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鄧小平與中國的對外開放

置頂哲學園 好文不錯過

鄧小平與中國的對外開放

——1977～1979年的中美關係

傅高義 著 黃語聲 譯

來源：愛思想網

內容提要：1977年7月鄧小平復職後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已經在中美關係上取得重大突破。在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鄧小平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1977年8月22日鄧小平會見萬斯時，明確提出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必須堅持廢約、撤軍、斷交三個條件。1978年5月布熱津斯基成功訪問北京後，中美就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在北京展開。由於擔心中美建交的消息泄露到支持台灣當局的美國國會，雙方商定將計劃於1979年1月1日發布的中美關係正常化聲明提前到1978年12月15日宣布。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1979年1月底鄧小平訪問美國，為中美經濟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

刊載於《中國現代史》，原文來源於《當代中國史研究》(京)2009年第6期 第36-50頁

鄧小平在1977年年中意識到，儘管他不能立刻解決中國與美國和日本之間的政治問題，但他相信，中國至少可以開始為科學技術現代化做準備。在他看來，科學技術實現現代化，其他三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也會隨之實現。他認為，科學技術屬於全人類。中美科學家在20世紀上半葉建立起來的深厚友誼在30年之後依然存在，儘管許多人已經去世，但在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前科技交流可以先行。事實上，科技領域很快就成為中美兩國接觸的先導領域。[1]

第一個對外開放的現代化領域：科學技術

從青年時代起，鄧小平就非常相信科技的力量。20世紀40年代初，在中國名牌大學裡學習理科的女生寥寥無幾，而鄧小平就娶了其中一位理科女生——卓琳為妻。卓琳曾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在鄧小平看來，北京大學和物理專業這兩樣都是中國大學中的塔尖。後來他們的五個孩子中有三個考入了北京大學。

1977年底至1978年初，鄧小平接見了紐西蘭共產黨人路易·艾黎、旅歐華裔作家韓素音、在北京生活多年並曾在北京國際廣播電台擔任英語播音員的加拿大籍華裔林達光等「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希望他們在今後的事業中能繼續支持中國。在鄧小平1977年接見的外賓中，還有著名美籍華裔科學家坦普爾大學生物學家牛滿江、加利福尼亞大學數學家陳省身和三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的丁肇中、哥倫比亞大學的李政道、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楊振寧等。後來鄧小平曾多次分別會見這些著名科學家，除了對他們表示歡迎外，還向他們詢問一些研究機構成為著名科技中心的原因，以及中國怎樣才能迎頭趕上。對於他們的情況介紹，鄧小平聽得非常仔細。

鄧小平接見外賓時通常很少要求他們的家人陪同，但在會見這些科學家時要求他們帶上家屬，並對他們為祖國發展所做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他知道有很多華裔科學家在西方的大學或研究機構工作，其中有些在1945～1959年期間離開大陸，有些是先到了台灣然後又到國外接受教育。他們中很多人在中國還有親屬。儘管當時中國沒有先進的實驗室足以吸引這些著名科學家回國，但他們可以給中國的科學發展提建議，可以到中國的大學去演講，還可以幫助中國大學生到海外繼續深造。

在1978年3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上，中國科學家們獲得一個信息，那就是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他們第一次不僅可以和西方的科學家進行交流，而且這種交流還將受到鼓勵。留在國內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們的親屬在1949年以後的歷次運動中曾受到不公正對待，但此時他們的住房條件和工作都得到了改善，也不再被看成是地主、資本家或者右派，過去所受的不公正對待得到了補償。

鄧小平不僅對美籍華裔科學家尊重有加，對西方科學家亦是如此。1978年7月，卡特總統的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率領一個美國有史以來最高規格的科學家代表團訪華。普雷斯原為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專門從事地震學研究，此前曾一直擔任美國科學院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主席。1978年7月訪問中國時，普雷斯一行希望能為兩國政府間簽訂農業交流、空間技術和留學生及學者交流等協議打下基礎，同時他建議中國選派20～30名學生到美國學習。讓普雷斯完全沒有想到的是，鄧小平建議美國接受700名理科學生到美國學習，而且未來幾年的目標是幾萬人。由於希望能儘快得到回復，普雷斯馬上打電話給卡特，在凌晨3點把總統從睡夢中叫醒，請他批准中國派700名學生到美國學習，而且未來幾年歡迎更多學生的到來。儘管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人叫醒，而且臨行前也已授權普雷斯做出此類答覆，不過卡特還是欣然同意了中方的要求。

1978年7月10日，在會見普雷斯時，鄧小平讚揚美國的科學技術在很多領域比其他國家先進。他強調中國已經大大落後，迫切需要獲得幫助以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他對美國的高科技出口限制感到關切，還談到中國需要外資和技術。[2]《人民日報》還刊登了普雷斯在告別宴會上的講話，講話中強調了全球化的好處。[3]這可能是自1949年以來除尼克松總統訪問之外美國訪華代表團所受到的最熱情的接待。

1978年下半年，第一批中國留學生到達美國。1979年，有1025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學習。到1984年，留學生人數達到14000，其中2/3的人學習物理、醫學和工程。[4]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這兩座中國最高學府甚至被稱為公派留美理科生的「預備校」。

1977年8月：萬斯在北京的「倒退」

對鄧小平來說，與美髮展關係是重中之重。所以，當美國國務卿賽勒斯·萬斯接受邀請訪問北京以排除兩國關係正常化道路上的障礙時，鄧小平抱有很高的期望。1977年8月22日，鄧小平剛剛正式接手外交事務三天後就接見了萬斯，兩天後又和萬斯舉行了長時間會談。

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主要障礙是台灣問題。雖然鄧小平希望加快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步伐，但每次提到台灣問題，他總是很清楚地亮出自己的底線，那就是美國必須和台灣「斷交」、廢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以及美國從台灣撤軍。

