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懟、改行、剿滅危機，科學界開起會來總不會無聊

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有一首歌叫做「感覺身體被掏空」，裡面是這樣描寫絕大多數上班族所面對的會議的：

有一個老闆叫做 大衛

下午六點出現眼神恰似黑背

手裡端著一壺熱騰騰的 咖啡

嘿嘿嘿

我們要不要來開個會

當「開會」成為令人生畏的折磨手段之後，我們已經遺忘了人類這種群居生物曾經在會議上營造出的群星璀璨。

自300萬年前的人類開始集體狩獵時，群體的智慧和力量就已經被寫入了歷史的骨髓之中。也許正是於此同時，人類學會了用會議去解決那些需要共同面對的難題——如何面對明天的猛獸，如何訂立血緣家族公社內的秩序。此後人類智慧的發展和傳遞，不再孤立於個體之中。

就像亞里士多德說過的，「凡隔離而自外於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隻野獸，那就是一位神祗。」

雅典文明一直是歷史中最奇特的一束光耀，儘管理智上來說所有人都知道它擁有著悲劇性的缺陷，卻絲毫不妨礙它被崇拜和嚮往。除開那些啟蒙了整個西方社會的學術對話，雅典的每一次公民會議都昭示著人類文明的未來。

五百人會議從公元前六世紀持續到公元前三世紀，近300年的時間裡一直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克里斯提尼完成了對雅典的改革後，十個按照地區劃分的部落取代了過去的四個氏族部落，來自這十個部落的500位議員每日聚集在一起商議決策、審核提案、接待外賓。儘管時至今日有人詬病這500位代表來自有限的階層，但是五百人會議上所堅守的原則和理性卻的確被沿用至今，民主、自由、平等，簡單卻分量十足的六個字穿越千年的時光，響徹在亞哥拉市集的大會堂里。

現代科學從哲學中分化出來以後，似乎逐漸走向一條孤單的道路。實驗室，儀器，埋頭演算的公式，堅定而漫長的測量。但是無論有多少雞湯煲著「在科學路上孤身前行」的曲調，人類的文明和智慧依舊是以集體的力量在前進。而會議這種最簡單原始的集結眾人智慧的方式，往往會成為科學之路上知名的地標。

第五次「索爾維會議」 | 量子交鋒

1911年，比利時的工業化學家歐內斯特·索爾維在布魯塞爾邀請到了包括居里夫人在內的科學家們舉行了第一次索爾維會議。此後，雖然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中斷，但是每3年一次的索爾維會議依舊用自己的18次召開，記錄下了世界物理學70年來的腳步。

與其它的傳統學術性會議不同，索爾維會議的聚焦點並不在學術成果的發表，而側重於討論物理學中有待解決的問題。很顯然從這個定位就能看出，它註定火花四射，畢竟每位科學家血管里都還流淌著雅典辯論的熱血。

於是在1927年10月，第五次索爾維會議上，愛因斯坦和玻爾這對已經唇槍舌劍了7年的好友，硬生生將原本討論磁力的會場拉進了量子力學中，然後開始了物理學上最著名的一次曠世交鋒。「玻爾，上帝不擲骰子。」「愛因斯坦，別指揮上帝怎麼做。」這兩句極富戲劇性的台詞，將哥本哈根學派和愛因斯坦之間的爭鬥升華到了街知巷聞的級別。

後來玻爾和哥本哈根學派成就了量子力學，而愛因斯坦耗費一生試圖去證明量子論的謬誤。直到他們去世之後，關於量子力學的爭論也依舊持續。雖然時至今日量子力學已經成為了物理學界的基石之一，而諸多實驗也逐漸證明愛因斯坦的錯誤，但是當年那場趣味十足的交鋒的確是量子力學的標誌起源之一。

實際上，第五次索爾維會議即便沒有這場著名的量子交鋒，也早就被銘記史冊。因為當時與會的29位物理學家中，先後有17位獲得過諾貝爾獎。而這張著名的與會人員照片，已經被全世界的社交媒體傳閱無數次，被網友們戲稱為物理界的豪華套餐。

「基礎物理的未來」討論會 | 集體改行

這是一次在柏林召開的非常普通的學界會議，時間坐標是1933年。然而誰也沒有想到，一次物理學界的會議，竟然載入了生物學界的史冊。

其實事件經過了前前後後多年的發酵，首先是19世紀末倫琴發現了X射線以及其應用方法，隨後就是發射性同位素的發現讓人們對原子結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除此之外，還有一連串分子生物學的基本技術條件被物理學和化學搭建完成。接下來，又輪到了玻爾出場。

