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一個巨大的社會之場

彼得·伯克（Peter Burke），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當代最著名的新文化史學家之一。研究專長為西方史學思想和歐洲文化史。代表作有《語言的文化史》《法國史學革命》《文化史的多樣性》、《圖像證史》等

過去幾十年，學者們逐漸對知識的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由此引發了一場「知識熱潮」，伯克的《知識社會史》正是這一潮流的產物之一 。

伯克的論述並沒有落入傳統窠臼，像詹尼弗·奈格爾（Jennifer Nagel）那樣，對「知識」的歷史進行哲學式的探索，從古希臘皮浪派懷疑主義「知識」學說起，到近代的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知識論，再到現代的知識「內在化」和「外在化」理論，及至最後走入認知心理學這樣一個脈絡之中，使哲學素養較淺的普通大眾對此望而生畏。同時，伯克也沒有面面俱到，如查爾斯·范多倫（Charles Van Doren）一般，按地區國別的方式，從古至今全面論述知識的發展歷史，讓欲簡單了解知識發展的人們對此「巨著」望而卻步。也沒有像尤爾根·仁（Jürgen Renn）那樣，舉集體之功，從全球史角度，分多個部分來論述知識的產生、傳播和轉變的過程，強調知識與科學發展的內在關聯，讓缺乏科學背景的人們誤入「迷途」。

伯克所要實現的是從社會的知識因轉向知識的社會因這一互補、對立角度來談知識的發展歷史；使「知識」達到一種陌生化的效果，使我們熟知的東西看起來有些陌生，使自然的東西像是武斷的結果；並通過描述和分析過去不斷改變的體系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我們生活其中的「知識系統」，即通過人們置身其中的社會百態來理解知識的現代化、科學化歷程。

《知識社會史（上、下卷）》，作者:彼得·伯克，版本：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 2016年11月

在上卷中，伯克橫跨15世紀50年代古登堡發明活字版印刷術到18世紀50年代狄德羅出版《百科全書》，考察歐洲知識系統結構變遷。下卷講述從法國《百科全書》出版到維基百科盛行之間的知識的社會史。他不僅關注個人也關注集體關於知識傳播的行為和趨勢。

稜鏡與「消失」 知識傳播、存儲和管理方法日益重要

《知識社會史》（上卷）的研究集中於15世紀50年代古登堡發明活字印刷術到18世紀50年代狄德羅主持出版《百科全書》這一時段，是一部以近代早期知識的觀念為核心的歐洲知識史著作。

在這一卷中，伯克論述了保存和傳播知識過程中，階級、機構與制度所發揮的作用；在知識的空間分布問題上，地理位置的優劣，尤其是城市對於知識的類型和傳播所產生的影響；在知識的分類上，圖書館、百科全書以及課程設計等所起的模範作用；在知識的獲取、佔有和使用上，讀者處於何種位置；以及對知識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方面，教會與民族國家扮演了何種角色。對這些主題的描述，讓我們看到知識與當時各個領域一直處於相互交融、相互促進的狀態之中。但伯克更多談論的是具有支配性甚至是學術性的知識形式，即近代早期精英眼中的「學問」，同時思考它與實踐性的、口頭式的知識之間的差異。

下卷的論述時段始於狄德羅的《百科全書》而終於維基百科（2001）。它保留上卷對歐洲學術性知識的關注，但更加關注多樣性的知識，分別論述了知識的搜集、分析、傳播和應用等實踐方法；並從地理學、社會學和年代學等視角來考察各種各樣的知識。

本卷中的特色在於，專門開闢一個章節來講述這一時期知識的丟失與分化現象，用於擺脫傳統敘事中，僅以知識體的單向累積式增長為主的方式。這一現象從近年來年鑒學派所倡導的記憶史的研究中得到反映，如皮埃爾·諾拉所主編的《記憶之場》就在提醒我們，「歷史正處於加速消失」的年代。很多有用的知識或真實的歷史不僅會有意地消失在歷史學家的宏大敘事中，同時也會自主地消散於知識體系之下；儘管我們不應對知識作道德上的判斷，但卻有判斷知識正當性的權利和需求。因此，知識傳播、存儲和管理的方法就顯得更為重要，而這正是伯克力圖為我們呈現的前人偉大智慧之一。

集中與「反哺」 邊緣地區創造新知識和異類觀點

由上卷可知，近代早期的知識主要分布於歐洲國家及其城市之中，如倫敦、巴黎、羅馬及分布其中的圖書館、藝術長廊、咖啡館等。這加劇了知識日益呈現集中化趨勢，而邊緣地區尤其像亞非美洲地區則更多是承當被發現的角色。

知識分布不均衡與技術進步如通訊和印刷術的革新、交通和地理位置有著極大關係。而在下卷，伯克更為全面地考察了知識地理學的圖景。福柯在《規訓與懲罰》等著作中，從微觀角度重新發現了「空間」的意義，使人們認識到，知識不再是絕對客觀和普遍統一的，而是深受空間、時間和社會等因素的制約。從福柯所認為的診所是形成和傳播知識的地方，到實驗室、大學校園、研究所，到城市，到知識的國家化，即在國家框架之下進行知識的傳授與書寫活動，再到知識共和國的形成。知識社會學從重視歷史，轉變而為重視地理的作用。