對於鄧小平、毛澤東以及其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來說，收復台灣一直是結束中國百年恥辱、完成統一大業的標誌。1977年，鄧小平已經很清楚，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強大，蔣介石「反攻大陸」只是一種空喊，但台灣國民黨仍然在安全上對北京構成威脅。

萬斯曾是一位廣受尊敬、彬彬有禮的律師，1977年1月剛擔任國務卿時就開始關注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有關問題。同年7月，卡特宣布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要完成與中國關係的正常化。作為抗衡蘇聯的一個籌碼，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也希望美國儘快實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而萬斯更關心的則是美蘇在緩和方面的合作，所以擔心美中兩國走得太近會讓蘇聯不悅。

在萬斯啟程訪華之前，卡特和他談到了自己的擔心：如果美中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步子邁得太快，就會在國會引起混亂，從而失去國會對美國放棄巴拿馬運河政治控制權這一決定的支持。萬斯同意卡特的看法，認為最好把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問題延遲到巴拿馬運河問題解決之後。8月23日，萬斯會見了中國外長黃華，向他表示，美國希望兩國關係朝正常化方向推進，但美國要在台灣保留一些官方人員，並宣布美國希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這一表示實際上是要探詢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靈活性，同時也是一種拖延之舉，意在把可能達成的協議拖延至國會解決巴拿馬問題之後。不過，萬斯對中國拒絕他的建議並沒有充分的心理準備。第二天上午，黃華做出了強硬反應，表示萬斯的立場會拖延兩國關係的正常化進程，他甚至提到了「解放台灣」，暗示中國軍隊已經準備好了。

8月24日下午，鄧小平會見萬斯。鄧小平對萬斯說，他們上一回見面是1975年，是他第二次被打倒之前。他補充說，他是唯一一個「兩落兩起」的人。[5]萬斯後來承認，在與鄧小平會面時，鄧小平一直表現出「中國人式的客氣」，但在台灣問題上立場堅定，並批評了美國的立場。鄧小平表明了兩個基本觀點：一是關於蘇聯問題，一是關於台灣問題。鄧小平說，從更廣泛的全球角度來說，美國關於蘇聯問題的第十號總統備忘錄是一種綏靖主義的表現，打起仗來，把西德1/3的領土讓出去，實際上等於把巴爾幹讓給蘇聯，這會對南歐產生了極大的威脅。[6]鄧小平對萬斯說，美國關於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建議不是進步，而是退步，是從打破冷戰後兩國關係僵局的《上海公報》退步了。鄧小平的想法是，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後美國與台灣可以有貿易和人員往來，可以仿照日本模式派遣非政府代表，但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官方代表。鄧小平說，美國佔領台灣，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阻礙了中國的統一。他進而指出，美國要求中國不以武力解放台灣，這是干涉中國內政。萬斯則表示對台灣的安全感到憂慮，鄧小平告訴他，中國比美國更關心自己國家的事。中國對解決台灣問題有耐心，不過，美國應該意識到，在台灣問題的解決上，中國不會無限期拖延下去。[2](pp.188～189)

鄧小平讓助手給萬斯讀了一段談話備忘錄，基辛格曾在備忘錄中說，兩國關係正常化將尊重中國的立場。他還提到1975年12月與福特總統的會談，當時福特表明，美國總統選舉之後他能更好地按照日本模式實現美中兩國關係正常化。鄧小平說，萬斯的建議實際上是設立一個「沒有國旗的大使館」。[7]他補充說，如果美國還想維持與台灣的關係，中國可以等待。

8月28日，萬斯回到美國之後，隨行官員試圖給美國公眾留下此行結果有利於美國的印象。當時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薩繆爾·亨廷頓在新聞通氣會上說，萬斯此行獲得了成功。結果美國記者約翰·沃勒克錯誤地寫道，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已經軟化。儘管萬斯盡了很大努力，但仍無法阻止這篇不準確報道的發表。[5](pp.82～83)

萬斯訪華之後，鄧小平清楚地表明，如果不能堅持原則，中國可以無限期等下去。與此同時，他不斷向來訪者批評萬斯的倒退。9月6日，鄧小平接見由美聯社總裁基思·富勒率領的美國新聞代表團，包括《紐約時報》發行人阿瑟·舒爾茨伯格和《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瑟琳·格雷厄姆。鄧小平談的問題很廣泛，他談到了「文革」期間林彪、「四人幫」所造成的錯誤。他還談到了中國需要派留學生到國外學習。在談到經濟問題時，他強調說，中國必須按經濟規律辦事，必須按勞付酬。但他主要談的還是台灣問題，態度非常堅決。[8]他說，他清楚萬斯是美國新一屆政府第一位訪問中國的高官，但萬斯關於台灣問題的建議是一種倒退，中國不能接受。他強調說，要實現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就必須堅持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美國必須廢除與國民黨簽署的軍事條約，必須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必須從台灣撤出軍隊。中國會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別人不能干涉。[2](pp.188～189)

9月27日，鄧小平會見了喬治·布希。鄧小平對布希重申了自己的看法：美國對蘇聯的政策是一種綏靖政策。關於中美關係正常化，鄧小平說，這一進程可以加快，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2](pp.207～208)《人民日報》在其權威社論中說：「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一些領導人忘記了慕尼黑事件的教訓。」[9]

鄧小平派外長黃華會見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倫納德·伍德科克，伍德科克曾任美國勞工領袖，7月26日剛到北京赴任。鄧小平讓黃華再次傳達他的意見，即對美國在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上的拖延感到失望。之後，中國邀請贊成推進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訪問北京。1978年1月4日，鄧小平會見肯尼迪。鄧小平說，他希望儘快簽署協議。中美建交的核心問題是台灣問題，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應該由中國來決定。肯尼迪返回華盛頓後，公開表示支持加快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

