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稿制度的前生今世：同行評議將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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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評議最初是怎樣形成的？最早的審稿是如何進行的？隨著時代的演進，人們的觀念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同行評議還存在哪些問題？未來將走向何方？讓我們從愛因斯坦被撤稿的故事談起。

1936年的初夏，愛因斯坦和他的助理羅森共同向《Physical Review》提交了一篇關於引力波的論文。他們認為引力波並不存在，這在當時的主流科學認知環境中引起了很大爭議。文章遞交六周之後，該刊主編John Torrence Tate給愛因斯坦寫了回信，附上了審稿人批評意見的副本，並請愛因斯坦予以回復。

如今，這個故事已經廣為流傳，尤其在引力波被真正觀測到以後。現代的科研人也希望他們向期刊提交的稿件能夠在進入學術文獻資料庫之前得到閱讀、指正，並進行修訂。而當時的愛因斯坦並沒有這個企求，實際上他對自己的論文被送去接受外部評審感到吃驚和被冒犯。在給Tate的回應中，愛因斯坦表示他和羅森已經將發表用的稿件發給期刊，但並沒有授權他們在印刷前將其示予其他學者。他也沒有理由對那些匿名專家的評論給出回應。這一事件甚至讓愛因斯坦想將稿件另投他處。果不其然，此後他再沒有給《Physical Review》投過一篇文章。

有人可能會覺得，愛因斯坦的反應是其個性的體現。他在物理學界的名望讓他有底氣去跳過同行評議過程。然而，仔細挖掘一下同行評議的歷史就會發現，這背後有著更為複雜的故事。在1936年，同行評議審稿還並不是世界頂級學術期刊的通行慣例，對於《Physical Review》也是如此。此前愛因斯坦向該刊提交的著名論文1936 Einstein-Podolsky-Rosen (EPR)，儘管提出了極具爭議的反量子結論，但並沒有被送去接受審稿評議。

所以在愛因斯坦收到這次匿名的批評意見後，其困惑和惱怒就不難理解了。不過在80年後的今天，同行評議已經成為一個相對固有並為人所接受的模式，廣泛應用於學者需要發表論文的各個學術領域。這種巨大的轉變是如何而來的呢？

期刊評審的起源

很多人都把這一切的由來指向同一個故事。1665年，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授予學會秘書Henry Oldenburg編纂《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的權利。這可以說是世界上的首個學術期刊。Oldenburg很快意識到，針對那些他想發表的文章去徵詢專家意見，是一個明智之舉。同行評議由此誕生，日後也成為了學術出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果真如此么？

關於這個故事，有人在1971年的一篇社會學文章中做了挖掘：Harriet Zuckerman和Robert Merton基於對《Physical Review》眾多評議決定的分析，發表了「Patterns of evaluation in science: Institutionalization,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referee system.」直至今日，這仍是同行評議社會學的一項重要研究。在援引Oldenburg對於同行評議的提出時，Zuckerman和Merton還指出，自17世紀以來，同行評議的形式和功能基本沒有發生變化。

然而，更多近期的歷史調查對上述說法提出了質疑。實際上，Oldenburg在決定發表哪些文章的時候很少去諮詢外部意見。他對期刊的內容牢牢掌控，以至於有時會自稱為期刊的「作者」。自然，當時也不存在正式的交稿流程。Oldenburg只是把那些他自己感興趣的，以及他覺得對讀者有價值的內容拿來印刷，這包括實驗論文，對其他實驗的轉述，近期書評，甚至還有他的個人通信內容。

英國博學大師William Whewell (1794-1866)，曾於1831年提議皇家學會應收集學術報告，並在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發表。

儘管Oldenburg在學術出版歷史是一位關鍵性人物，但他並不能算是同行評議的發明者。這項榮譽可能應該賦予英國劍橋大學的博物學家William Whewell。也正是他提出了「physicist」和「scientist」這兩個辭彙。1831年，Whewell向皇家學會提議集結論文報告，並出版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他認為這些報告應發表在學會的新刊，即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上面。這樣即可以鼓勵並豐富學術討論，又可以為新出版物充實內容。

皇家學會採納了Whewell徵集報告的建議，但卻沒有廣泛施行其將之印刷出版的想法。很多報告都在論文集中沒了蹤影，到了1830年代中期，這種模式就停止使用了。相反，學會決定將審稿人意見作為出版內容選取的主要依據，尤其是避免出現那些令期刊尷尬的東西。

在19世紀中期以前，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的審閱工作主要由兩位秘書負責。一位來自物理學，一位來自生物學。他們都是學會中的知名成員，每個人都有助手幫忙處理提交到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的論文稿件。而審稿人報告則被視為機密文件，僅供學會內部使用。很多年來，提交論文的作者，無論被接收還是拒絕，都接觸不到這些審稿意見。

1873年，審稿人提交給學會的幾則簡短的手寫意見。當時決定文章生死的往往是短短的幾條評論。

由於作者無從獲悉這些審稿意見，當時也就沒有同現在「修改再提交」相當的環節。不過，學會秘書偶爾也會在印刷出版前鼓勵作者重新修改他們的文章。物理學家George Gabriel Stokes作為學會現任的物理學秘書已經三十餘年，他常常通過個人通信建議作者對文章進行修改。Stokes通常會對期刊審稿人有價值的評論作出解釋。如果是他自己親自審稿，他一般會將自己簽署的完整報告的副本發給作者。

20世紀早期的審稿模式

在19世紀末，科研群體對審稿人的看法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人們對學術出版物整體質量的日漸擔憂，審稿人不再只發揮維護科學學會或刊物聲譽的作用。相反，他們逐漸被視為保護整個學術出版物名譽和可信性的角色，阻止「污物流入科學的純凈水流之中」。

