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網路中的中國歷史

17世紀廣州的荷蘭商船

1985年美國著名中國歷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Wakeman,Jr.,1937—2006）教授出版的一部兩卷本有關中國明清嬗變過程的巨著——《洪業：清朝開國史》（TheGreatEnterprise:TheManchuRecon?structionofImperialOrderinSeven?teenth-Century China.以下簡稱《洪業》）。17世紀的危機在現代歐洲發展過程中具有深遠的意義，是歐洲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很多在歐洲之內研究的比較議題的焦點。魏斐德之所以選擇這一段歷史進行研究，在於他認為：「1644年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勃興，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而史景遷（JonathanSpence,1936—）也在魏斐德的《講述中國歷史》中指出，「明清過渡期及清朝對魏斐德來說是理想的研究階段。」

魏斐德在此向我們提出了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即清初的制度模式如何以其制度性的控制和財政政策迅速擺脫了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卻沒有像歐洲一樣進行深遠的政治與經濟的徹底轉型。清初的滿族統治者在漢族士大夫的協助下成功地克服了17世紀的危機所帶來的問題和隱患，使得中國無法抵禦鴉片戰爭以來的歐洲列強的侵略，最終導致了帝國的滅亡。也就是說，如果要理解晚清乃至民國的中國社會，就要從明清的嬗變中尋找原因。實際上，魏斐德的問題意識並非一個本質主義的中國經驗，而是「在分析社會秩序所包含的種種具體方面的基礎上，用明清朝代的特殊經歷，來透析中國社會」而已。

二

傳統史學認為，統治者的道德墮落會直接導致其失去當政王朝的統治權力。同樣整個社會秩序制度性的崩潰以及貪污腐敗也都在侵蝕著明王朝的政權：黨爭、廠衛、宦官專政的政治傾軋以及皇帝的不理朝政等等。除了這些因素之外，魏斐德的視野更加寬闊，他將明末清初的中國歷史放在了全球史的背景下來看待。除了《洪業》之外，我們可以從魏斐德一系列的相關研究中看出他「考察歷史的全球視角」（aglobalperspectiveonthepast）。這同時是一個縱橫交錯的闡釋理論網路，任何一個單一的原因都顯得太簡單了。

魏斐德

《洪業》一書展示了魏斐德深厚的史學理論功底。豐富的歷史學理論不僅涉及以往的一些學說，在他的參考書中也有四部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 1902—1985）的代表作和兩部麥克尼爾（WilliamH.McNeill,1917—2016）的著作。可見全球史的觀念，對於魏斐德來講並不新鮮。也正因為如此，艾森斯達特（ShmuelN.Eisenstadt,1923—2010）認為：「魏斐德將中國研究推向新的領域和方向，提供了分析中國在世界之位置的更為複雜的方法。」

在魏斐德的眼中，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從未脫離過全球的發展史，因此並沒有一種孤立的、隔絕的中國歷史存在。離開了全球的背景，中國歷史根本不存在。不論是早期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1901—1991）著名的「衝擊—回應」理論，還是後來柯文（PaulA.Cohen,1934—）所謂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在全球史網路「互動」的影響下，他們所強調的顯然都是不夠的。因此，魏斐德反對任何形式的中心主義，不但是歐洲中心主義，也包括中國中心觀，從而重新來理解東西方的關係。在《洪業》一書中，他將明清嬗變的歷史進程與全球範圍內的17世紀總危機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從整體觀和聯繫觀出發來進行分析，從而展現給我們一個具有世界性關聯的中國歷史。這是將中國內部的歷史與全球史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有益嘗試。這些基本的觀點包括：

1.明末以來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貨幣體系中重要的一員。魏斐德認為，自羅馬時代以來，中國便是歐洲貨幣的歸宿。17世紀的時候，東亞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經濟圈，所謂的「eine Weltfürsich」，中國處於這一體系的中心，吸取了西班牙在美洲所開採銀礦的20%之多，這些白銀以帆船裝載直接穿越太平洋經馬尼拉，運送到廣州、福建和浙江，換取絲綢與瓷器。其他美洲銀錠則通過在布哈拉（Bokhara）的中亞貿易間接到達中國。於是，新大陸開採出來的貴金屬有一半來到了中國。將這個數字與日本輸出的白銀數量相結合，17世紀前30年每年到達中國的錢幣總量至少有25萬—26.5萬公斤，很可能會更多。正因為如此，魏斐德將明清之變時期的中國歷史置於全球性的相互關係情境中來理解和考察。

2.17世紀全球氣候發生了巨大變化。大約在1615—1675年間，全球氣溫下降了2—3攝氏度。在17世紀30—50年代，全球氣溫的下降造成了社會的動亂：饑荒、水災、瘟疫、天花等。從萬曆三十八年（1610）到順治七年（1650），中國的人口下降甚至達到了35%。

魏斐德引用布羅代爾的話說：「大約在同一時期，中國和印度與西方的進步與退化幾乎同一節奏，似乎所有的人類都在原初宇宙命運的掌控之中，相比之下，好像人類歷史的其他部分都是次要的了。」魏斐德確信，明末清初的中國同樣捲入了那場覆蓋整個地中海的17世紀的危機之中去了。