1978年1月底，伍德科克第一次回到美國時，也開始對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停滯不前失去耐心。2月1日，他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聯合汽車工人工會上發表講話，稱美國對華政策建立在「明顯荒謬」的基礎之上。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承認國民黨政府代表中國，但事實上它現在只能代表小小的台灣島。發表上述講話後不久，卡特私下會見伍德科克，告訴他自己也同意伍德科克的看法。[10]儘管卡特也希望推進美中關係正常化，但他擔心當時此事會影響美國與蘇聯之間正在進行的《限制戰略武器條約》的談判。

而萬斯則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當務之急是與蘇聯在軍備控制方面的合作。他對過快推進美中關係正常化存有疑慮，擔心會影響美國與蘇聯的談判。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一直在和越南官員進行談判，希望儘快恢復美越關係。但鑒於中越之間關係惡化，美國必須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卡特最後結束了這一爭論，他說，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更符合美國的利益。

1978年2月16日，鄧小平會見了由參議員亨利·傑克遜率領的美國代表團。傑克遜對蘇聯持強硬路線，這一點和鄧小平看法一致。鄧小平一直批評美國對蘇聯的綏靖政策，批評美國在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上停滯不前。5月，鄧小平發現，白宮有一位官員和傑克遜一樣，與自己觀點一致，這位官員就是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

1978年5月：布熱津斯基在北京的進展

1977年底，布熱津斯基表示，他願意前往中國。在他做出這一表示幾周之後，卡特就讓他和中國駐華盛頓的官員接觸。卡特早就想推進兩國關係正常化，《巴拿馬運河條約》通過後便有了機會。卡特曾對國會的最高領導人表示要推進美中關係正常化，然而，儘管國會領導人私下贊同這一總體方向，但正像一位國會議員所說，如果此事公開，他們不得不表示反對。卡特意識到，如果國會中親台議員知道正常化談判進展的情況，他們就會立刻採取行動使談判中止。1978年初，美中關係正常化談判的主導權從萬斯和國務院轉到了布熱津斯基手上。對這一問題的所有討論僅限於白宮少數幾個人，他們與身在北京的伍德科克和他的副手芮效儉直接進行聯繫。駐華盛頓的中國官員意識到，布熱津斯基比萬斯更擔心蘇聯的擴張，於是對此迅速做出反應，鄧小平則立刻表示說，歡迎布熱津斯基訪問北京。

1978年3月，《巴拿馬運河條約》剛剛簽訂，卡特就樂觀地認為，同年11月初國會選舉之後，在與蘇聯簽訂《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和與中國關係正常化這兩個問題上，他都能夠得到國會的支持。為了做好準備，卡特準備派布熱津斯基前往北京，就推進美中關係正常化問題舉行進一步談判。鄧小平很高興地同意了這一時間安排。

1978年的美國國會充斥著冷戰和反共氛圍，由於接納了台灣的資金資助，國會中親台派不願意放棄台灣。卡特和他的助手們知道，國會中支持台灣當局的人很容易使美中關係正常化談判中止，所以只能秘密展開談判，直至達成國會無法中止的協議。為了防止泄密，布熱津斯基和中國問題專家邁克爾·奧克森伯格直接與伍德科克進行聯繫，而沒有通報國務院。

布熱津斯基也知道，鄧小平在台灣問題上的底線不可能動搖，所以通報卡特說，美國只能讓步，其他問題可以談判。布熱津斯基建議，美國可以發表自己的聲明，強調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性，而中國同意不公開發表意見反對它。[10](pp.248～254)

為了準備兩國關係正常化談判，5月20日晚，布熱津斯基飛抵北京。第二天，布熱津斯基會見黃華。他與黃華討論了全球趨勢，強調美與中有著長期共同利益和戰略目標，這其中還包括共同面臨的威脅。黃華說，兩個霸權國家是世界不穩定的主要根源，而美國處於守勢，對蘇聯擴張主義反應軟弱。布熱津斯基還談到了美國為遏制蘇聯擴張所採取的行動。但他沒有談及美中關係正常化的細節，想留待與鄧小平進行討論。他說，卡特授權他告訴中方，美國接受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提出的三個條件，但美國保留要求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的權利。

5月21日下午，鄧小平會見布熱津斯基，甚至晚飯時他們還在繼續討論。布熱津斯基後來寫道：「鄧立刻把我吸引住了。他富有才華、機智、理解力強、相當幽默，強硬而直率……他的目的感和幹勁使我印象深刻……鄧說：『毛主席是個軍人，周恩來也是軍人，我也一樣。』」布熱津斯基對於這次會見非常興奮，以至於當他5月26日向卡特彙報後，卡特在日記中寫道：「茲比格紐……被中國人折服了，我告訴他，他被誘惑了。」[11]

在開始與布熱津斯基討論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時，鄧小平說：「問題就是下決心。如果卡特總統下了這個決心，事情就好辦。」[2](p.313)在解釋了卡特推進正常化的決心以後，布熱津斯基建議兩國6月開始進行關於正常化的秘密談判。鄧小平重申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三個條件。布熱津斯基告訴鄧小平，美國準備發表一個聲明，表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很重要。鄧小平說，中國不反對這樣的聲明，但「作為條件不行」，「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那是中國自己的事」，「這涉及到一個主權問題」。[6](p.172)

鄧小平想用激將法促使美國對蘇聯採取更強硬態度。他說：「可能你們怕冒犯蘇聯，是嗎？」鄧小平強調美蘇《限制戰略武器條約》的不利之處，他說：「不管你們什麼時候和蘇聯達成協議，都是美國取悅蘇聯的結果。」布熱津斯基並不同意這一說法，他告訴鄧小平，美國將對蘇聯採取強硬措施。

