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學榮：抗戰敘事的七點疑問

馮學榮：抗戰敘事的七點疑問

歷史學者眼中的歷史，與老百姓眼中的歷史往往並不一致，這是因為歷史研究是一份技術活，還原任何的歷史事實，都需要舉證，而老百姓則普遍不具備求證的習慣以及基本功，所以歷史在民間，往往會因三人成虎而走樣。爆發於1930年代的日本侵華戰爭，那段歷史也並不例外，它仍有相當多的疑問，至今都沒有徹底弄清楚，因而使整段歷史的敘事，有不少細節仍然值得進一步的探討和斟酌。

第一點疑問是豐臣秀吉的問題。豐臣秀吉（生卒：1537-1598）這個人是日本戰國時代的一個大名，其生活的年代在中華這邊，叫做「明萬曆年間」，從現在所能看到的史料來看，豐臣秀吉的確是想侵佔朝鮮、進而殺進大明的國土，換句話說，豐臣秀吉是有征服中華四百州的野心，但問題是：豐臣秀吉畢竟是古代人，他的對華國策，與1930年代日本帝國的對華國策，中間相隔了300多年，二者是否存在延續性和繼承性？有沒有邏輯聯繫？是否是兩個互相孤立的事件？我想在這一點上，歷史人應當謹慎對待。

第二點疑問是地圖的問題。與我們廣大歷史愛好者的認知恰恰相反，事實上在1930-1940年代，侵華日軍手中的「高精確度」中國地圖，除了少數是日本參謀本部在過去幾十年中零零星星搜集的之外，其實大多數是中國人繪製的，怎麼回事呢？原來，在清末民初時代，有許多中國青年留學日本，學測繪，回國之後繪製了大量的高精確度地圖，封存在中華民國各級政府以及軍事機關的辦公室，中日戰爭打響之後，侵華日軍佔領各級政府機關，搜出來這些地圖，對它們進行複製，並加印了諸如「昭和12年制」、「昭和13年制」、「昭和14年制」等各種字樣。其實稍微懂點國防知識的人都知道，搜集鄰國地圖，是一個國家國防工作的必要之事，任何國家的國防部，都擁有鄰國的地圖，這是十分正常的現象。袁世凱在位之時，就曾經花錢聘請日本間諜、繪製日本軍事基地的機密地圖。中國部隊在二戰之後援助朝鮮、援助越南，也從當地帶回來不少的地圖，這些都是公開的事實，沒有什麼奇怪的。近些年我國各地媒體頻頻報道某位愛國人士收藏了一張「昭和13年制」的中國某農村地圖，「非常精確」，因而「說明日本為了侵華戰爭已經精心準備了數十年」。這在嚴肅歷史學者的耳中聽起來，其實是相當業餘的話語。

第三點疑問就是《田中奏摺》的問題。《田中奏摺》這份東西是台灣間諜蔡智堪交給張學良的秘書王家楨的，對於這份東西的來歷，蔡智堪在自述中留下的文字說這是他「從日本皇宮裡以臨摹的方式抄寫出來的」，但是在王家楨的回憶文章中，這份東西則變成是「蔡智堪從某日本政客的手中拿到的」。首先這個來歷問題，就值得探討。其次，該奏摺行文中的硬傷，比比皆是，例如日本政界元老山縣有朋於1922年2月1日死亡，5天之後，即2月6日，美國與日本等國簽署《九國公約》，這個時候，山縣有朋在棺材裡呆不住了，於是他突然復生、和天皇密談如何「打開困局」，談完之後，山縣有朋再次死去。這種文字，已經可以歸到神話一類。難怪現代世界上大多數的嚴肅歷史學者，都不敢用《田中奏摺》說話。退一步，就算《田中奏摺》可信，它也僅僅是一份「經營滿蒙」的計劃書。

第四點疑問是中村事件。1931年6月某日，中村震太郎及其同僚，進入中國東北大興安嶺測繪軍事地圖，被東北軍逮住，很快就被東北軍秘密槍殺、並毀屍滅跡。這件事後來成為「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索。從中方審訊人員留下的文字記錄來看，中村震太郎在大興安嶺繪製地圖，是為「對蘇聯作戰作準備」。當然，這種口供並不一定可信，但是退一步而言，繪製地圖，是否罪至於死？再退一步，就算是罪至於死，東北軍不經審判、秘密槍殺、毀屍滅跡的手法，是否值得再斟酌？我想，這裡仍然有值得歷史學者追問的地方。

第五點疑問是盧溝橋的冷槍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相當多的歷史愛好者走入誤區，誤以為日本軍隊是糾纏於那個短暫走失、但又迅速歸隊的日本兵志村菊次郎，但事實上日軍所糾纏的不是這個事情，而是放槍的問題。日軍咬住不放的，是誰在黑暗中向他們開槍的問題。當然了，這個槍是誰放的？是俄方間諜放的？還是日方間諜放的？不知道。也許永遠都不會有答案。但在當時的現場，日軍糾纏的是這個放槍的問題，他們因而要求第二十九軍對日軍道歉、處分責任人、並且後撤一段距離。這些要求可以說是比較霸道的，但是我們在談歷史的時候，要找對關注點，才能不至於跑題。

第六點疑問就是淞滬會戰的問題。與中國廣大歷史愛好者的原有觀念相反，事實上淞滬會戰的主動方，並不是侵華日軍，而是蔣介石的國民黨部隊。其實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後、乃至廬山會議之後，蔣介石在最高國防會議上，已經作出了決策：要在上海打一仗、主動攻擊上海租界里的日本海軍陸戰隊。蔣介石及其幕僚決策在上海打一仗，其主要原因是借鑒1932年的經驗：在上海打一仗，能夠吸引英美等西方國家的注意、並期望西方國家出面調停、藉以結束中日戰爭，蔣介石及其幕僚，當時是這樣想的。所以我們從現在可以查到的歷史資料來看，淞滬會戰其實是國民黨主動發起的，而日本侵略軍，反而是處於應戰的地位，至少在上海戰場，這樣的說法會更接近於歷史事實。

第七點問題是「大東亞共榮圈」問題。有一種說法是：日本帝國一直就有一個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計劃，所以從「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一直到太平洋戰爭，這些都只不過是日本政府按照既定計劃的逐步實施罷了。但是如果從近代史資料來看，歷史學人往往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大東亞共榮圈」的計劃，其實並不是侵華戰爭的原因，而恰恰是它的結果。換句話來說：不是因為事先有了大東亞共榮圈的計劃，所以才發動侵華戰爭，而是因為侵華戰爭爆發了，為了從東南亞攫取資源、以戰養戰，日本才出兵東南亞、並出台了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計劃。也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絕大多數的歷史愛好者，犯了因果關係顛倒的錯誤。作為歷史學者，應該實事求是，不能扭曲歷史去迎合歷史愛好者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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