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唐榮耀」看安史之亂給現代人的啟示！

最近吃瓜群眾們又在最一熱劇《大唐榮耀》！確實是部好劇！在「安史之亂」的歷史大背景下開展的言情虐狗劇！

唐王朝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引以為自豪的一段時期。發生在盛唐時期的安史之亂，使得這個貌似強盛的王朝前後變化相當之大，而整個過程複雜曲折，甚至故意杜撰的小說都不能與之相比。安史之亂雖然是中華民族一段痛苦的經歷，但卻給我們後人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啟示，本文只是略敘一二。

唐王朝不僅接手並治理了隋王朝留下來的統一的國家，而且開疆拓土，先後討平了東、西突厥、吐谷渾等。經過幾代皇帝的苦心經營，到唐玄宗時，已經建立了一個極為遼闊的邊境。為了加強中央對邊疆的控制、鞏固邊防和統理異族，唐玄宗於開元十年便於邊地設十個兵鎮，由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管理。由於授權過多過大，邊境兵鎮的節度使逐漸擁兵自重。而安祿山是擁兵自重的典型之一，他一人身兼三地節度使，掌握兵力達到整個唐王朝邊境兵力的五分之二，達到二十萬。而當時中央兵力只有八萬，形成鮮明對比。

與地方節度使逐漸擁兵自重，野心勃勃相比，唐玄宗在位後期，國家太平無事日久，唐玄宗喪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寶後，政治癒加腐敗。唐玄宗更耽於享樂，寵幸楊貴妃，由提倡節儉變為揮金如土，如曾將一年各地之貢物賜予李林甫。他又把國政先後交由李林甫、楊國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劍的宰相，任內憑著玄宗的信任專權用事達十九年，杜絕言路，排斥忠良。楊國忠因楊貴妃得到寵幸而繼李林甫出任右相，只知搜刮民財，以致群小當道，國事日非，朝政腐敗，讓安祿山有機可乘。

安史之亂的後果極其嚴重。安史之亂後，社會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90%的房屋被燒毀，各行各業都荒廢，京城附近住戶不滿千家，原來人們生產勞作的地方豺狼號叫。幾乎包括整個黃河中下游，一片荒涼。杜甫有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這說明經過戰亂，廣大人民皆處在無家可歸的狀態中。安史之亂後，統一的中央王朝實際上已經無力再控制地方，安史餘黨在北方形成藩鎮割據，各自為政，後來這種狀況遍及全國。各藩鎮不服朝廷管理，或者自己任命官員，或者不上繳國稅，甚至驕橫稱王稱帝，與唐王朝分庭抗禮。直到唐亡，這種現象沒有終止。安史之亂後，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潼關和虎牢關之間，幾百里內，在編的僅有千餘戶。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餘戶，驟降至二百戶以下。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唐憲宗元和年間，江南八道一百四十萬戶農民，要負擔唐朝八十三萬軍隊的全部糧餉。統治階層的壓榨更加深重，導致農民和地方統治階層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後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反叛，形成唐中葉農民叛亂的高潮。

安史之亂髮生的原因，很多史學家都有敘述。包括中央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階層內部的矛盾、統治階層和人民的矛盾等。這些觀點都很對，這些都是直接原因。

矛盾隨時都存在，一個矛盾解決了，又有新的矛盾產生。唐王朝討平了東、西突厥、吐谷渾，解決了邊境不安的矛盾。但隨之而來的是邊境過於遼闊，且多是少數民族，難於管理的矛盾。於是唐玄宗任用少數民族將領，設置邊境兵鎮，期望解決這個矛盾。但隨之而來的是，兵鎮權力過大，個別少數民族節度使有野心的矛盾。（插一句，我們同時也要看到，在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唐王朝仍然依靠少數民族將領的輔助平定了叛亂。唐朝對於民族融合也是非常重視的一個時代，很多少數民族從此有了漢姓，成為了「漢人」（安祿山家族就是）。所以，個人認為不能把民族問題擴大化。）那麼，後來的明朝極力的將權力集中到中央，甚至集中到皇帝身上，但明朝仍然不可避免的面對新的問題，新的矛盾。而明朝後期這些矛盾顯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導致了一個朝代的滅亡。

所以，一方面，僅僅停留於討論有哪些矛盾並無助於一個社會的長治久安；另一方面，有任何矛盾都不可怕，因為隨時都有矛盾，我們不一直都過來了嗎？那麼，社會的長治久安依靠什麼？本質上，依靠人不斷的去解決問題，解決矛盾。最直接的就是靠執政者，不斷的去認識、理解、分析、實踐、改進，最終解決問題和矛盾，然後再按這個過程解決新的問題和矛盾。

