，甚至體現到房屋管理員身上，因為唯有他可以在小女孩的額頭上蓋上戳，證明她是否死亡（《父親和女兒》）。這種「恐怖」的邏輯對蘇聯公民施加的影響是不動聲色的，儘管今日的讀者讀到這些情節會覺得匪夷所思，然而小說中的其他人，那些觀望的「人群」卻默認這一切是合情合理的，在那樣「鐵腕統治」的時代背景里，接受一切強權和暴力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一種冷漠的寫照

暴力成為家常便飯

對權力機器的畏懼使人民謹言慎行，而頻繁出現的暴力事件又讓他們對別人的得失表現出異常冷漠的態度，彷彿他們對死亡已經司空見慣。哈爾姆斯不僅描寫「突然而至的死亡」，還著力表現人們對「死」的圍觀，他們把這當做一種茶餘飯後的娛樂節目，當做無聊生活的慰藉。

一個老太婆從樓上墜落下來，摔傷了；第二個老太婆為了看她，也掉了下來；第三個老太婆又好奇地探出頭去……（《墜落的老太婆們》）有兩個人從五層大樓上摔了下來，依達·馬爾科夫娜從窗戶上看到了他們墜落，從身上扯下襯衫擦拭玻璃，以便於讓自己看得更清楚，而另一個依達·馬爾科夫娜取來鉗子拔掉了窗戶上的釘子，朝下張望。「街上已經聚集了不多的幾個人。警笛聲響起，一個矮個子警察不慌不忙地來到計算好的地點。」（《墜落》）還有一篇《我們這條河的岸邊聚集了很多人……》，文字十分簡潔凝練，沒有任何外貌和神態描寫，卻讓我們對當時的場景感同身受，觸目驚心：

我們這條河的岸邊聚集了很多人。團長謝普諾夫在河裡溺水了。他嗆了水，肚皮不時浮出水面，叫了一聲，又沉入了水裡。他的胳膊胡亂拍打著，又叫了起來，希望有人救他。

一群人站在岸上，憂鬱地看著。

「這人溺水了。」庫茲馬說。

「顯然是溺水了。」戴著便帽的另一個人確認道。

確實，團長溺水了。

人群漸漸散開了。

這種面無表情的群像正是那個時代普通民眾的寫照。他們早已經見慣了這樣的死亡，沒有人思考「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死亡機制」早已使他們的情感固化。教科書和政治宣傳把他們鍛造為國家的「鋼鐵戰士」，他們作為蘇聯集體主義思想教育的「產品」極具愛國主義和集體榮譽感，但作為單個的人，他們對身邊的同類產生不了悲憫情懷，甚至他們對於自己也是麻木的，不允許自己夾雜過分的「私心」。就像教授的妻子，當她被人無端送入精神病院之後，她順從了這樣的命運，並終於被改造成精神病人，「手裡握了個漁竿，在地上釣看不見的魚。

內心的恐怖壓抑太久，只會以更加暴戾的形式呈現出來。哈爾姆斯對於「鬥毆」這件事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他喜歡描寫人與人暴力衝突的場面。除了《「喝醋吧，先生們。」舒耶夫說……》、《格里高利耶夫（打了謝苗諾夫一個耳光）》、《馬什金打了科什金》、《獵人們》等幾篇「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被動接受的暴力模式，也有些篇目著力表現鬥毆雙方互相攻擊、不分勝負的局面：「辛卡打了費濟卡一個耳光，然後藏到了五斗櫥下。費濟卡抄起一個火鉤子，把辛卡從五斗櫥底下捅了出來，擰掉了他的右耳朵。辛卡從費濟卡手裡脫了身，手裡攥著擰掉的耳朵，朝鄰居家跑去……」（《卑鄙的人》）

哈爾姆斯很少寫到鬥毆的原因，他也不會花費筆墨寫他們的神態、打鬥時使用的語言，我們能看到的就是「戰況」和雙方的「戰果」。失去五官和話語言說能力的兩個人摩肩接踵，選擇對方的身體作為發泄的靶子，這既是個人表達情緒的路徑，也是對國家管理策略的模仿，「復仇」或者「伸張正義」的必要性已經不復存在，「暴動」本身帶有明顯的機械性質。例如這一篇《私刑》：

比特洛夫坐在馬上，向人群發表講話說，在這塊如今是大眾花園的地方，將會建一棟美國的摩天大樓。人們聽他講著，看得出，他們對此很贊同。比特洛夫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了點東西。這時人群里有一個中等個頭的人跳出來問比特洛夫，他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了什麼。比特洛夫回答，這隻和他自己有關。中等個頭的人不依不饒。你一句我一句，兩個人就吵了起來。人群都同意中等個頭人的觀點，比特洛夫為了保命，催馬飛奔，在轉彎處不見了。人們十分激動，由於缺乏其他的犧牲品，他們抓住了中等個頭的人，把他的頭拔掉了。拔掉的頭顱在馬路上滾動著，卡在了下水道的蓋子里。人群發泄了自己的激情，散開了。

在這裡，暴動群眾的行動能力遠遠超過了他們邏輯判斷的能力。一開始他們被比特洛夫的言論所吸引，後來持相反態度的中等個頭卻又左右了他們。但無論如何，這些「觀點」並沒有與他們的生活發生任何實質性關聯，他們只是被一種慷慨激昂的情緒所左右，渴望借用一種「暴力」表達自己的激情。烏合之眾的群體性行動總是帶著些許悲觀的調子，因為他們常常處於理性的外圍，僅僅受制於一種狂熱。正如斯大林發表重大講話時，台下發出雷鳴般的歡呼聲，蘇聯公民們不知道自己歡呼的到底是什麼；當長年累月受到恐怖壓制的人們將這些情緒以暴力的形式發泄出來時，他們也不知道應該反對誰，暴動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文/張猛 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