鄧小平說，中美之間有很多領域可以合作。他強調說，中國需要獲得更多的技術，暗示希望訪問美國。鄧小平還對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分別於3月和5月初兩次訪問莫斯科以加強蘇越兩國軍事合作感到憂慮。布熱津斯基的結論是，鄧小平在促進兩國關係進展方面有一種緊迫感。為了表示對快速推進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有信心，布熱津斯基邀請鄧小平到華盛頓訪問時到他家中做客，鄧小平愉快地接受了。[12]事實上，1979年1月28日抵達美國當天，鄧小平就參加了在布熱津斯基家裡舉行的一個小型的非正式宴會。

在回國途中，布熱津斯基在日本停留了幾天，由於認識到日本作為盟國和正在崛起的經濟大國的重要性，且為避免造成尼克松訪華沒有通知日本所造成的不利影響，遂向日方通報了美方關於促進美中關係正常化的計劃。而日本同時也認識到日中關係正常化所帶來的商業潛力，接受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努力，不久便與中國簽署了協議。

布熱津斯基返回華盛頓之後，卡特讚揚其出訪非常成功。不久，當美國要求中國停止不斷公開批評美國時，中國方面立刻表示同意。雙方準備開始正式談判。

在與布熱津斯基會談的第二天，鄧小平在會見義大利代表團時重申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中國歡迎與美國進行貿易和技術交流，但會優先對待那些與中國有正常外交關係的國家。[13]

6月2日，黃華告訴萬斯，如果想讓鄧小平訪問美國，他們必須更加努力工作。黃華還批評美國繼續對蘇聯採取綏靖政策。8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奧地利代表團時說，我們吸收外國技術，同樣的條件，同樣的技術，我們優先考慮的是關係正常化的國家。[6](p.178)16日，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主任柴澤民告訴理查德·霍爾布魯克說，兩國關係正常化越快越好。9月27日，柴澤民再一次對布熱津斯基說，正常化談判的步伐邁得太慢。[14]邁克爾·奧克森伯格在引述鄧小平談到與日本簽訂和平友好條約時說，與日本的條約「一秒鐘」就簽了，實現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也只需要「兩秒鐘」。卡特向鄧小平明確傳達信息：一旦達成正常化協議，他將很快實施。[11](p.202)

伍德科克就中美關係正常化進行的談判

在鄧小平、卡特開了綠燈之後，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在北京舉行。美方的談判代表是伍德科克。卡特選擇伍德科克擔任駐華聯絡處主任(11)，是因為伍德科克是一位經驗豐富、廣受尊敬而又立場堅定的談判者。談判開始時，他任駐華聯絡處主任已經一年，同時也獲得了中方的信任。他的助手是駐華聯絡處副主任芮效儉。芮效儉在南京長大，會說漢語，被視為美國國務院最優秀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而中方談判代表是外長黃華，在與美國人打交道方面無人能出其右。1936年，他曾作為埃德加·斯諾的嚮導，帶斯諾從北平到陝北見毛澤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在重慶和美國人談判。[15]1971年他前往紐約，任中國駐聯合國首任代表。他在多位領導人手下工作過，能充分貫徹中共既鬥爭又團結的外交思想。在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中，他一直堅持讓美方說出中斷與台灣關係的具體細節。他的兩位助手也是相當有經驗的外交官——章文晉和韓念龍。因此，雙方派出的都是最佳團隊。

伍德科克得到的指示是：每兩周與中方談判對手會見一次，先易後難，以體現談判進展情況，最後解決向台灣出售武器等難題。目標是於12月15日美國國會選舉幾周後達成協議。[16]

根據指示，7～9月，伍德科克共與黃華舉行了五次會談，討論了為達成兩國關係正常化需要解決的一系列問題。但中國方面仍不了解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底線，由於希望進一步推進談判進程，中國方面建議將所有問題都擺出來，美國方面表示同意。經過準備，雙方就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交換了文件。雙方都意識到，台灣問題是談判成敗的關鍵。中國堅持三原則，而美國則明確表示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12)

9月19日，卡特告知柴澤民，美國將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中國隨之停止了正常化談判進程。10月3日，黃華在中國駐紐約聯合國代表處會見萬斯，對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進行了批評。他還對美越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的做法提出警告，因為當時蘇聯正在越南建立軍事基地，而且越南正準備入侵柬埔寨。[17]

10月初，鄧小平在東京公開表示，如果遵循日本模式，他願意儘快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同時，不反對美國繼續和台灣保持經濟文化上的聯繫。

10月底，卡特和布熱津斯基開始擔心，因為儘管他們嚴格保密，連國務院和國會都不知道伍德科克和他的談判小組與他們的聯繫渠道，但如果不儘快推進正常化進程，泄密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大。布熱津斯基通知柴澤民說，如果現在不抓住機會實現關係正常化，那就要等到1979年底了。不久，美國與台灣達成協議，將繼續向台灣出售F-5E戰鬥機，但不會出售更先進的戰鬥機。[16](pp.134～136)

中美之間的談判繼續進行，11月初，伍德科克和芮效儉已經完成了絕大部分內容的談判。開始，雙方分別準備了一份關係正常化的聲明草案並進行了交換，但後來雙方決定，最好有一份只有一頁紙的簡短聲明交給對方。11月2日，伍德科克向中國方面提交了準備於1979年1月1日發表的兩國關係正常化公報草案。但中國方面正忙於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會議，直到12月4日才做出回應。(13)

11月27日，鄧小平接受華盛頓著名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的採訪。鄧小平告訴他，中美關係正常化應該加速進程，這不但對兩國有利，同時也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穩定。他解釋了「一國兩制」政策，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的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可以保持不變。[18]

12月4日，韓念龍向伍德科克遞交了略加修改的聲明草稿，也稱1979年1月1日是發表聲明的最後期限。韓念龍告訴當時還沒有與鄧小平直接會談過的伍德科克，鄧小平想見他。由於不知道具體會見時間，伍德科克讓芮效儉取消旅行計劃，隨時準備去見鄧小平。[16](pp.136～137)

