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蘇東坡傳》第三章：童年與青年

第三章童年與青年

蘇東坡八歲到十歲之間，他父親晉京趕考。落第之後，到江淮一帶遊歷，母親在家管教孩子。這段期間內，家中發生一件事，宋史蘇東坡的傳記與蘇轍為他母親寫的長篇碑文里，都有記載。母親那時正教孩子後漢書。書上記載後漢時朝政不修，政權落入閹宦之手，當時書生儒士反抗不陰不陽的小人統治。貪婪，納賄，勒索，濫捕無辜，是經常有的。因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監豢養的走狗小人，忠貞廉正之士和太學生，竟不惜冒生命之險，上書彈劾奸黨。改革與抗議之聲，此起彼落，調查與審訊之事，層出不窮。當時學者與太學生輩，在朝廷聖旨頒布之下，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謀殺喪命。

在這群正人學者之中，有一個勇敢無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而蘇詢的妻子正教兒子讀的就是《范滂傳》。

建寧二年，送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聞傳舍伏床而泣。滂聞之，日：「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緩，弓怖俱亡，日：「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日：「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由母日：「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日：「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日：「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小東坡抬頭望了望母親，問道：「媽，我長大之後若做范滂這樣人，您願不願意？」母親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難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親嗎？」

東坡六歲入學。這個私塾不算小，有學童一百多人，只有一個老師，是個道士。蘇東坡那副絕頂聰明的幼小頭腦，很快就顯露出來，在那麼多的學童之中，蘇東坡和另外一個學生是最受老師誇獎的。那個學生是陳太初，後來也考中科舉，但是出家做了道士，一心想求道成仙去了。陳大初在晚年時，一直準備白晝飛升。一天，他去拜訪一個朋友。朋友給他食物金錢。他出門之後，把那食物金錢全散與窮人，自己在門外盤膝打坐，在不食人間煙火之下，就準備脫離此紅塵擾攘的人間世。幾天之後，他呼吸了最後一口氣就不動彈。那位朋友叫僕人把他的屍體移走。但是當時正是新年元旦，在一年如此吉祥的日子，僕人們不願去搬運屍體。但是死人說了話：「沒關係，我可以自己搬運。」他立起身來，自己走到野外，在一個更為舒適的地方死去。這就是一般所謂道家修鍊之士的「白晝飛升」。

幼年時，蘇東坡在讀書之外，富有多方面的興趣。下學之後，他就回家往鳥巢里窺探。他母親已經嚴格告誡東坡與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鳥雀。因此之故，數年之後，鳥雀知道在庭園裡不會受害，有的就在庭園的樹枝上做巢，低得孩子們都可以望得見。有一隻羽毛極其美麗鮮艷的小鳥，一連數日到他家的庭園去，蘇東坡對這隻小鳥記得特別清楚。

有時，有官員經過眉山鎮，到蘇家拜訪，因為東坡的叔叔已經做了官。家裡於是忙亂一陣，使女就光著腳各處跑，到菜園去摘菜、宰雞，好治筵席待客。這種情形在孩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東坡和堂兄妹等常在母親身邊玩耍。他和弟弟轍也常到村中去趕集，或是在菜園中掘土。一天，孩子們掘出來一塊美麗的石板，既晶瑩光澤，又有精美的綠色條紋。他們敲擊之下，發出清脆金屬之聲。他們想用做硯台，非常合用。硯台必須用一種有氣孔的特別石頭，要善於吸收潮濕，並且善於保存潮濕。這種好硯台對書法藝術十分重要。一個上品硯台往往為文人視為至寶。好硯台是文人書桌子上的重要物品，因為文人一天大半的生活都與之有密切關係。父親給孩子一個硯台，他必須保存直到長大成人，他還要在硯台上刻上特別的詞句，祝將來文名大噪。

據有些文字記載，蘇東坡十歲時，已經能寫出出奇的詩句。在他那篇《黠鼠賦》里，我們找到了兩句。這篇短文字是描寫一個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個瓦瓮里，假裝已死，等把瓮倒在地上，便急速逃去，這樣把人欺騙過。大約也正在此時，他的老師正讀一篇長詩，詩里描寫當時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學者。蘇東坡這個幼小的學童在老師肩膊後面往前窺探了一下，就開始問到與他們有關的問題。他們都是中國歷史上的名人，因為在蘇東坡的童年，中國是在宋朝最賢明的君主統治之下，他極力獎勵文學藝術。國內太平無事，中國北方與西北的游牧民族如金，遼，西夏，這些部落蠻族本來常為患中國，這時也與宋朝相安無事。在這樣朝廷之下，賢良之臣在位，若干文才傑出的人士都受到思寵，侍奉皇帝，點綴昇平。正是在這個時候兒，幼童蘇東坡首次聽到歐陽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當下深受到鼓舞。幸好在這位大詩人的童年生活里，我們還有這些對他將來嶄露頭角的預示。雖然蘇東坡記載了不少他成年時代做的夢和夢中未完成的詩句，可是還沒有什麼無心流露的話，供現代的傳記作家使之與解釋，直覺、狂想相結合，而捏造出東坡這位詩人下意識中神經病的結構形態。蘇東坡倒絲毫沒提到尿布和便秘等事呢。