1932年，玻爾在哥本哈根一場關於輻射治療的會議上——沒錯，又是開會的時候——發表了一份名為「論光和生命」的演講。這份演講表達出他當時正在沉迷的哲思，有些艱澀難懂，然而他的學生德爾布呂克卻敏銳地抓住了其中的端倪——測不準原理也許可以擴展到物理學以外的地方，例如用來將目前未解之謎最多的生物學推動到比原子層級更深遠的程度去。

於是接下來的一年，1933年的「基礎物理的未來」上，當時正在研究鈾原子分裂的德爾布呂克宣布，自己將會轉投生物學的懷抱。甚至於在這場物理學的研討會上，大家一致得出了三個有趣的結論：一，物理學未來一段時間不會再有新的有趣理論了；二，生物學值得解決的問題最多；三，一批物理學家都會轉投生物學領域。

不久後，那位擁有一隻貓的薛定諤甚至還寫了一本書「生命是什麼」來推波助瀾，不僅為德爾布呂克站隊，還結合他的理論提出了更多引人入勝的理論方向。於是一時之間，一大批物理學家真的先後加入了創立分子生物學的行列之中。轉行後的德爾布呂克開始投身噬菌體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最終引導和推進了上世紀最著名的生物成就——DNA。而他本人也在1969年的時候和其它兩位生物學家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獎。

1968年軟體工程大會 | 剿滅危機

第一台計算機的故事已經被人講過太多次，感謝戰爭一次次將人類的科技水平逼到了爆發的頂點上。而實際上每一項突破性的技術出現之後，何以為繼都會成為一個大問題。計算機的硬體也順利經過了快速的迭代進化，從1946年電子管時代的ENICA，到1954年晶體管時代的TRADIC，再到1964年集成電路時代的IBM 360系列。作為和硬體相伴而生的軟體，自然也經過了一段飛躍發展的日子。然而，相比較於硬體毫無懸念的在1971年過渡到微處理器為基礎的技術時代，軟體卻遭遇了一連串的危機。

在電腦的誕生之初，軟體通常是單獨為了某個特定的計算機而撰寫的，例如計算彈道。而隨著市場上需求的增加和計算機的普及，在6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可以反覆出售的軟體產品。據說第一件軟體產品誕生在1964年，一家名為ADR的公司開發了一款流程圖軟體，隨後這家公司還為IBM的電腦系統重寫了程序。

然而正是因為軟體行業的發展，危機也隨之出現。當時的軟體行業並沒有任何通用語言和規範，所有的軟體產品都是極度個人化的產物，除了充斥著個人特色的源代碼之外，沒有任何軟體說明文檔。這種情況直接導致了「軟體危機」的誕生——開發進度和成本失控、維護困難且成本高昂、開發人員和客戶無法溝通。

為了儘快解決這個可能影響整個計算機產業的危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在1968年於聯邦德國召集了50位計算機編程人員、科學家和工業界巨頭，開了一場軟體工程國際學術會議。在會上他們不僅第一次確認性的提出了「軟體危機」這個詞，還同時提出了應對這場危機的詞語——軟體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

此後，軟體產品擁有了自己的生命周期模型，有了專業的管理方式和規範。在第二年，UNIX和ARPA網同時誕生，IBM宣布自己的軟體產品將和硬體產品分開定價。軟體開始從個人化的藝術行為，變成了群體性的商業工程，它終於擁有了獨立的生命系統。

在經歷了第五次科技革命之後的世界，社會和商業都在以一種令人目眩的速率和表象發展著，越來越快的節奏讓人們很難停下來去思考科學本身的問題——我們到底有沒有遇見瓶頸？如果有，如何打破？未來科學的走向是哪裡？

以及，我們還能不能回到曾經群星璀璨的圓桌旁？拋開已經過於熟悉的產品模式和資本運作，回歸科學的本源，去討論一些純粹得幾乎復古的科學議題。

美國作家戴維·凱澤寫過一本書，題為《嬉皮士救了物理學》，他認為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舊金山，是反主流的文化驅動先鋒科學家聚在美國的西海岸，拋開學院式的物理教條進行想像和探索，最終為應用科學撞開了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理。

或許到了今天，世界仍然需要這樣的嬉皮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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