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開皇權定賞罰，巡撫如何讓死罪脫罪

作者 | 馮翊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年底，一封奏摺戳中了乾隆帝的神經。

摺子來自江蘇巡撫庄有恭。這名乾隆四年的廣東狀元因母喪丁憂離任，特向皇帝交代未完之事，其中有一件發生在九年前的案子。

庄有恭說，乾隆十二年，泰興縣捐職州同朱呥犯死罪，願意拿三萬兩白銀贖這條命，而今還沒有交齊，繼任者需留心。

然而，乾隆帝在意的不是案情，而是庄有恭遲了數年才報告朝廷，其中還不乏違規之處。這讓皇帝深覺蒙在鼓裡，感到「生殺大權操之臣下」，皇權受到侵蝕。

皇帝深深懷疑庄有恭的動機以及背後的利益勾兌，便下令徹查。

|案子一捂六年

該案緣起一次強姦未遂。乾隆十二年三月初三，江蘇泰興縣捐職州同朱呥僕人梅二的僱工顧五，欲強姦百姓陶永盛的妻子，恰好被陶永盛的弟弟撞見，後者告知朱呥。朱呥命陶永盛吊打顧五，不料顧五被打死。

庄有恭說，朱呥同時犯有兩案，分別是打傷別家奴僕、重利盤剝他人財產，加以上這件命案，三案並罰，從重。《大清律·刑律·鬥毆》「威力制縛人律」規定：

「豪強之人以威力挾制絪縛人，及於私家拷打監禁者，不問有傷無傷，並杖八十，傷重至內損吐血以上，各驗其傷，加凡斗傷二等，因而致死者，絞監候，若以威力主使他人，毆打而致死傷者，並以主使之人為首。」

朱呥不是親自動手的那個人，但令「陶永盛」吊打顧五致死，是未經官府裁決，私下監禁他人的「威力主使」之人，依律判絞監候，死緩。

按照程序，此刻，庄有恭應寫明案情，上呈刑部討論，再交皇帝判決。但庄有恭並沒有依規，而是等到九年之後，要離任，才如實報告。

庄有恭於乾隆十五年上任江蘇巡撫，朱呥案發之時，江蘇巡撫是安寧，但並未見安寧的處理態度。可以說，庄有恭是接了前任未盡的活兒，此案九年後才上達天聽，其責任集中在任上六年。

為何拖延這麼久？據庄有恭的說法，朱呥被判絞監候後，其妻潘氏、堂弟朱煦多次主動找他「呈請情願捐銀三萬兩」贖罪。按察司討論後的共識是，朱呥的行為「有應得之罪」，「但無致死之心」，可以交錢贖罪。庄有恭認為，朱呥只是讓陶永盛毆打顧五，沒有下令打死，而且顧五是朱呥僕人的僱工，與普通百姓的身份不同，最關鍵的是，泰興縣有蟲災，贖金可拿來賑災。之所以遲遲未奏，庄有恭說，六年來，三萬兩白銀只交了一萬六千兩，罰金未完，不能定案，等交齊了再上奏不遲。

庄有恭沒有告訴皇帝，若及時上報，就拿不到三萬兩白銀了，因為依律贖金只需三四千兩白銀。再者，即使定下三萬兩白銀這個數，在罰金交完之前就將案子結了，「人質」回家，其親屬自會拖延繳納，這點，直到兩江總督尹繼善徹查時，才由按察使許松佶口中說出。

儘管庄有恭告訴乾隆帝，罰金並沒有私吞，而是用於泰興、通州二州縣賑災，以及撥補泰興縣政府債務，但皇帝的重點，似並不在此。在給庄有恭的回復中，皇帝提到「此事殊屬不明」，不認可庄有恭的辯解，並發出追責信號。

庄有恭上奏十三天後，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皇帝認定庄有恭不可能不知道死刑需要提請朝廷核定的規矩，「辦事不應糊塗至此，看來必有別項情節」。著令愛必達代理江蘇巡撫，會同兩江總督尹繼善共同調查，並特別提到尹繼善，「朕實不能保其必無周旋迴護之處」，庄有恭考中進士那年，尹繼善是閱卷官，二人有「師恩」，皇帝擔心其包庇。

|死罪如何脫罪

案件一經細查，皇帝獲知更多細節。按照往常習慣，著令徹查後，皇帝為防蒙蔽，往往會尋求多個信息源互參。然而這次，有用信息不多，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發出調查令的第六天，離任江蘇布政使彭家屏報告皇帝，乾隆二十年時，該案尚未定，至於錢在何處，交了多少，並不知曉。