伯克指出，在1750年至2000年之間，知識領域在世界範圍內經歷了多個國家級霸權中心的轉移。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之間，法國被譽為「科學世界的中心」，從1840年至1914年則是德國人稱霸知識世界，這一變化也伴隨著法語的示弱和德語的強勢而來。二戰以來，美蘇曾一度成為學術界的兩大中心。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則是美國一枝獨秀。這種知識霸權的存在，更加驗證了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Robert K. Merton）提出的「馬太效應」，即中心與邊緣地帶的知識及其擁有者所受關注的差距越來越大。

正因如此，伯克注意到了來自「邊緣地區的聲音」，充分思考知識從邊緣到中心以及由中心到邊緣的反向流動現象。因為在邊緣與中心交匯之處，往往是文化相遇、碰撞和轉向的中心地帶，也是創造出新型知識和「異類」觀點的重要場所。所有這些變化，以知識流動的暗潮、移民潮尤其是人才轉移為標誌。而「新移民」理所應當被視作邊緣人物，但這一時期的「學術型移民」則被認為對流入國家起著「拉力」的作用，尤以20世紀30年代的歐洲學者的「大逃亡」最為突出。當然，流入人才最多的國家受益最大，他們形成的強大的「智力場」往往會撬起一個新的知識革命槓桿。

分類與「碎化」 呈現專業化的知識社會圖譜

列維·斯特勞斯指出，信息是「生」的原始材料，而知識是經過烹調的「熟」食。我們處於信息爆炸的時代，更多時候是作為無良、無用、虛假信息的被動接受者，對於那些真正、有用且寶貴的知識則置若罔聞。《觀念史集刊》2015年度獲獎論文《陳釀的信息：從細節到顆粒》（Paul Duguid，「The Ageing of Information：From Particular to Particulate」）討論的正是信息由冗到碎的過程與現象。

因此，伯克非常重視知識的分類問題。亨利·道當(Henri Daudin)和約翰·皮克斯通(John Pickstone)等人將18世紀稱作是「分類的世紀」，可見將新知識納入何種知識框架成為這一時期的緊要任務之一。在上卷中，伯克探討了課程、圖書館和百科全書如何進行知識分類。下卷則從知識專門化角度，由學會、期刊和國際會議、學科和專業的增加與調整等角度來闡釋。後者所論反映了世界乃至我國近年來高等教育，尤其是科學研究上的變化。面對各類期刊、會議和基金的評審，在SCI、SSCI、EI，甚至是CSSCI等論文影響因子的爭奪更是直接關乎科研人員的命運，也證明伯克所謂知識進步需要付出代價的論斷。

如果伯克將時段拉長至今，那麼他會更加驚嘆科技全球化和普及化所帶來的信息泛濫，尤其是Iphone，Facebook，Twitter以及QQ和微信等新型移動設備和社交媒介對知識傳播的神奇力量。我們把自己置於全球知識小網格的同時，更加封閉了自我，形成了一個獨特且另類的社交圈，成為「知識的侏儒」而已。因此，就使上述問題放大化，這或許正是伯克所說的反向的趨勢：知識的積累在某種程度上被它的消失所抵消，而唯有科技化是在毫無阻礙地大步向前。在書中，面對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谷歌搜索、維基百科，以及新媒體和無處不在的計算機、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所帶來的知識，伯克的論述顯然非常薄弱，但為歷史學家擴展知識社會史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這是一次全新的閱讀體驗，儘管伯克並沒有傳遞深刻的知識社會學理論，正如伯克所指出，這項研究更強調概念的外部歷史而非內部演變，更強調思想環境而非思想問題本身，因此呈現的是成百上千的思想家專業化的知識社會圖譜，是一部知識社會的《百科全書》。同時，伯克力求展現的是不同知識之間日益密切的聯繫，對於那些躲在遙遠世界各個角落裡，如實驗室、圖書館、研究所里的學者的傳統觀念，早已相去甚遠了。

書籤

知識社會學研究有三個不同起源：法國塗爾干學派對「集體表象」的社會起源的研究；美國以托斯丹·凡勃倫為首的對真理社會學的探索；馬克斯·韋伯、馬克斯·舍勒和卡爾·曼海姆等德國知識分子對觀念社會學的研究。

「知識社會學」這一術語正由德國學術群體所提出。此後，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陷入低谷，到20世紀60年代，通過社會學以外的相關學科，尤其是列維-斯特勞斯的人類學研究、托馬斯·庫恩的科學史研究以及米歇爾·福柯的哲學研究得到復興。第一次（20世紀早期）與第二次（20世紀60年代以後）知識社會學的研究浪潮之間，每一轉變所採用的新研究方法都為伯克提供了更多借鑒。（文/陳志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