12月11日（北京時間12日）下午，也就是伍德科克會見鄧小平的前一天，布熱津斯基在華盛頓會見柴澤民，遞交了韓念龍12月4日給伍德科克聲明草案的美方修改稿，並明確表示，這是卡特修改過的。卡特同意1979年1月1日是兩國關係正常化的目標日。他還向柴澤民通報了美蘇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問題、中東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上的美方立場。他說，美國希望在1月1日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並事先向柴澤民通報，美蘇可能在1月舉行首腦會晤。他還提出了卡特對鄧小平的邀請，希望鄧小平在兩國關係正常化聲明發表之後立刻訪問美國。[19]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3日上午，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伍德科克時，同意了前一天卡特在華盛頓給柴澤民的草案。(14)讓卡特感到意外的是，鄧小平不但立刻接受了訪問邀請，而且說會在幾周之內成行。(15)鄧小平說，最方便的時間是1月底。他還說，雖然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但這和美國關於台灣問題應該和平解決的聲明並不矛盾，美國可以繼續和台灣保持經濟文化關係。他同意美國的要求，關於《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不予立刻廢除，而是一年後失效，以遵循條約中關於提前一年告知的條款。另一方面，在條約失效前的一年時間內，美國方面不應再向台灣出售新的武器。他說，向台灣出售武器會讓台灣問題和平解決變得更加困難。如果美國出售武器給台灣，「只會增加兩岸發生衝突的危險性。」[20]

由於卡特已發現有泄密的跡象並擔心這會破壞美中談判進程，美國方面要求把公布日期從1月1日提前到12月15日。根據布熱津斯基的指示，在12月13日的會談中，伍德科克提出在華盛頓時間12月15日公布中美關係正常化協議。[16](pp.137～138)鄧小平同意了這一改動。

在收到伍德科克與鄧小平會晤的報告後，卡特回電詢問伍德科克能否完全確認中國方面已經了解美國將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9月11日，卡特會見柴澤民時明確表示，美國將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而布熱津斯基也告訴了韓敘這一點，韓敘稱完全不能接受。所以，很可能中國領導人認為美國會停止對台出售武器。伍德科克和芮效儉給中方的文件中明確提到，美國會繼續對台灣的所有商業銷售。雖然文件中沒有明確提到武器銷售，但銷售武器給台灣也是商業性行為。美方可以認為中國清楚這一點。(16)

伍德科克和芮效儉一方面希望推進正常化進程，另一方也知道在宣布正常化之前要求再次會見鄧小平有很大風險，所以他們回復說，如果中國方面仔細閱讀並理解文件的話，就已經很清楚了。不過，他們不排除中國最高領導人沒有完全理解「文件內涵」的可能性。

華盛頓時間12月14日晚，即宣布兩國關係正常化前一天的晚上，布熱津斯基根據卡特的指示電告伍德科克，他們應該在宣布之前再次會見鄧小平，清楚說明美國會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12月15日 （北京時間）伍德科克收到電報，他只能要求鄧小平在當天接見他。在當天下午4點與鄧小平的會見中，伍德科克很技巧同時又坦率地說明了這一問題。鄧小平可能原本認為，中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就意味著停止軍備銷售，所以看上去異常吃驚，他大發脾氣：「你們為什麼現在提出這個問題？」他指責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是侵犯中國主權(17)。做了大約十分鐘的抗議之後，他問伍德科克：「我們該怎麼辦？」伍德科克回應說，兩國建立正常關係後處理這些問題會更容易些。鄧小平只簡單回答說：「好。」(18)

12月15日晚9點（北京時間12月16日上午10點），卡特按原計劃在華盛頓通過電視宣布，美中已經就關係正常化達成協議，協議將於1979年1月1日生效。對此，台灣當局和他們在國會的朋友十分惱火，其他保守派也批評美國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決定，但民眾的總體反應是支持卡特，支持正常化。鄧小平則開始為美國之行做準備。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鄧小平的美國之行

儘管萬斯訪問北京時遇到困難，但在萬斯為卡特接待鄧小平擬訂的介紹性文件中，無論是關於鄧小平的個人愛好還是這次訪問的意義，都敘述得非常全面準確。在長達13頁的備忘錄中，萬斯說鄧小平是一個「了不起的人——脾氣急，精力旺盛，自信，直截了當，堅定，聰明」。萬斯說，鄧小平的目標包括幫助卡特獲得國會和民眾對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支持，擴大兩國外交關係，給美國施壓使之進一步阻止蘇聯擴張，使美國對越南的警惕性增強等等。但美中兩國關係緩和的意義更大，它可以「對亞洲和整個世界的政治和戰略格局產生重大影響」。[21]

在抵達美國之前，鄧小平就已經成為自1956年赫魯曉夫訪美以來最讓美國公眾感興趣的外國領導人。美國媒體連篇累牘地介紹鄧小平在政壇起伏的故事、他做出的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定、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決定以及此次美國之行。《時代周刊》在1月號上把鄧小平評為1978年風雲人物。《時代周刊》說，鄧小平是改革的「設計師」。

美國公眾一直對中國這個陌生、封閉的文明古國充滿好奇，對鄧小平來訪的關注度，甚至超過了對當年尼克松訪華的關注度。美國商人們看到的則是中國這個蘊涵巨大潛力的市場，極力爭取獲得參加國宴的邀請。美國各家新聞社希望在中國設立辦事處，力爭獲得鄧小平及其代表團的關注。卡特和鄧小平一樣，訪問開始時表現得很冷靜。他曾表示，很擔心公眾和國會對他做出放棄台灣、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決定作何反應，也擔心國會議員因為談判期間沒有被告知談判內容和與他們磋商，會想方設法發泄不滿，而國會中親台派則很容易找到攻擊卡特的理由，不僅因為他放棄了長期的朋友，還因為他用一種很無禮的方式粗暴對待蔣經國。(19)