我們看到，當地方節度使逐漸擁兵自重，野心勃勃之時，唐王朝執政者在做什麼？他們一派歌舞昇平，從最高統治者到整個統治階層，都在享樂，或者在維護自己在這個階層的地位，以便繼續享樂。

每個人都有他的生命周期，從幼年的懵懂，到少年的活潑，到中青年的憧憬與奮鬥，到老年的安享晚年。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唐玄宗在位的前期，確實是一位非常有作為的皇帝，因前朝皇帝的奮鬥以及他的開元之治，整個唐王朝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繁榮與穩定。作為一個「人」，唐玄宗也希望自己不完全是為了工作而活，也希望自己前面的奮鬥能帶給自己長久的安樂。所以，縱觀歷朝歷代，我們常常看到一個現象，年輕的皇帝總有一番抱負，到老年卻以安享晚年為主。其實，這也是正常的，符合人性的一個現象。

除了「個人」有這種生命周期，一個家族同樣非常明顯的具有這種周期性。我們看歷朝歷代，都會發現開國皇帝都是捨生忘死，浴血拚殺出來的（這是奮鬥初期，一窮二白，全靠打拚）；到了二、三、四代皇帝就是改革、治理（奮鬥中後期，子承父業，發揚光大）；五、六、七代皇帝開始維持、享受（享受階段，自認為家族興旺發達是天經地義的，興趣轉移。在這個階段，我們可以看到好多木匠皇帝、詞人皇帝、書法家皇帝、荒淫皇帝等等）；然後整個王朝開始見頂回落；到末代皇帝，就算你有天大的本領，整個社會已經積弊難改，滅亡成了唯一的可能。而整個過程中間任何時期，如果出現荒淫皇帝，王朝更會加速滅亡。比如，夏末、商末等。可見，荒淫皇帝的出現是皇帝家族達到周期中的滅亡階段的非常值得警惕的前兆和信號。

那麼，除了家族有這種明顯的周期性，甚至當整個統治階層具有一定的壟斷性之後，整個統治階層都有這種周期性。比如，統治階層為了維護自身的地位，相互織網，互為庇護，結為黨派，對權力進行壟斷。由於網路、黨派具有家族性，因此整個網路、黨派，甚至擴大到整個統治階層都具有周期性。這種整個統治階層的周期性，甚至比皇帝家族的周期性對社會的影響還要大。

假如說，一個家族的興衰成敗跟我們大家沒關係，我們就當小說，電視劇看看就算了。但是如果一個家族或者一些家族壟斷了社會的權力，那麼每一個家庭的命運就跟這些家族綁在了一根繩子上。

在唐朝前期，隨著李家的奮鬥和興起，確實整個社會也得到了發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隨著李家以及整個統治階層的懈怠、貪求享樂，權力的壟斷，導致腐敗橫行，正直而希望有作為的官員受到排擠。在安史之亂後，隨著以李家為代表的統治階層的沒落，整個社會更是遭受滅頂之災。真是興也李家、衰也李家。如果把一個社會與某個偉大的個人緊密的綁定，確實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要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不在乎僅僅停留在一些表面的社會矛盾上。而是要建立一個體制，使得社會權力能夠適度平和的、制度性的、可控競爭性的，在不同的人手中流動，讓社會權力不僅僅是權力和利益，還是真正為社會服務的義務和責任！從而突破個人、家族和壟斷的統治階層的周期性，不斷的解決我們遇到的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避免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累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安史之亂，本質上是一次社會權力轉讓的企圖和爭奪。任何的朝代更迭都是社會權力的轉讓。這些朝代的更迭，也就是這些權力轉讓，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合理的。但是，我們看到的是，為了這些權力的更迭，百姓家破人亡，白骨累累，社會經濟凋敝，百業廢黜，整個國家一片荒涼，甚至對其後的朝代都有巨大影響。社會代價過大。為了保證這種權力更迭的適度平和，就必須有制度來保證，使這種制度成為法律。大家在法律的框架下，尋找一定時期內（不是永久的，不是壟斷的）接管社會權力最適當的人選。通過法律手段來保證和規範權力移交的公平合理和適度平和。為了尋找接管社會權力最適當的人選，當然要有比較，有選擇，當然要有競爭性。但要保證這種競爭性是在法律範圍內的，保證這種競爭是公平的、合理的、合法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民主的競選制需要在平時和競選時，花費大量的金錢，但相比「百姓家破人亡，白骨累累，社會經濟凋敝，百業廢黜，整個國家一片荒涼」的代價還是小得多。而且，如果花費這些金錢，確實能夠保證權力掌握在適合的人手中，那麼他以及執政階層如果能為社會創造良好的社會政治環境，就將為社會經濟、文化、科學的發展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那麼這些錢，社會就能賺回來。至少，社會各個群體的利益，有了在法律範圍內，公平合理博弈的機會，也是化解社會矛盾的壓力的一個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