蘇東坡十一歲時，進入中等學校，認真準備科舉考試。為應付考試，學生必須讀經史詩文，經典古籍必須熟讀至能背誦，在班上背誦時，學生必須背向老師而立，以免偷看敞開在老師桌子上的文章。肯發憤努力的學生則把歷史書上的文字整篇背過。背書時不僅僅注重文章的內容、知識，連文字措詞也不可忽略，因為作文章用的字彙就是從此學來的。用著名的詞語與典故而不明言其來源出處，飽學之士讀來，便有高雅不凡之樂。這是一種病好相投者的共用語言。讀者對作者之能寫此等文章，心懷敬佩，自己讀之而能了解，亦因此沾沾自喜。作者與讀者所獲得的快樂，是由觀念的暗示與觀念的聯想而來，此種暗示比明白真說更為有力動人，因為一語道破，暗示的魅力便渺不可得矣。

這種背誦記憶實在是艱難而費力的苦事。傳統的老方法則是要學生背一整本書，書未加標點，要學生予以標點，用以測驗學生是否徹底了解。最努力苦讀的學生竟會將經書和正史抄寫一遍。蘇東坡讀書時也就是用這種方法。若對中國詩文樸質的經典，以及正史中常見的名稱事故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這種讀書方法，自有其優點。因為將一本書逐字抄寫之後，對那本書所知的深刻，決非僅僅閱讀多次所能比。這樣用功方法，對蘇東坡的將來大有好處，因為每當他向皇帝進諫或替皇帝草擬聖旨之際，或在引用歷史往例之時，他決不會茫無頭緒，就如同現代律師之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書之時，他正好可以練習書法。

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此種抄寫工作自不可免，但是在蘇東坡時，書籍的印刷早已約有百年之久。膠泥活字印刷術是由一個普通商人畢升所發明。方法是把一種特別的膠泥做成單個的字，字刻好之後，膠泥變硬；然後把這些字擺在塗有一層樹膠的金屬盤子上，字板按行排好之後，將膠加熱，用一片平正的金屬板壓在那些排好的字板上，使各字面完全平正。印書完畢之後，再將樹膠加熱，各字板便從金屬盤上很容易脫落下來，予以清洗，下次再用。

蘇東坡與弟弟蘇轍正在這樣熟讀大量的文學經典之時，他父親趕考鎩羽而歸。當時的科舉考試有其固定的規矩形式。就像現代的哲學博士論文一樣。當年那種考試，要符合某些標準，須要下過某等的苦工夫，要有記住事實的好記憶力，當然還要一般正常的智力。智力與創造力過高時，對考中反是障礙，並非有利。好多有才氣的作家，像詞人秦少游，竟而一直考不中。蘇洵的失敗，其弱點十之八九在作詩上。詩的考試，須要有相當的藝術的雅趣，措詞相當的精巧工穩，而蘇洵則主要重視思想觀念。因為讀書人除去教書之外，仕途是唯一的榮耀成功之路，父親名落孫山而歸，必然是懊惱頹喪的。

晚輩高聲朗讀經典，老輩倚床而聽，抑揚頓挫清脆悅耳的聲音，老輩認為是人生的一大樂事。這樣，父親可以校正兒子讀音的錯誤，因初學者讀經典，自然有好多困難。就好像歐陽修和後來蘇東坡都那樣倚床聽兒子讀書，現在蘇洵也同樣倚床聽他兩個兒子的悅耳讀書聲，他的兩眼注視著天花板，其心情大概正如一個獵人射了最後一箭而未能將鹿射中，彷彿搭上新箭，令兒子再射一樣。孩子的目光和朗朗之聲使父親相信他們獵取功名必然成功，父親因而恢復了希望，受傷的榮譽心便不藥而癒。這時兩個青年的兒子，在熟記經史，在優秀的書法上，恐怕已經勝過乃父，而雛風清於老風聲了。後來，蘇東坡的一個學生曾經說，蘇洵天賦較高，但是為人子的蘇東坡，在學術思想上，卻比他父親更淵博。蘇洵對功名並未完全死心，自己雖未能考中，若因此對兒子高中還不能堅信不疑，那他才是天下一大痴呆呢。說這話並非對做父親的有何不敬，因為他以純粹而雅正的文體教兒子，教兒子深研史書為政之法，乃至國家盛衰隆替之道，我們並非不知。