到20世紀初，審稿流程幾乎已經被應用到整個英語世界的學術圈中。理論上講，這種流程覆蓋範圍很廣，但實際操作上，審稿人自身還是傾向把工作限於頂尖學者的小圈子內。所以，20世紀早期的審稿流程和當今學術期刊普遍施行的程序相比，還不太正式，而且作者也常常看不到審稿意見。

以Physical Review為例，審稿人知道期刊編輯會給作者解釋他們的評論，所以經常提交簡短、非正式，甚至偶爾具有挖苦性的審稿意見。那位給愛因斯坦的論文提意見的Howard P. Robertson (1903-1961) 作為審稿人曾對一篇論文提出建議：「如果能用隱形墨水來寫就更好了。」直到1935年，Physical Review才向審稿人發出一次關於論文的標準調查問卷。到了1960年代，適用所有論文稿件的系統性審稿流程才成為一項正式制度。

對於以經濟利益為目的的出版商來說，在冷戰以前，他們都很少採用系統的審稿流程。確實，像Philosophical Magazine或者Nature這樣的巨頭，都傾向把編輯決議放在內部完成。這樣做的優勢就是快速出版，而且很多這種期刊都由雄心勃勃的編輯掌管，他們認為在決定一篇論文的好壞時，沒有必要去徵求那可靠的小專家圈子以外人員的意見。

同樣地，很多英語世界之外的主流期刊也非常依靠編輯的判斷來決定內容的選取。這些期刊常常會請一些國家級知名學者幫助他們工作。比如，馬克思·普朗克就是重要物理學期刊Annalen der Physik編委會的長期成員。無論是否有外部意見，物理學家們都很少會質疑普朗克的判斷力。

資助機構的外部評審和期刊審稿比較相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像洛克菲勒基金會這樣的私人資助機構通常會讓中間管理人負責資金的決定。這些機構和政府或學會都有一定聯繫，更傾向於採用外部評審，不過其具體流程並不統一。在冷戰前夕，那些不實行評審或者讓編輯和基金會領導掌握生殺大權的期刊或資金機構已經不再多見。因為這種模式不夠科學，也越發不被信賴。愛因斯坦和Physical Review的故事反映出，當時的學者習慣於由編輯或基金會負責人對論文稿件作出決定，還並不理解外部評審是一種更高級的系統。畢竟，有能夠簽名的知名編輯或項目領導在，作者為什麼要去相信一個匿名審稿人的話呢？

同行評議的危機？

今天，同行評議已經是學術出版和基金申請不可或缺的部分。不過，很少人有人認為這已經達到盡善盡美。很多人依然對同行評議期刊表示失望，指出其中的缺陷或者欺騙性內容。還有人抱怨同行評議系統更青睞那些已確立的思想和制度，對學術創新有著抑制作用。

2014年，作為PLOS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聯合創始人的Michael Eisen表示，無論學者還是其他人都應該摒棄那種觀念，即「期刊只要經過同行評議，其發表的科學工作就是對的。因為這意味著有幾個人 (1-4) 已經通讀過其內容，並且沒有看到嚴重問題。」

當前同行評議系統中的另一個缺點是，審稿工作對於審稿人的教職和晉陞沒有幫助。學者們工作負擔很重，缺乏動機去寫長篇仔細具體的審稿報告，這超越了他們作為科學好公民的基本義務。

向線上出版和閱讀轉移也許是改變這一問題的可行辦法，這將允許那些閱讀過論文的學者發表自己的評論。長久以來，物理學者們都依靠非同行評議預印本網站 arXiv.org來查找學科領域內的最新出版物，儘管一篇文章只出現在arXiv上，而從未在期刊上發表似乎是有點問題的。

其實有些期刊已經對同行評議系統作出了實驗性的改變。比如開放獲取期刊PLOS One，要求其審稿人只判斷論文內容的科學質量，而不要考慮該工作的重要性或者影響。這種策略背後的根據在於，科學工作者們自然會在文章發表後去判斷哪些是最具重要性的。另一個期刊eLife，讓審稿人和編輯充分交流，並達成對一篇論文的一致意見。而不是給作者發幾份可能意見相左的報告。

在學術界考慮同行評議的未來時，也許探討其過去會有所幫助。我們常說審稿過程從牛頓那個時代開始就一直是科學範疇內穩定而未曾改變的部分，但同行評議的故事比我們以為得更加短暫，也更為複雜，而且飽受批評。早在1845年，學術評審就被形容為「充滿忌妒、憎恨、惡毒，毫無善意」。所以，對於審稿人無用也好，偏見也罷之類的抱怨，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

我們還應該認識到，評審過程的出現，起初並不是為了檢查欺騙，保證科學研究的精確性。Whewell當初認為評審報告應該激勵學術討論，學術學會應通過評審來保證不會有什麼太尷尬的內容被印刷出來。作者是要對其論文的內容負責的，而並非審稿人。直到20世紀，人們才逐漸認為審稿人應該對科學文獻的質量負責，冷戰之後大家也才覺得只有通過同行評議的文章才算是正當合理的學術內容。

同行評議在學術界中的角色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其形式和目的會根據學者們的實際需求發生變化——研究內容對於學術圈是否可信，對於科學文獻的質量能否提升，或者確保資助人的錢是否得到了妥善的安排等等。如果學者們希望改變同行評議的未來，那麼一定要明確他們所期望實現的目的，以及這一目的是否能通過兩位或多位審稿人的報告得以實現。

http://physicstoday.scitation.org/doi/10.1063/PT.3.3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