從12月15日到1月28日，中美雙方都在為鄧小平訪美做準備。從他到達安德魯空軍機場後轉車到國賓們通常下榻的布萊爾宮，一切運行得像鐘錶一樣準確。為便於中國官員用餐，廚師都按要求把肉切成小塊。在亞特蘭大的工作人員聽說鄧小平喜歡吃小牛肉，連續給鄧小平上了三頓小牛肉。鄧小平和美國主人開玩笑說： 「你們美國人每頓都吃小牛肉嗎？」這樣下一頓才更換了菜譜。考慮到鄧小平訪美期間的交通天氣狀況，除華盛頓外，美方還選定亞特蘭大等三座城市，亞特蘭大和休斯敦氣候溫暖，西雅圖氣候宜人。1月1日，伍德科克曾問鄧小平，訪美期間願意去哪兒看看，鄧小平回答說想看看航天設施和其他高科技設施。[22]在休斯敦，鄧小平參觀了美國國家宇航局的設施和最先進的鑽井技術；在西雅圖，他參觀了生產新型波音噴氣式飛機的工廠；在亞特蘭大，他應邀參觀了福特公司最先進的現代汽車廠，參觀過程由曾在北京和他見過面的亨利·福特二世陪同。在訪美過程中，鄧小平沒有參觀商場，除了在布熱津斯基家和客人們一起用餐之外，也沒有參觀私人家庭。

中國駐美聯絡處的官員很緊張，他們與東道主協調，負責安全和後勤、準備宴會和講話稿，以及準備回答950名西方記者和33名中國新聞界代表的問詢等事務。

在亞特蘭大，鄧小平在說明中國從「文革」中恢復並走上發展之路時說，希望中國像亞特蘭大一樣，經歷南北戰爭之後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23]「美國南方在過去是比較落後的，而現在已成為發展經濟的標兵」，「我們中國面臨的任務是改變落後面貌，迎頭趕上世界先進國家。」(20)在頭幾天的訪問中，鄧小平在公眾面前顯得比較矜持，甚至揮手時也很正式、嚴肅，不苟言笑。他沒有召開記者會，也很少表達自己的感受。

布熱津斯基家的非正式晚宴

1月28日，抵達華盛頓幾小時後，鄧小平參加了布熱津斯基舉辦的小型非正式家宴。據布熱津斯基回憶，儘管鄧小平比較疲憊，但他的反應依然機智敏捷。當布熱津斯基說到，中國人和法國人都認為自己的文明優於別人時，鄧小平說道：「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東亞，中國飯菜最好；在歐洲，法國飯菜最好。」[11](p.214)當布熱津斯基提到卡特在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過程中應對（台灣的）「中國遊說團」遇到困難，他詢問鄧小平在中國有沒有遇到過類似的難題，鄧小平立刻回答說：「有啊。在我們的台灣省就有很多人反對。」[12](pp.405～406)當被問到如果中國受到蘇聯攻擊時怎麼做，鄧小平說，中國有核武器……毛澤東說過，中國可以在核戰爭中生存下來，可以通過持久戰獲勝。像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在非正式談話中，鄧小平很嚴肅地對布熱津斯基說，他希望和卡特私下談談越南問題。[12](p.406)

參加晚宴還有副總統蒙代爾、萬斯、邁克爾·奧克森伯格等人。在陪同客人中，雪莉·麥克雷恩對中國很有興趣，曾數度前往中國旅行。她告訴鄧小平，她曾遇到一位「文革」期間被下放到農村的中國知識分子，當雪莉談到這位知識分子十分感謝這段經歷時，鄧小平打斷他的話說：「他在撒謊。」鄧小平用明顯帶有感情的語氣談到「文革」的可怕及「文革」帶給中國的破壞作用。[24]

卡特和鄧小平的會談

1月29日，鄧小平與卡特在上下午分別舉行了會談，中午出席了萬斯舉行的午宴，晚上出席了卡特舉行的歡迎宴會。卡特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與他會談非常愉快。」[11](p.207)卡特說，鄧小平聽得非常仔細並不斷向他提問。第二天他們又舉行了會談。布熱津斯基提到，卡特和鄧小平非常坦率，他們之間的會談更像是盟友之間而不像與一個共產黨國家進行的會談。

在1月29日上午的會談中，卡特先談了對國際形勢的看法，強調了美國的責任。鄧小平說，中國過去認為最大的危險來自兩個霸權大國，但最近開始認識到，來自美國的危險更小，來自蘇聯的危險更大。在提到蘇聯擴張時，他神情嚴肅地指出，中美雙方應該緊密合作阻止蘇聯擴張。鄧小平說，中東問題五年內不會有根本的改善，因為那些可能承認以色列的國家一直與蘇聯關係密切，它們拒絕和平努力。他說，儘管中國承認以色列的存在，但目前中國不可能給予以色列完全的外交承認。如果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以前的邊界，解決約旦問題、西岸問題和巴勒斯坦人的家園問題，它就會獲得阿拉伯國家的支持。(21)鄧小平說，美國和中國都與越南有過不愉快的經歷。越南和蘇聯關於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是十分危險的。他說，中國需要長期和平的環境實現全面現代化。中國和美國應該協調行動，遏制蘇聯。現在中國還不可能和南朝鮮直接接觸，但希望南北朝鮮能夠舉行邁向統一的談判。也可以和日本合作反對蘇聯擴張。[11](pp.209～210)在當日下午會談結束前，鄧小平要求與卡特舉行小範圍會談。參加者還有蒙代爾、萬斯、布熱津斯基和鄧小平的翻譯。鄧小平談到蘇聯和越南在東南亞的野心所構成的嚴重威脅，首先就是越南佔領柬埔寨。鄧小平說，有必要給越南一個適當而有限的教訓。卡特說，如果中越開戰，其他國家可能會同情越南，國會將更難支持與中國的合作。