不過，這類基本信息要查出並不難，尹繼善、愛必達告訴乾隆帝，錢皆聽充公用屬實，還有欠款未交屬實，但贖金的具體流向，與庄有恭所奏有差異。

庄有恭告訴乾隆帝，錢多拿來用於賑濟泰興的蟲災，但經尹繼善等人調查，所謂的「蟲災」子虛烏有，更準確的描述是，泰興縣於乾隆二十年九月有冰雹之災，但直到十一月才上報災情，超出了期限。按察使許松佶建議動用社谷先支給一個月的口糧，但遠遠不夠，有的災民還餓在道旁，便再動用倉米煮粥撫恤，如果倉米還不夠，就拿贖金買糧。

庄有恭對災情的描述不實，但錢沒亂花屬實。可疑的是，這三萬兩白銀的交易，並非一次達成，而是經歷了討價還價。愛必達稱，朱呥妻子潘氏先提出要交二萬兩白銀贖罪，庄有恭駁回，三個月後，忽然加碼至三萬兩，竟然獲准。「前後辦理情形殊多疑竇」。庄有恭何以反覆，兩位辦案官並未奏明。朱呥及其親屬、許松佶的供詞，道出了一切。

朱呥說，交錢贖罪，並非主動提出，而是得到授意，審理時許松佶、蘇州府知府趙酉告訴他，「大人有要超豁你的意思，你應出些銀子辦公」，當即開出十萬兩價碼，朱呥面有難色，坦承出不起。即便打五折，五萬兩，也出不起。趙酉叫他自己看著辦，朱呥答應交五千兩，被拒，再酌增至兩萬兩。這才有了朱呥妻子拿著二萬兩的銀子找庄有恭的事兒，不過，庄有恭「嫌少」，於是再添一萬兩。

無論是按察使許松佶，還是庄有恭的幕僚王者輔，都指明交三萬兩贖罪的事兒，是庄有恭的主意，他向皇帝報告稱朱呥家屬「屢次赴轅哀吁，呈請情願捐銀」，顯然是隱去了「授意」的事實。

不過，在討論贖金價位之前，朱呥的家屬就已在外圍「打點」，讓死罪脫罪。先是，朱呥之妻以及弟弟朱煦、岳父在南京找到王者輔，試圖通過他影響庄有恭將重罪改輕。同行的黃聖治及其朋友自謂與王者輔的兒子王錫昌交好，可代交銀子。不料錢給了，所託之事卻沒影。後來得知，他們各自私分了。被騙了一千兩銀子的朱呥家人再找到王者輔的親家楊鏞，開口就要一萬兩銀子，能不能成事兒還不能保證。一怒之下，朱煦等人打道回府。直到獄中的朱呥得知，庄有恭有意讓他交錢贖罪，親屬這才直接找到了巡撫大人。

庄有恭為何動了要多罰銀子的心思？他從泰興縣知縣處得知，朱呥是個富豪，打個官司不惜花十萬八萬兩銀子，便「執意不肯輕結」，直到敲定三萬兩。

可以說，庄有恭案與朱呥案合在一起，案情十分簡單，地方有災，官府缺錢，富豪朱呥案發。一個要錢，一個要命，一個要賑災，一個要脫罪，二者需求一拍即合。最終呈現的畫面是，朱呥被敲竹杠補公用，官府為多罰銀、罰完銀，遲遲不奏。但這僅僅是一種敘述視角，到乾隆帝這兒，別有新解。

|總督的心思

朱呥案情足夠細緻，但皇帝所發諭旨無一問及該案的判罰輕重，他更關心該案中長出來的庄有恭案。結論一眼便知，庄有恭擅權匿奏，動了支配人間生與死的皇權，茲事體大。

所以無論庄有恭及其同僚多麼強調贖金用在了公共事業上，皇帝仍不為所動，且意欲窮追失職之責。在發下的第一道諭旨中，皇帝幾乎全盤駁斥了庄有恭的辯解：

朱呥既從重歸於毆死顧五案內，應擬絞監候。即據家屬呈請，亦應俟題結核擬，再行據情奏明，飭部定議，豈有未經具題遽行准贖之理？是外省督撫竟可虛擬罪名，飭司議贖，自行完結，不必上聞矣？從來無此理也。

