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靜波：在日中國研修生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日本東京電視台最近播出一檔節目，揭露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人研修生在日本所遭受的艱難處境。這一節目，不僅引起了日本社會的關心，更是引起了中國網友們的高度關注。到底中國研修生在日本是如何工作的，他們的生活是否如電視節目報道的那樣？

我這幾天採訪了幾位在日本的中國研修生，也採訪了從事中國研修生中介和管理的中國人和日本人，聽一聽他們到底怎麼說？

在介紹中國研修生的生活與工作之前，我先來介紹一下日本政府的「外國人研修生制度」。日本最早的「外國人研修生制度」開始於1981年，那時候，日本正處於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一方面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另一方面，日本一躍成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口袋裡有錢了，也想著幫助一下發展中國家提高技術水平。

說一句公正的話，那時候，日本政府的初衷是好的。希望通過接納發展中國家的年輕人到日本來研修，將日本的先進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促進「研修生」母國的經濟發展。當時的研修生的收入，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巨款。譬如在1984年，中國的一名大學畢業生一個月的工資一般只有50元人民幣。但是那時候，日本人一天的工資就有600元人民幣。所以，那時候，中國人去日本做研修生，還得開後門。

1991年，日本政府的法務省、外務省、厚生勞動省、經濟產業省和國土交通省聯合成立了一個外國人研修生管理機構，叫「國際研修協力機構」，負責外國人研修生的引進與管理，並正式建立了國家層面的「外國人技能實習生制度」。這一新的制度，將外國人原先只能在日本研修一年的時間，延長到了3年。

但是，這一外國人研修制度在日本經濟泡沫崩潰之後，開始走樣。1990年代初，日本經濟陷入了困境。加上社會老齡化嚴重，出生率長期在最低谷徘徊，農村地區青壯年紛紛離開故土來到城市找工作，使得農村和漁村的勞動力嚴重缺乏。不少企業受利益驅使，在實際操作中，把研修生當做了來自海外的廉價勞動力，一些研修生的心態也發生變化：來到日本不再為了學習技術，只是單純為了掙錢。於是，各種問題開始產生。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國內派遣機構的變化。原先是政府的合作項目，因此，都是中國政府指定相關機構選拔優秀的青年到日本學習技術，從事技術研修工作。但是進入90年代，日本開始擴大外國研修生的概念，不僅允許工廠可以招收研修生，也允許農戶、水產加工企業、建築公司招收研修生，於是，外國人研修生實際上成了廉價勞動力。因此，中國的派遣機構，也有政府部門降到了政府指定的國際技術合作公司之類的企業。再後來，一般的私人也參與了中介，外事部門的三產機構也參與其中，於是，中國國內的研修生派遣不再是選拔制，而是誰想去就可以去。也就是說，技術研修生變成了勞務輸出。

第二個問題，1980年代的中國赴日研修生，基本上是到日本的大企業去學技術。但是到了90年代，基本上是到日本的漁農村去干體力活。日語中有一個專用術語，叫「三K勞動者」，三K指的是艱辛、骯髒、危險，因為在日語中，這三個單詞的日語發音念作「 きつい (Kitsui) 」「汚い (Kitanai) 」「危険 (Kiken) 」，開頭都有一個K字，所以稱作為「3K」。日本經過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經濟高速發展之後，已經進入了人人有車的富裕社會，因此，年輕人都不願意去從事這一種「3K勞動」，因此引進外國人廉價勞動力，成了日本企業，尤其是漁農村小企業與農戶們的一種實際需求。於是，大批中國研修生到了日本，就成了日本人不願意乾的3K勞動者。

第三個問題，是待遇的變化。1980年代的中國研修生去日本研修，日本企業基本上是按照日本員工的薪水標準發放補貼的。所以研修一年，基本上可以帶上電視機、照相機等幾大件回國。但是，一旦研修生成為日本漁農村的廉價勞動力之後，他們的待遇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工資，不再像以前那樣參照日本員工的待遇發放，而是以研修費的名義發放，那麼這一筆研修費是多少呢？一般只有日本員工工資的一半。

第四個問題，是中日兩國管理機構的共同剝削。既然是作為勞務輸出，就意味著是去海外掙錢，於是中國的派遣機構要收錢，日本當地的管理機構也要收錢，結果研修生實際到手的工資，少的可憐。

我在日本宮城縣調查了一家水產加工企業，這一家企業有8名中國研修生，年齡都是在20幾歲，男性5人，女性3人，都是遼寧人。這家企業的老闆告訴我，除了加班費，他每一個月支付給中國研修生的固定工資，是14萬日元。而工廠里日本人同年齡員工的月工資是18萬日元，相差4萬日元。但是，我問了中國研修生，你們實際到手每個月是多少日元？他們回答是9萬日元，大約是5400元人民幣。那麼還有5萬日元跑哪裡去了呢？這5萬日元中，遼寧的勞務派遣公司收了3萬日元，日本當地的漁業勞務管理協會收了2萬日元。問這兩家機構為什麼每個月都要收這麼多的錢？他們的回答很簡單，就是研修生的管理費。

