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那隻手，一點點拉高了少女的裙擺

超短裙最早出現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400至4700年的古埃及時期。和很多古代文明一樣，古埃及人並不認為女性裸露大腿甚至臀部是件羞恥的事。

古埃及壁畫上穿超短裙表演雜技的女人。/Pinterest

人類文明早期，穿超短裙既無關羞恥，也不分性別。直到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隨著政治和文化環境的轉變，歐美女性的裝束才變得異常保守。也是從那時起，歐美女性著裝覆蓋身體面積的大小才有了政治和文化內涵。

隨後啟蒙運動和教育民主化也沒有賦予女性同等的社會和政治權利，她們仍被視作脆弱、情緒多變的代表，很少能參與政治和商業活動，她們甚至沒有真正的私有財產，僅僅是男性的附庸，更沒有自主選擇時尚的權利。

因此，超短裙存在的歷史，遠遠超過長度問題討論的時間，討論裙子長短完全是一個現代人才會幹的事。

「輕佻女孩」

1930年，19歲的好萊塢女星珍·哈露（Jean Harlow）在電影《地獄天使》（Hell』s Angel, 1930）中飾演了「輕佻女孩」（flapper girl）海倫。「輕佻女孩」穿著超短裙，對著鏡頭呼喊：「我想要自由。我要快樂，我要玩耍。人生苦短，活就要活得有滋有味。」

無獨有偶，另一位影星克拉拉·鮑（Clara Bow）也在《野宴》（The Wild Party, 1929）中露了大腿。

「輕佻女孩」生於美國，雖然沒有直接經歷「一戰」，但社會氛圍深受歐洲逃避主義和達達主義的影響，這種生於「一戰」後的年輕人的精神狀態，在歐洲更為明顯。年輕人們既對早期資本主義的道德觀念表示失望，又在20年代末迎來了經濟上實實在在的打擊——「大蕭條」。

物質基礎受到戰爭和經濟危機的衝擊後，接下來受到挑戰的就是道德和時尚觀念。把少女穿短裙完全視為對現實的逃避並不準確，超短裙同樣也意味著青她們對既有文化的質疑與反叛，「品行敗壞」的「輕佻女孩」實際上是那個時代的叛逆因子，甚至成為後來自下而上的政治實踐者。

二戰結束後，好萊塢勝利委員會黑人部主席Hattie McDaniel帶領女明星們排練慶祝表演身著當時最流行的裙子樣式。/Flickr

雖然超短裙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歐美社會還沒有形成風尚，但裙擺長度較維多利亞時期確有縮短。不過，這二十年的裙裝風尚也只是在激進和保守之間徘徊。比如，20年代歐美女性開始流行穿裙擺在膝蓋以上一點點的百褶裙；30年代又有所收斂，大部分裙子的裙擺下降到小腿肚的位置（圖附後）。「二戰」期間，女性的裙子又變短了，只不過促成這一變化的原因物資匱乏造成的織物配給制度。

少女大騷動

「二戰」結束後，美國迎來了所謂的「黃金時代」。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美國白人懷念那個時代的美好。

50年代，美國從戰爭的陰影中迅速走出，消費主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在食品和日用品需求早已解決的同時，人們開始主動追逐時尚的潮流，也是從那時起，時尚產業和眾多時尚品牌成為推動穿衣潮流的主要力量。此外，這一時期美國的時裝還深受大洋彼岸法國時裝文化的影響，迪奧（Dior）等品牌已經頗具國際號召力。

總的來說，50年代歐美女性在潮流的引導下，開始有意識地利用裙裝把自己打扮得「優雅而富於女性氣質」。裙子不僅不能太短，而且裙擺面積要大，坐在地上甚至能形成一個圓形。

50年代流行的「圓形裙」（circle skirt）。/Pinterest

然而，50年代的危險在於消費主義「黃金時代」背後隱藏著巨大的暗流，促成了60年代人類歷史上最激進的社會運動，超短裙成為爆款。叛逆的一批青年厭倦了「在你最好的時光，穿最美的衣服」之類的口號，加入到對物質主義的反抗運動中。

青少年「亞文化」隨之建立起來。他們需要全新的、屬於他們自己的政治空間發聲，批判偽善的資本主義道德與禮俗。在這精彩的十年間，青年的聲音和黑人民權運動、女權主義運動、反戰、披頭士文化一起，成為歐美社會「青年大騷動」（Youthquake）的主要組成部分。