第二天鄧小平與卡特舉行私下會談，結束了關於越南問題的討論。卡特交給鄧小平一份說明，列出他建議中越不要開戰的理由。鄧小平再次重申給越南教訓的必要性，他說，不久阿富汗將遭遇同樣的命運。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這證明了鄧小平的警告是正確的。[25]

在最後一次會晤中，卡特和鄧小平簽署了中美兩國領事、貿易、科技和文化交流協議。鄧小平說，如果美國和日本呼籲台灣和北京談判，美國減少對台武器銷售，就可以為和平做出貢獻。[26]

國宴

布熱津斯基說，為鄧小平舉行的國宴可能是卡特在白宮四年中最精美的一次。(22)據卡特記載，國宴於1月29日晚舉行，鄧小平很受卡特女兒艾米和其他孩子們的喜愛，而且這種喜愛看來是相互的。[11](p.213)鄧小平的女兒在寫到家庭生活時提到父親特別喜歡和孫子們玩耍，儘管他們說話不多。

卡特曾經當過主日學校的教師，年輕時通過教會給在中國的傳教士捐過款，那些傳教士是他年輕時心目中的英雄。在國宴上，卡特與鄧小平就傳教士在中國的作用交換了不同意見。

在這次受卡特之邀進行國事訪問時，鄧小平要求會見尼克松。卡特同意了鄧的要求，除了參加國宴之外，尼克松還與鄧小平進行了會談，鄧小平感謝他為推進中美關係所做的努力。[27]之後，尼克松給卡特寫了一封經過仔細斟酌的私人信件，表示支持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決定，並就兩國關係的未來提出了一些看法。

國宴之後，鄧小平在肯尼迪藝術中心觀看了演出，這場演出通過電視向全美播出，布熱津斯基形容它「非常精彩」。當美國兒童唱完中文歌曲後，鄧小平上台親吻了他們，很多觀眾流下了眼淚。當卡特和鄧小平手拉手站在一起被介紹給觀眾的時候，樂隊開始演奏《開始了解你》。[28]

和內閣官員、國會議員及中國通的討論

在與內閣官員會見時鄧小平討論的重點是貿易問題。1月31日，在會見時，鄧小平說，如果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實際上是普通貿易關係），要不了多久，美國和中國大陸的貿易額就會比現在美國和台灣的貿易額多10倍。

在與政府官員會見時，除探討解凍中美兩國在對方國家的資產問題外，雙方還同意把聯絡處升級為大使館，並設立兩個領事館；討論了兩國建立航線需要做的工作；中國同意確立一個讓美國媒體在中國設立辦事處的時間表。此外，雙方還進一步討論了促進知識和科技交流問題。鄧小平對中國實現現代化雄心勃勃，他說，中國需要最新的技術。[29]

在與參議院的會談中，羅伯特·伯德接待了鄧小平。眾議院則是蒂普·奧尼爾負責接待，鄧小平對奧尼爾關於三權分立特別是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爭奪權力和影響的介紹很感興趣。後來，應鄧小平的邀請，奧尼爾訪問了北京。毫無疑問，鄧小平認為至少對於中國來說，分權治理國家的效率十分低下，中國應該避免這種形式。[30]

鄧小平與美國國會討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允許自由移民。四年前，國會通過了《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要求共產黨國家允許其民眾根據其意願自由移民國外，否則國會就不給予這些國家貿易最惠國待遇。當議員們就這個問題詢問鄧小平，中國是否允許自由移民時，鄧小平回答說：「哦，這簡單！你們要多少？1000萬？1500萬？」他的表情很認真，於是，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戛然而止，再也沒有議員追問這個問題。後來，中國獲得了最惠國待遇。[31]

儘管美方進行了精心準備，但還是出現了意外情況。事情發生在美國國家美術館（科克倫美術館）東樓為鄧小平舉行的招待會上，這次招待會是由美國外交政策學會、美國國立美術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交流委員會、亞洲協會和中國理事會六個團體聯合舉行的，出席招待會的都是中國通。美術館是由華裔設計師貝聿銘設計的，剛剛開館，選此地點可以表明美國對華裔的重視。按計劃，鄧小平要發表講話，但美術館的結構根本不適合發表公眾講話。儘管當時使用了擴音設備，但與會者仍聽不清鄧小平的發言，只好與好久不見的好友竊竊私語。但鄧小平依然讀他的講話稿，沒有任何不悅的表情。(23)

訪問亞特蘭大、休斯頓和西雅圖

在美國其他地方訪問時，鄧小平仔細觀察現代工業和交通情況，希望美國商人到中國投資，希望兩國學術界加強學術交流，希望公眾支持兩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32]在與商界人士交談時，鄧小平強調，中國有許多商品可以出口到美國，用來換取中國急需進口的技術。[33]儘管鄧小平到訪的大多數地方都有抗議者揮舞台灣當局的旗幟，甚至還有「左」派進行抗議，但絕大多數聽眾充滿好奇和善意。(24)

訪美期間，鄧小平沒有舉行新聞發布會，也沒有在電視上回答現場提問。儘管如此，鄧小平還是給隨行採訪的美國記者留下了平易近人的深刻印象。隨同鄧小平訪問亞特蘭大、休斯敦和西雅圖的著名記者唐·奧伯道夫寫道，經過華盛頓的最初幾天之後，鄧小平放鬆下來。在停留之處，鄧小平舉起右手向人群揮動，然後和他們握手。他還跟一些特殊朋友如參議員亨利·傑克遜等緊緊擁抱。奧伯道夫說，「他眼裡閃著光……這是年輕人而不是老年人的目光。」[22]