我跟他們算一筆賬，如果中國一家勞務派遣公司往日本派100名研修生，每個月就可以有300萬日元的管理費收入，這300萬日元，相當於18萬元人民幣。

第五個問題，是掙錢的壓力。在1990年代，當中國人的月工資只有幾百元的時候，到日本辛苦一個月，可以掙幾千元，再辛苦也會忍耐。但是，到了現在，在上海的餐廳里端端盤子，每個月也可以掙到2、3000元的時候，日本的4、5000元的收入，就失去了魅力。於是，加班成了研修生們獲取額外收入的最主要途徑。像宮城縣的這一家企業，在漁汛期，一個月基本上要加班100個小時，也就是每天加班4個小時，基本上是上午8點鐘開始工作，到晚上9點鐘才能下班，每周也只能休息一天。每小時的加班工資是500日元，也就是30元錢，一個月也就多出5萬日元，剛好把中日兩家管理機構抽取的管理費掙回來，使得自己每個月的收入維持在8000多元人民幣的水準。

第六個問題，是生活的壓力。由於研修生工作的地方，大多數是偏僻的漁農村，因此平時沒有太多的娛樂生活。許多研修生是獨身子女，在國內還沒有吃過那麼多的苦，在日本的飲食也有許多的不適應，加上還有語言的障礙，收入又不高，每年還不能回家探親。同時在出國時，國內派遣公司還收取了5-10萬元人民幣不等的押金，因此他們的生活與精神壓力很大。

今年元旦期間，日本就發生過2名戀愛的中國研修生在酒店裡共度新年，結果因為爭吵，男生殺害了才18歲的女研修生，釀成了慘劇。這些年來，至少有30多名中國研修生在日本研修期間勞累死亡、或者生病死亡，工作事故與交通事故死亡，甚至還有自殺。

雖然有上述這些問題，但是日本的外國人研修生制度的最大問題，還是日本政府這一制度的本身問題。明明是引進國外的勞動力，卻偏偏要弄一個「研修生」和「技能實習生」的名義，種菜殺魚，這種誰都能幹的活，叫外國人來日本研修，本身就是一個笑話。所以日本政府掛著這一塊遮羞布，使得僱傭外國研修生的日本企業和僱主，就可以逃避勞動法所規定的企業僱傭義務，譬如說，勞災保險、僱傭保險、男女同工同酬。所以，這一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剝削外國人廉價勞動力的制度。

同時，一部分日本企業和僱主強迫研修生加班，而加班費比日本平均的小時工資還要低。有的變態的僱主對中國女研修生性騷擾，甚至在女研修生的宿舍里安裝攝像頭。這些僱主並沒有把外國研修生當作正規的勞動者對待，而是視為可欺負的廉價勞動力加以虐待。有的僱主為了防止中國研修生逃走，以代為保管的名義，扣押研修生的護照。

聯合國人權組織已經多次對日本政府提出批判，日本媒體也多次曝光，甚至指責日本政府是變相推行一種奴隸勞動制度。但是這一問題一直得不到合理的解決。

日本厚生勞動省1月2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0月底，在日本的外國人研修生超過21萬人，同比增長25%，他們支撐著日本的農業及漁業，以及東北地區的災後重建，與2020年東京奧運會場館的建設。

據統計，外國人研修生中，最多的是中國人，達到9萬人。其次是越南人，還有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人。但是，日本政府的統計也稱，在過去6年中，至少有1萬名中國研修生中途逃離，下落不明，或者已經在居酒屋打黑工。

中國研修生在日本遭遇非人待遇，被扣克工資，遭到性騷擾，工傷事故得不到很好的治療與補償，遇到這些問題，一定要理直氣壯地為捍衛自己的權益抗爭。

我前幾天接受北京法制晚報的採訪時，向中國研修生提了這樣的建議：

（一）萬一在日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研修生可以向日本當地的勞動監督署（專門管理勞動人事的政府機構）進行申訴。即便自己不懂日語，只要提供相關的書面材料，勞動監督署也會出面處理。勞動監督署在日本擁有很強的執法權力。遇到人身傷害和遭到性騷擾，要保留好證據，可以直接向當地的警察署報警。

（二）在日研修生還可以向日本專門援助外國人的工會組織和律師團體提出申訴。

（三）此外，遇到大事要及時向中國大使館或是領事館通報，尋求中國政府的保護。

總之，不管遇到什麼情況，都不能忍氣吞聲，而要尋找日本法律的幫助。一般情況下，日本僱主是怕吃官司的，也很怕自己的名聲搞丑。

最後，我還要特別提醒準備出國的研修生們，你們在與中國國內的勞務公司簽訂合同時，一定不要忘記寫上這麼一句話：因日方僱主原因被迫提前回國，不得扣除押金。我們為了生活，吃苦可以，但是受氣絕對不行。

（本文由徐靜波先生授權在此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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