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饒漱石三角戀自殺？110歲病逝女特工黃慕蘭投江考證

-Tips：點擊上方藍色【韓福東觀察】查往期內容 -

（周）恩來提到瞿秋白、楊之華和沈劍龍的三角關係來警醒黃慕蘭，似乎也暴露出她與饒漱石、賀昌的關係可能並沒有自傳中說的那麼簡單。

抗日戰爭期間，在金融界和文化界兼任過不少社會職務，從事抗日救亡工作。1942-1944年被囚重慶，後被營救出獄。

抗戰勝利後，在滬參加文藝和銀聯復興工作。1951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因受潘漢年案牽連，被捕入獄，關押長達17年。1980年獲平反，任上海市政府參事，上海市第六、第七屆政協委員。

2017年2月7日，黃慕蘭在浙江杭州辭世，享年110歲。

黃慕蘭親述的《黃慕蘭自傳》首度出版於2004年，後於2016年再版。在書出版前後，媒體多以「營救過周恩來的美女間諜」「周恩來眼裡的『我黨一部百科全書』」形容，但這遭到了原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長吳德峰的女兒吳持生的否定。

吳持生將一連串質疑文章貼上個人博客，直指黃慕蘭系因違反組織紀律被周恩來下令「淡斷組織關係」，而非其自稱的「奉命脫黨成婚」等。

晚年黃慕蘭

110歲的紅色女特工黃慕蘭病逝，令人唏噓。

以罕見高壽，經歷如此多階段的革命傳奇，生前她就被認為是中共特工史的活字典了。這當然沒有錯。但她身上一定藏有很多秘密，未曾與世公開；她公開宣講的故事中，也一定有迎合時代政治正確的部分。這總難避免。

離世後，她生前撰寫的回憶錄又開始在輿論場走俏，緬懷之聲泛起。而相關的質疑聲音，分貝也加大，其中又以黃慕蘭的老上級、中共秘密交通局負責人吳德峰的女兒吳持生的批評，最具顛覆力。

圍繞黃慕蘭的爭議主要在：向忠發被捕叛變，周恩來是否因黃慕蘭通報才撤離；在營救關嚮應出獄時，黃慕蘭發揮的作用；她有沒有脫黨；以及一些私人生活上面的指摘，等等。

我想從吳持生沒有提到的一個具體的事件入手，來看一看《黃慕蘭自傳》所具備的一些特徵。從中或許會引發我們一些思考。

1

在自傳中，黃慕蘭提到，1928年12月，她接到黨中央的調令，離開南昌去上海工作。

她的丈夫宛希儼已經在8個月前被國民黨殺害。與她一同由江西去上海的是江西團省委的饒漱石，他將出任團中央秘書長。在上海，黃慕蘭成為中央書記處做記錄的秘書，兼機要交通員——當時的黨中央交通局局長即為吳德峰。

在此期間，她認識了六大當選中央委員的賀昌。賀昌後來提出要和她「結為革命伴侶」。兩人開始共同生活。饒漱石卻對黃慕蘭冷嘲熱諷，說她「攀上高枝了……眼裡哪還有我這樣的小人物呢？」

黃慕蘭說，她和饒漱石爭執了一番後，不歡而散。第二天她坐人力車時又把會議記錄簿丟了。她坐在黃浦江邊的鐵椅子上，一時想不開，就縱身跳入了黃浦江中，只圖一死了之。

青年黃慕蘭

她在自傳中這樣寫道：

黃慕蘭在這裡提到了相當重要的信息源：1929年初春的《申報》。我對此做了查證。

2

當年春天，《申報》關於女子投黃浦江自殺的報道中，與黃慕蘭有相似度的僅有如下兩篇。

第一篇是3月27日的報道，標題為《金陵女校學生吳韻華投河獲救：自謂誤和匪人結合，不願經官羞辱家庭》。全文如下：

另有第二天的報道《吳韻華交妹夫家認領》：

這個吳韻華的故事與黃慕蘭的晚年回憶重合度相當高：時間（1929年初春），地點（黃浦江，濟良所），救人者（水上警察，即水巡捕房），外形特徵（面容姣好，妙齡女，截髮，旗袍），家世（黃慕蘭父輩及祖上確為縉紳仕族），家庭所在地（武漢。黃慕蘭11歲隨父母避難到武昌，一直到1926年在漢口參加革命），來處（南京），自殺原因（失戀），刺激她的人（共產黨員，當時國民黨所謂的「匪人」）……