對蘇東坡萬幸的是，他父親一向堅持文章的醇樸風格，力誡當時流行的華美靡麗的習氣；因為後來年輕的學子晉京趕考之時，禮部尚書與禮部主試歐陽修，都決心發動一項改革文風運動，便藉著那個機會，把只耽溺於雕琢文句賣弄詞藻的華美靡麗之文的學子，全不錄取。所謂華美靡麗的風格，可以說就是堆砌艱深難解之詞藻與晦澀罕見的典故，以求文章之美。在此等文章里，很難找到一兩行樸質自然的句子。最忌諱指物直稱其名，最怕句子樸質無華。蘇東坡稱這種炫耀浮華的文章里構句用字各自為政，置全篇效果於不顧，如演戲開場日，項臂各掛華麗珠寶的老姬一樣。

這個家庭的氣氛，正適於富有文學天才的青年的發育。各種圖書插列滿架。祖父現在與以前大不相同了，因為次子已官居造務監裁，為父者也曾蒙思封贈為「大理評事」。此等官爵完全是榮譽性的，主要好處是使別的官員便於稱呼。有時似乎是，求得這麼一個官銜刻在墓志銘上，這一生才不白過——等於說一個人若不生而為士紳，至少盼望死得像個士紳。若不幸趕巧死得太早，還沒來得及獲得此一榮耀，死後還有一種方便辦法，可以獲得身後贈予的頭銜。其實在宋朝，甚至朝廷正式官員，其職銜與真正職務也無多大關係。讀者看蘇家的墓志銘，很容易誤以為蘇東坡的祖父曾任大理評事，甚至做過太傅，而且誤以為他父親也做過太子太傅——其實這些榮耀頭銜都是蘇轍做門下侍郎時朝廷頒贈的。蘇東坡這時有個叔父做官，兩個姑母也是嫁給做官的。因此他祖父和外祖父都擁有官銜，一個是榮譽的，另一個是實際的，剛才已經說過。

在蘇家，和東坡一齊長大一齊讀書而將來也與他關係最密切的，就是他弟弟轍，字子由。他們兄弟之間的友愛與以後順逆榮枯過程中深厚的手足之情，是蘇東坡這個詩人畢生歌詠的題材。兄弟二人憂傷時相慰藉，患難時相扶助，彼此相會於夢寐之間，寫詩互相寄贈以通音信。甚至在中國倫理道德之邦，兄弟間似此友愛之美，也是絕不尋常的。蘇子由生來的氣質是恬靜冷淡，穩健而實際，在官場上竟爾比兄長得意，官位更高。雖然二人有關政治的意見相同，宦海浮沉的榮枯相同，子由冷靜而機敏，每向兄長忠言規勸，兄長頗為受益。也許他不像兄長那麼倔強任性；也許因為他不像兄長那麼才氣煥發，不那麼名氣非凡，因而在政敵眼裡不那麼危險可怕。現在二人在家讀書時，東坡對弟弟不但是同學，而且是良師。他寫的一首詩里說：「我少知子由，天資和且清，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生。」子由也在兄長的墓志銘上說：「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

走筆至此，正好說明一下三蘇的名宇。根據古俗，一個中國讀書人有幾個名字。除去姓外，一個正式名字，在書信里簽名，在官家文書上簽名，都要用此名字。另外有一個字，供友人口頭與文字上稱呼之用。普通對一個人禮貌相稱時，是稱字而不提姓，後而綴以「先生」一詞。此外，有些學者文人還另起雅號，作為書齋的名稱，也常在印章上用，此等雅號一旦出名之後，人也往往以此名相稱。還有人出了文集詩集，而別人也有以此書名稱呼他的。另外有人身登要職，全國知名，人也以他故鄉之名相稱的。如曾湘鄉，袁項城便是。