乾隆帝指出庄有恭的失職：擬絞監候未上報，家屬呈請，亦未在朝廷核定罪名後再奏明。對此，庄某的確無話可說，即使他所聲稱的贖金公用，也遭來強烈質疑：

庄有恭於此案並未具奏，竟收其捐項，又以交銀未足發縣勒追，而奏摺中多隱約其辭，竟至不能解……上年江省紳士隨處捐賑，乃敦睦桑梓樂善好施之誼，並非有罪可贖。若朱呥以煮賑為名贖繯首重罪，則江省眾紳士豈皆有罪耶？且稱該縣有借動之項現不無虧缺，此又何謂耶？

皇帝認為朱呥以煮賑為名贖死罪的處理方式不合情理，懷疑藉此名義拿錢彌補縣裡的財政虧空。調查結果出爐後，所有情節無一例外地支持了皇帝的判斷，皇帝卻並沒有揪住這些細節窮追猛打，而是集中在程序失當，不過，追責的主要對象變了，不是庄有恭，而是兩江總督尹繼善。「此案尹繼善若有所聞，自應即行參奏，何以並未奏及？」

尹繼善

尹繼善是皇帝器重的滿洲大臣，雍乾兩朝，四任（含代理、兼任）肥差兩江總督，乾隆十年到乾隆十三年，尹繼善第二次擔任兩江總督，此間朱呥案發，彼時庄有恭並未上任，很明顯，尹繼善比庄有恭更早知道，皇帝懷疑尹繼善沒有奏及，是在包庇庄有恭，他在尹繼善與愛必達合奏的調查結論上批示：

（庄有恭）有如此悖謬之事，而總督尚在不知之理乎？且此事汝等所審甚遲，尹繼善必俟愛必達共審，是又何心？速行奏來。

尹繼善的確比庄有恭慢了一步。作為既是心腹，又是情報來源的重要提供者，竟沒有將活躍在眼皮子底下的「悖謬」之事及時上報，不光會被失察，還會有損於作為「心腹」的信任，他見庄有恭自行上報此事，便慌忙借皇帝詢問之機辯解。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尹繼善稱之所以遲奏，是因為沒來得及和巡撫愛必達一起徹查，案情尚不明，所以「未敢草率具奏」。

這種欲待案情確定才上報的理由，是臣下應對「失察」問責的最常用伎倆，一方面案件的確還沒有查清，一方面是變相告訴皇帝：我這是因為「謹慎」而遲奏。而「謹」是官場奉行的官箴之一。

然而乾隆帝並不買賬，「此事又用汝故智矣，可謂下愚不易」，他最想知道的是尹繼善為何對庄有恭違背程序、准予交錢贖罪的情形無動於衷，對於這一最重要的問題，尹繼善卻繞過去了，皇帝再次追問：

（庄有恭違例）汝以為當乎？不當乎？若以為不當，即此一節，已可嚴參，孰謂生殺之權可操之臣下之手乎？

過了十九天，尹繼善專上一折陳述為何遲奏，他承認對庄有恭的舉動知情，「臣彼時以庄有恭所罰銀兩已歸煮賑公用，伊必即行奏明，亦遂漫不留意」。「初不料其遲之日久，竟未具奏也」，也就是說，他本以為庄有恭會自己上奏，所以才不奏，萬萬沒想到庄有恭會遲奏。

不是自己不報，而是以為他人會報，這一「心理活動」是真是假，外人沒辦法驗證。何況，承認知情，更晚在了庄有恭被革職之後，更叫人懷疑是紙包不住火了才被迫作出決定。乾隆帝當時亦未做聲，等案結之時，庄有恭再指尹繼善知情時，皇帝沒再理睬辯解，坐實其失察乃至縱容的行為：