當然也有一些偏差，譬如：她在截（剪）發參加革命與宛希儼結婚前，在家鄉已嫁他人，而非「許字於原籍某甲為妻，尚未完婚」；她並非畢業於金陵女校；按她晚年自傳的說法，被救起後她謊報了「表哥」，而非「妹夫」……

但她對警察的言辭本來就有真有假，晚年記憶也難免失真，可以得到解釋。如果這個吳韻華不是黃慕蘭，那意味著《申報》當年根本沒有報道所謂的自殺獲救案，這一整段故事都是虛構。

3

如果認定吳韻華就是黃慕蘭，那麼問題來了。

《申報》的第一篇報道，並未出現「表哥」（妹夫）的名字，即恩來不可能主動通過名字識別派人去把她領回來。

第二篇報道出街時，檢察官已強令包探送至其「表哥」（妹夫）家認領（非恩來主動），而黃慕蘭「堅不願意，仍要求暫送濟良所留養」，以便「秘密訪問家庭」——她並沒有如自傳中所說「這時我已迫切地希望回到組織的懷抱里」？

黃慕蘭1927年7月就離家出走，此時已過近兩年，而這兩年正是所謂大革命失敗後的低潮期，她在宛希儼犧牲後又生了他的孩子，目前則陷入與饒漱石和賀昌的三角關係中。

那有沒有存在另一種可能性，即黃慕蘭對警方的陳述，除了對自己身份的一些必要遮掩，其他的則大體都是真實的？

黃慕蘭自傳中，提到被表哥（妹夫）領回後，恩來對她的批評，其中提到瞿秋白與楊之華結婚時，楊通知前夫沈劍龍，沈還來道賀，三人且在報紙上刊登彼此間婚姻離合關係的啟事，表示今後仍是好朋友，這才是高尚的友誼。

這段話就是針對她與饒漱石和賀昌關係的。

還有關於她想回湖南老家的貼心話。恩來說：如果你想脫離革命和黨的組織，你就會給父母寫信，回到父母身邊去了。但你並沒有這樣想。

黃慕蘭說，其實那時我心中又何嘗沒想過回家去呢？恩來同志似乎洞察我的心事，但卻不點穿，說我只是思想上一時糊塗，並不是對革命悲觀失望而產生的動搖。小資產階級尾巴還沒有完全割掉，要加強黨性鍛煉和修養。

晚年黃慕蘭

從這可以看出，黃慕蘭自殺獲救後的確是想回湖北老家的，而恩來提到瞿秋白、楊之華和沈劍龍的三角關係來警醒黃慕蘭，似乎也暴露出她與饒漱石、賀昌的關係可能並沒有自傳中說的那麼簡單。

但上述問題，並不是我要說的重點。

就自殺獲救公案而言，黃慕蘭晚年自傳中的說法，基本事實可能沒有太大問題，只是在關鍵細節上，在該突出什麼淡化什麼，以及當時的心理傾向上，她做了迎合時代政治正確的努力。這樣才符合她的利益，或至少不被一種苛責的英雄主義權力要求所傷害。

革命途中出現短暫動搖，可能更符合實情，人性如此。歷史上很多紅色特工的真實經歷其實佐證了這一點。但看了黃慕蘭後半生的遭遇以及吳持生的批評後，你會理解：黃慕蘭所面對的語境到底是什麼，以及在這種語境下一個曾經的革命者要如何裝飾自己的歷史。

吳持生所提出的問題都很重要，需要一些更細緻的考證，在這個過程中，她努力去擊破黃慕蘭所構築的神話，但她和她父親的政治保守和雙重標準傾向也因此暴露無疑，同樣需要接受再評價。

舉個簡單的例子，她重提父親吳德峰對黃慕蘭的批評：「兩個烈士的遺孤你從小不管， 當然也有組織和烈士的意願，這是怎麼會事？！」可公允地講，既然有組織的意願，組織上就至少不應把這作為黃慕蘭的一種罪狀來展示。

這才是黃慕蘭歷史真偽的熱辯，留給我們最有趣的話題。

韓福東觀察

一種冷眼旁觀的趣味

長按上方二維碼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