老蘇名詢字明允，號老泉，老泉是因他家鄉祖瑩而得名。長子蘇軾，字子瞻，號東坡，這個號是自「東坡居士」而來，「東坡居士」是他謫居黃州時自己起的，以後，以至今日，他就以東坡為世人所知了。中國的史書上每以「東坡」稱他而不冠以姓，或稱東坡先生。他的全集有時以溢法名之，而為《蘇文忠公全集》，宋孝宗在東坡去世後六十年，贈以「文忠公」溢法。文評家往往以他故鄉名稱而稱他為「蘇眉州」。小蘇名轍字子由，晚年隱居，自稱「穎濱遺老」。因而有人稱他為「蘇穎濱」。有時又因其文集為《奕城文集》而稱之為「蘇奕城」。奕城距北平以南之正定甚近，蘇姓遠祖二百年前，是自奕城遷至眉州的。

一個文人有那麼多名字，對研究中國歷史者頗以為難，蘇東坡在世時，當時至少有八人同叫「夢得」，意思是在母親懷孕前，都曾夢到在夢中得了兒子。

東坡在十六歲時，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他家和他母親的娘家關係緊張起來，也使他父親的性格因而略見一斑。事情是，蘇東坡的父親把東坡的姐姐許配給東坡外婆家東坡的一個表兄，在中國家庭里這是常有的。而今去古已遠，我們無法知道詳情，但是新娘在程家並不快樂。也許她受程家人折磨，總之，不久去世。經過的情況激起蘇洵的惱怒。似乎這個新兒媳的公公是個大壞蛋。蘇洵寫了一首詩，暗含毒狠的字眼兒，為女兒之死而自責。然後，他露了一手非常之舉。他編了一個家譜，刻在石頭上，上面立了一個亭子。為慶祝此一盛事，他把蘇姓全族請到，他要在全族面前，當眾譴責他妻子家。在全族人已經奠酒祭告祖先之後，蘇詢向族人說，村中「某人」——暗指他妻子的兄長——代表一個豪門，他已經弄得全村道德淪喪；他已然把幼侄趕走，獨霸了家產；他寵妾壓妻，縱情淫樂；父子共同宴飲喧嘩，家中婦女丑名遠播；一家是勢力小人，欺下媚上，嫌貧愛富；家中車輛光亮照眼，貧窮的鄰人為之側目而視，他家金錢與官場的勢力可以左右官府；最後是，「是三十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東坡的父親自然把妻子的娘家得罪到底了，不過他已經準備與這門親戚根本斷絕關係，所以他又告訴兩個兒子永遠不要和那個表兄來往。這件事發生之後四十多年內，東坡兄弟二人一直沒有和那個表兄程之才有往還。不過老泉逝世之後，蘇氏兄弟和外婆家別的表兄弟，倒保持了很好的親戚關係。蘇洵的對豪門挑戰與當眾對豪門的譴責，略微顯示出他激烈的性格，他的疾惡如仇，他兒子東坡在晚年時也表現出了這種特性。

東坡的母親當然為這件事很不快，也為自己的小女兒很傷心。在這一場親戚衝突之中，她究竟是站在娘家那一方，還是站在自己的亡女這一方，這就很難猜測了。前面已經提過，這位母親是個受過良好教養的，她父親在朝為官，而且官位不低。據我們所知，她曾經反抗家中那份金錢勢力的惡習氣，至少反對她哥哥的邪惡敗德的行為。她可以說是受了傷心斷腸的打擊，身體迅速壞下去。

在中國流行一個很美妙的傳說，說蘇東坡有一個雖不甚美但頗有才華的妹妹。她頗有詩才，嫁了一位詞家，也是蘇東坡的門下學士，秦觀。故事中說，她在新婚之夜，拒絕新郎進入洞房，非要等新郎作好了她出的一副對子才給他開門。那個上聯很難對，秦觀搜索枯腸，終難如意，正在庭院里十分焦急的走來走去，蘇東坡卻助了他一臂之力，他才對上了下聯。另有故事說這一對情侶曾作奇妙的迴文詩，既可順著讀，又可以倒著讀，更可以成為一個圓圈讀。在此等故事裡，據說蘇東坡曾經向他妹妹說：「妹若生為男兒，名氣當勝乃兄。」這雖然是無稽之談，人人卻都願相信。但不幸的是，我們找不到歷史根據。在蘇東坡和弟弟子由數百封信和其它資料之中，雖然多次提到秦觀，但是我始終沒法找到他們有什麼親戚關係的蹤跡。蘇東坡當代數十種筆記著作之中，都不曾提到蘇東坡還有個妹妹。再者，秦觀在二十九歲並且已經娶妻之後，才初次遇見蘇東坡。蘇東坡的妹妹，即便真有此一位才女，在秦觀初次遇見蘇東坡時，她已然是四十左右的年紀了。這個故事後來越傳越廣越逼真，成了茶餘酒後最好的趣談。此等民間故事之受一般人歡迎，正是以表示蘇東坡的人品多麼投好中國人的癮好。