尹繼善竟經庄有恭告知，在存心公正者，即應據實參奏請旨察議，否則正言阻止，庄有恭自不敢視為泛常、縱意手滑，致乾重辟。及奉到朕旨，尹繼善亦當備述前情，一面速為辦理，乃遲回觀望，希圖模稜了事，經朕屢行飭催，並降旨將庄有恭革職拿問，始稱原曾與聞，是庄有恭之情罪，尹繼善實有以縱之，且釀成其事，始終皆出於尹繼善。

皇帝列舉了尹繼善失察的表現，一是明知卻不阻止，二是調查該案時拖延觀望，認為庄有恭之失職，如果能預加提醒並加以阻撓，完全可以避免。相反，尹繼善在監督臣下這一環節，無所作為，導致一錯再錯，負有「領導責任」。

|「孰謂生殺之權可操之臣下之手」

令皇帝惱火的是，庄有恭擅權不止一起。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庄有恭把一件行賄案中的三名生監統統放了，因為他們答應交四萬兩贖金，錢沒交齊，所以沒上奏。

與朱呥案一樣，這些人都不是自願主動申請交錢，庄有恭派人去問「你們都是發譴（流放）重罪，還是願捐贖問罪」？犯人自然選擇交錢了事。當然，錢沒有流入私人腰包。

庄有恭一犯再犯，但並未罪加一等，由於該案與朱呥案性質相同，故尋找相對應的法條並未太傷腦筋。大學士傅恆建議，庄有恭理應依照「應請旨而不請旨律」，即「凡應議之人有犯應請旨而不請旨，當該官吏照雜犯律處絞」處理，也就是死罪。那兩個明示朱呥交錢贖罪的官員，亦與庄有恭同罪。

刑部擬定的重罪，乃是依律行之。但這並非終點，「律」僅是皇帝的「參考意見」，其意旨才是「法律」之上的「法律」，用來伸張「皇權」。庄有恭之罪，最終沒有「依律」懲治，而是免死，只因「無贓私入己」——贖金充公，沒落入個人腰包，皇帝才動用皇權破壞既定法律，網開一面，僅將其革職、發配軍台效力，後又重新起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庄有恭既「傷害」了皇權，又是皇權的「受益」者。

事實上，交錢贖罪是朝廷法度，具體多少錢，則因不同身份、不同罪行而有不同的價格。庄有恭與許松佶、幕僚王者輔一起商量朱呥案時，曾說，照朱呥的州同職銜來看，按例只需四千兩就可以了，但要花錢的地方很多，不如多罰他一些銀子充公。僅就罰贖言之，庄有恭等人並無錯，而多罰銀子，與貪腐無異。

然而，在皇帝看來，庄有恭把贖銀充公的可貴之處，卻被另一項「可恨」之處給毀了，恰如上所述，無論是死刑核定，還是處罰金贖罪，均繞開了皇權，這是皇帝萬萬不能忍的，即便是三萬兩贖銀的小事，亦足夠釀成重罪。尹繼善的問題在於，作為深受器重的滿洲心腹，作為皇帝耳目在各地的延伸，竟然對違規之舉無動於衷，頗有礙皇權對官僚的控制，若非庄有恭的自行陳奏，該案或許會捂得更久，不及時剎止，類似行為將被視為僥倖乃至鼓勵，一旦成為日常，游離於皇權之外的吏治，將侵蝕帝國體制的肌體。乾隆帝之所以喋喋不休質問尹繼善：「孰謂生殺之權可操之臣下之手乎」，愣是要將縱容的帽子戴在他頭上、追究其「領導責任」，原因亦不過如是。

|參考文獻

庄有恭：《奏為報明朱呥准罰銀米贖罪事奏摺》，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彭家屏：《為朱呥案系臬司審理事致軍機處稟文》，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尹繼善：《為擬速將朱呥等押解來省嚴審事奏摺》，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為因朱呥案尚未確查不敢草率上聞事奏摺》，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報審庄有恭罰贖案遲延緣由事奏摺》，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為報庄有恭罰贖張谷孫等聯號舞弊案奏摺》，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為報審訊朱呥案有關官民情形事奏摺》，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七日；《朱呥等案犯供詞》、《許松佶供詞》；乾隆帝《著將尹繼善等交部嚴察上諭》；傅恆：《為審擬庄有恭等情罪事奏摺》；乾隆帝《辦理庄有恭等諸臣之罪上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