60年代，穿短裙的女孩上街遊行，抗議保守的法國品牌。/Pinterest

因此，超短裙流行於60年代絕非偶然。超短裙不是獨立存在的，它依附於新一代歐美青年的精神價值，少女從行動上反對母親的穿著，進而反對具有母親那一代人的品味與主流價值。對她們而言，再多基於法國設計師款式設計的大眾消費產品比不上一條超短裙。也只有這樣，60年代超短裙的流行才能比20年代更持久、更激進。

超短裙除了表達普遍的反抗情緒，還特別指涉「新女性」群體。這是戰後歐美社會第一次在性別和年齡上出現巨大的人口學斷裂。一方面，「亞文化」青年產生出區別於主流文化、父輩文化的集體意識，是一種個人化表達。另一方面，超短裙也被用作女權主義的鬥爭工具，使女性敢於裸露身體，做身體的主人，是一種對男性權力宰制的對抗機制。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這些穿超短裙的女孩也鼓勵著更多女性去自由地選擇工作、婚姻、生育和性行為。

紐約朋克樂隊主唱狄波拉·哈利（Debbie Harry）常穿著超短裙出現在舞台上。/Pinterest

70年代，朋克（punk）移用了代表反叛精神的超短裙符號。當時，60年代年輕人的瘋狂已成過往，一些懷念60年代的音樂人開始通過朋克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最典型的是1974年發跡於紐約的金髮女郎樂隊（Blondie），她們的主唱狄波拉·哈利（Debbie Harry）常穿著超短裙出現在舞台上，成為「70年代末紐約城最拉風的性感女人」。（圖附後）

蘿莉、職女和封面女郎

值得注意的是，60年代代表獨立女性意識的超短裙並不完全脫離於時尚產業，有時還要和她們所反對的商業話語為伍。被譽為「超短裙之母」的英國設計師瑪麗官（Mary Quant）甚至在1955年就捕捉到時代變化的氣息，並在倫敦創立了自己的同名品牌。

1969年的瑪麗官（Mary Quant）超短裙。/Pinterest

借著60年代社會運動的勢頭，瑪麗官一方面改變了營銷策略，以「自由、活力、年輕、革命、反對保守」等字眼為噱頭，向年輕人兜售自己的品牌文化；另一方面她也把裙子越做越短，60年代中期的新款超短裙裙擺甚至到了大腿中部的位置。

除去超短裙作為政治和文化反抗工具的意涵，它並沒有脫離商業話語。甚而，超短裙的反叛精神在20世紀下半葉被它最初反對的那些話語利用和收編了。

1967年，倫敦花花公子俱樂部的兔女郎們。/Pinterest

諷刺的是，60年代的超短裙文化在反叛和順從之間只有一線之隔。在英國，超短裙的主要消費群體是15-20歲的女學生，她們既可能利用這一衣著符號作為參與女權運動的工具，也可能被作為「女學生」形象消費掉。

這和當時流行的蘿莉（lolita）文化不無關係。齊肩短髮、瘦小的軀幹和細長的腿是蘿莉的典型特徵，她們在走秀和拍攝雜誌寫真時更具競爭力，比如60年代的名模崔姬（Twiggy）出名時年僅17歲，而身高174厘米的她只有45千克。對此，瑪麗官的丈夫亞歷山大·格林（Alexander Greene）直言不諱：「確實這麼做有些戀童癖。」

60年代的名模崔姬（Twiggy），原名萊斯莉·霍恩比（Leslie Hornby）。/Art-Sheep

60年代的超短裙，還從空間上解放女性身體的隱喻，它開啟了一個向外的世界，鼓勵女性不再只能成為家庭主婦，還可以去外面闖一闖。到了世紀末，歐美國家的女性基本上已經獲得了平等就業的權利，而超短裙的風格也被職業裝借用，成為「強勢女性」的標配。

較之之前的超短裙，職業女裝中的超短裙剪裁更幹練和大膽，肩部也加寬了。最近幾十年，經濟全球化把女性職業裝風尚從歐美大城市帶到亞洲，最初是香港、日本等地，然後是其它地區。

2013年，山東濟南高速鐵路動車乘務專業招生面試會，女考生穿著清一色的短裙加絲襪。/視覺中國

如果說早年間的超短裙還和裙擺更長的迷你裙含混不清的話，那麼現在的超短裙就可謂「超短」了。在視覺吸引力愈發重要的今天，超短裙發展出不同的功能和樣式，定義和內涵也發生著變化。

儘管保守的人仍不全盤接受女孩穿超短裙，但強勢的國際時尚雜誌和娛樂產業讓生活中超短裙不再罕見，長度也越做越短，甚至能把內褲包住的裙子都算不上超短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