不過，蘇東坡倒有一個堂妹，是他的初戀情人，而且畢生對伊人念念不忘。東坡的祖父去世之後，他父親遠遊歸來，他的叔叔和家屬也回來奔喪。這時堂兄堂妹頗有機會相見，也可以一同玩耍。據蘇東坡說，伊人是「慈孝溫文」。因為二人同姓，自然聯姻無望，倘若是外婆家的表妹，便沒有此種困難了。後來，此堂妹嫁與一個名叫柳仲遠的青年。以後，蘇東坡在旅遊途中，曾在靖江她家中住了三個月。在堂妹家盤桓的那些日子，東坡寫了兩首詩給她。那兩首頗不易解，除非當做給堂妹的情詩看才講得通。當代沒有別的作家，也沒有研究蘇東坡生平的人，曾經提到他們特殊的關係，因為沒人肯提。不過，蘇東坡晚年流放在外之時，聽說堂妹逝世的消息，他寫信給兒子說「心如刀割」。在他流放歸來途經靖江之時，堂妹的墳就在靖江，他雖然此時身染重病，還是掙扎著到墳上，向堂妹及其丈夫致祭。第二天，有幾個朋友去看他，發現他躺在床上，面向裡面牆壁，正在抽搐著哭泣。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 。漢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

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台詩案」受誣陷被貶黃州任團練副使。宋哲宗即位後，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並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於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謚號「文忠」。

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並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其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並稱「蘇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亦善書，為「宋四家」之一；工於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傳世。

待續.............

附：蘇東坡的文學成就

詞作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後，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於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

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雖然柳永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他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這個任務有待於蘇軾來完成。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並論，由於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並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於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並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後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並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出作者由積極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脫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後，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的生活場景很狹小，主要局限於封閉性的畫樓繡戶、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後，柳永開始將詞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關河、葦村山驛等自然空間，張先則向日常官場生活環境靠近。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閑居讀書及躬耕、射獵、遊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

蘇軾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表明：詞是無事不可寫，無意不可入的。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功能。由於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味，把詞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學殿堂，使詞從「小道」上升為一種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體。

「以詩為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所謂「以詩為詞」，是將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

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於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涵。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於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展了詞的表現手法，對後來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上說，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閱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範而不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規範也在所不顧。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像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雖然蘇軾現存的362首詞中，大多數詞的風格仍與傳統的婉約柔美之風比較接近，但已有相當數量的作品體現出奔放豪邁、傾盪磊落如天風海雨般的新風格，如名作《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在兩宋詞風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人物。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說：「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強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為後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後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著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展的。

詩作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並未局限於新政，也未局限於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為豐富。他善於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於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化為理性的反思。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和「雪泥鴻爪」一問世即流行為成語，說明蘇軾的理趣詩受到普遍喜愛。蘇詩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飲湖上初晴後雨》、《慈湖夾阻風》等。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現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並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後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於一尊的地位。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後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文章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並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文章並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其次，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於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蘇軾確實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雲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布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涌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於唐文的特徵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於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於隨機生髮，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範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祐以後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於賈誼、陸贄的文風。

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於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

蘇軾的敘事記游之文，敘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

由於蘇軾作文以「辭達」為準則，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記承天夜遊》，全文僅八十餘字，但意境超然，韻味雋永，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創作了《赤壁賦》和《後赤壁賦》這樣的名篇。《赤壁賦》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並用，情景兼備，堪稱優美的散文詩。

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出行雲流水的風格，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曲贍高華，渾厚雄大，為台閣文字中所罕見。他遭受貶謫後寫的表啟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

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書法

蘇軾擅長寫行書、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為「宋四家」。他曾經遍學晉、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長，再將王僧虔、徐浩、李邕、顏真卿、楊凝式等名家的創作風格融會貫通後自成一家。他曾自稱：「我書造意本無法」、「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黃庭堅稱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這說明蘇軾一生屢經坎坷，致使他的書法風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賦》、《黃州寒食詩》和《祭黃幾道文》等帖。

繪畫

蘇軾擅長畫墨竹，且繪畫重視神似，主張畫外有情，畫要有寄託，反對形似，反對程序的束縛，提倡「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而且明確地提出了「士人畫」的概念，對以後「文人畫」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圖卷》、《瀟湘竹石圖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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