在休斯敦，鄧小平觀看了一場牛仔競技表演。奧韋爾·斯科勒寫道：「在他的助手、部長和翻譯的陪同下……一位年輕姑娘騎馬跑過來，送給他一頂牛仔帽。觀眾吹著口哨，歡呼著，十分興奮地看著他把帽子戴在頭上。通過這個簡單的姿勢，鄧小平結束了中國與美國之間30年的不睦……結束了中國對西方歷史性的抗拒心理。」[34]鄧小平戴著大牛仔帽微笑的照片成了他訪問美國的象徵。

除了參觀福特和波音公司、石油鑽井設施和休斯敦美國航天中心之外，鄧小平還乘坐了現代化直升機和氣墊船。參觀快結束時，鄧小平在西雅圖說：「太平洋再也不應該是隔開我們的障礙，而應該是聯繫我們的紐帶。」[2](p.485)

對訪問的觀察

卡特在日記中寫道：「鄧小平的訪問是我擔任總統期間非常愉快的經歷之一。對我來說，一切進行得很順利，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看起來也同樣高興」，鄧小平「性格堅強、睿智、坦率、勇敢、氣宇不凡，自信、友好。」[11](p.207)卡特很讚賞鄧小平對美國現實政治的敏銳觀察，他沒有過分強調兩國關係中的抗蘇基礎，因為那樣會影響美蘇達成武器控制協議的努力。[11](p.216)

事實證明，訪問所象徵的前景——兩國攜手創造世界和平——令兩國公眾十分嚮往。如果說這次訪問成功來自於鄧小平個人魅力的話，那麼，這種魅力是多種因素的結合：他對改善中美關係的真誠投入，他的自信，他的坦率，他的機智，他的熱情等等。中國一些政治觀察家說，鄧小平平常舉重若輕，但面臨挑戰時，就會很投入，充滿熱情。他在美國就是這樣。通過簽署交換計劃和與美國商界接觸，鄧小平為中美關係可持續發展奠定了更深厚的基礎。

1979年2月鄧小平訪美結束後曾對翻譯施燕華說，他已經完成了外訪任務。當時施燕華並不理解鄧小平的真正含意，後來他才認識到，鄧小平覺得有責任在「文革」後改善與美日的關係，並前往美日訪問，打開中國通往現代化的大門。在15個月時間內鄧小平訪問了五個國家，並且都取得了圓滿成功。訪美結束後，在他有生之年再也沒有出過國。(25)

注釋：

參閱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對楊振寧的採訪。

這是一個聯合委員會，由美國科學院、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的人員組成，以打破學術交流障礙、促進人員往來為己任。

Katlin Smith,"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Normalizing U.S.-China Relations:1965～1979",p.20.2005年12月14日對美國國家科學院負責協調這次訪問的官員Anne Keatley Solomon的採訪。另據報道說，其他美國官員記得鄧小平和方毅建議派遣500名學生，見Robert S.Ross,Negotiating Cooper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Stanford U.Press,1995,p.159.

2009年4月7日對前總統卡特的採訪。

在伍德科克擔任駐華聯絡處主任之前，卡特曾經請他出任其他職務，他都拒絕了，但後來接受了駐華聯絡處主任一職，條件是卡特和他一起推進美中關係正常化。

對斯特普爾頓·羅伊的採訪，他曾幫助向國會領導人通報情況。

2009年4月17日對吉米·卡特的採訪，以及與斯特普爾頓·羅伊和伍德科克的遺孀沙倫的多次討論。其中主要內容見Robert S.Ross,Negotiating Cooper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Stanford U.Press.1995，pp.126～132。關於布熱津斯基和萬斯之間的競爭，見Patrick Tyler,A Great Wall,Public Affairs,1997,pp.237～239.

Solomon(…Chronology),p.64.Zbigniew 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Memori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1977～1981,p.212.布熱津斯基說，他告訴黃華，美國保留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權利，而中方對美國準備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感到吃驚，見Patrick Tyler,A Great Wall,Public Affairs,1997,pp.254～255,footnote.

(11)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倫納德·伍德科克是卡特的好朋友，是他讓密歇根州工會把選票投給卡特從而幫助其在該州獲得關鍵性勝利。

(12)2008年10月1日對斯特普爾頓·羅伊的採訪。

(13)2008年10月1日對斯特普爾頓·羅伊的採訪。

(14)鄧小平在會談中表示，基本同意美方起草的新的聯合公報草案，但在公報中應重申反霸條款，以加重分量。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452頁。——編者注

(15)對吉米·卡特總統的採訪。

(16)對斯特普爾頓·羅伊的採訪和與他的討論。

(17)15日下午，鄧小平在聽取伍德科克關於中美關係正常後美國保留向台灣出售防禦性武器的權利的說明書時，明確指出：中美建交後，希望美國政府慎重處理同台灣的關係，不要影響中國採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如果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從長遠講，將會對中國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設置障礙，最終只能導致武力解決。在實現中國和平統一方面，美國可以盡相當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452～453頁。——編者注

(18)Robert S.Ross,Negotiating Cooper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Stanford U.Press,1995,p.138.筆者認為，這是鄧小平一生中最關鍵的決定之一：在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從而會減少中國實現統一籌碼的情況下，仍然決定推進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沒有任何記載說明鄧小平是出於什麼考慮做出這一決定。他為什麼會同意？或許他認為，在可預見的將來，這是他能夠讓美國國會接受的最好交易。或許他考慮到中美關係正常化給中國剛剛開始的現代化所帶來的巨大利益，以及考慮到威脅兩國關係正常化的美國國內複雜的政治環境。除此之外，當時的國際環境有其特有的緊迫性，因為如果越南實施其入侵柬埔寨的計劃而中國對此做出軍事反應，蘇聯就可能有所行動。

(19)由於時間緊迫和官僚機構混亂，蔣經國在半夜被叫醒並被告知：幾個小時後，美國將中斷和台灣的「外交」關係，並宣布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

2016年最受歡迎的中國史《哈佛中國史》華麗返場

特惠價

￥306

￥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