氣溫的下降造成了瘟疫肆虐，魏斐德在注釋中寫道：「在1641年瘟疫流行期間，桐鄉縣（江南嘉興府）居民十之八九被傳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戶，竟無一人倖存。蛆蟲爬出戶外，鄰居不敢下足。」這種慘狀在很多的中國史書中都有記載。

1644年在天花流行的北京，滿人相信只要與漢人接觸就會染上這種疾病，許多漢人被趕到農村去了。魏斐德解釋說，這樣的隔離措施還是起了作用的。種族分離，例如清人的那種做法，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特別是在他們自己免疫力較高時。

據魏斐德的研究，實際上中國學者早在20世紀30年代已經注意到這一個小冰期的存在，17世紀初東北地區的作物收穫時間比正常的年份推遲了15—20天。可惜的是，之後中國學者類似的研究並沒能繼續下去。

3.氣候的變化也導致了17世紀白銀流向的中斷。1620年至1660年間，歐洲市場爆發了貿易危機，以西班牙的塞維利亞為中心的貿易體系遭到沉重打擊。在17世紀20年代歐洲貿易衰退之前，停泊於馬尼拉的中國商船每年多達41艘，到了1629年便降為6艘，加之當時與中亞貿易的萎縮，新大陸輸入中國的白銀便大大減少了。魏斐德由此推斷，明朝末年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可能正是白銀進口長期不足的嚴重後果之一——在長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區，通貨膨脹導致谷價暴漲，給當地城鎮居民帶來了極大災難。在這個世紀中，中國和西方同時經歷了全球性的危機。1618—1648年德國也爆發了曠日持久的三十年戰爭。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間的秋冬時分，由於在湖廣和江西的張獻忠部隊切斷了向長江下游的稻米航運，局勢變得異常嚴峻。接下來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了乾旱的蹂躪，松江地區的所有水井都乾涸了。當崇禎皇帝遇難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傳到長江下游地區時，米價幾乎上漲了四倍。

在中國，接連不斷的乾旱和水災造成的饑荒，伴隨著天花和其他瘟疫，導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有人認為1605年至1655年間，中國的人口減少了35%，這與歐洲各國人口減少的幅度大致相同，例如同時期德國人口減少了45%，英國減少了35%。這種比較說明當時中國人口減少不僅是由於李自成起義和滿族入關，而且有其世界性的原因。」明末人口的嚴重下降，恰恰與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同時發生，魏斐德因此斷言道：「僅這一點便足以使歷史學家們相信，中國也被捲入了17世紀那場困擾著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機。」魏斐德認為：「17世紀中國的危機發生在東亞的世界經濟圈內，它的出現是氣候和疾病等全球性因素影響的結果，並且進而間接地與當時正在興起的大西洋Weltwirtschaft（世界經濟）相連。」他進一步認為，「這一危機的準確聯繫仍需探究；甚至還有可能的是，中國如此迅速地從1650年的全球危機中站起，為18世紀早期通過茶葉和絲綢貿易實現歐洲經濟復甦提供了重要契機。」明清之變，特別是清初統治者的睿智使得中國迅速從17世紀的危機中恢復過來，但這根本無法與歐洲的工業革命相提並論。「為維持順治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設計的政治制度不足以抵禦1800年之後在西方興起的工業諸國。然而，兩百年之後，中國要從發現自己已不可避免地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震驚中，用不完全自主的方式恢復過來，尚需時日。」

4.明代以後的中國歷史的書寫已經不僅僅是在中文的系統中進行了。明代後期傳教士的進入，留下了很多的史料。魏斐德同樣注意到了這些史料，儘管他沒有將這些資料作為重點來分析，但作為中國史料的補充，依然是非常有意義的。研究明清之變要有世界眼光，要將這段歷史放在全球史的範疇中去分析、研究和評價。既要著眼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固有規律，又要聯繫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

例如，在對16世紀末沒落的王室貴族的描寫中，魏斐德也運用了天主教傳教士的記載。道明會的顧神父（GaspardelaGruz,？—1570）曾寫道：桂林一帶有許多因反叛皇帝而被流放的明室親王，有數千戶皇族生活在高牆大院之中。此外還引用了佩雷拉（Gale?otePereira）以及金尼閣（NicolasTrigault,1577—1629）的記載。耶穌會傳教士何大化（AntoniodeGouvea,1592—1677）在寫給大主教的年信中對1644年後發生在上海附近的農奴暴動作了生動的描述。在書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南懷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等耶穌會會士對當時中國歷史事件的記載。

利瑪竇與徐光啟

正因為如此，周錫瑞教授認為：「魏斐德教授對美國中國學研究最大的貢獻就在於，他一直將中國置於一個世界性網路中，一個比較的框架中去研究，他一直將中國置於世界發展的軌道上。所以，在魏斐德先生的作品中，沒有絕對的『中國中心觀』或『歐洲中心觀』，在他全球化、大視野的研究中，無論是內部的變化還是外部的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

面對17世紀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清初的滿族政府在漢人的幫助下，選擇了與歐洲國家迥異的制度模式，使中國先於其他國家擺脫了這場危機。但魏斐德認為，「清初統治者在運用相當進步但屬傳統類型的制度與技術以恢復政治穩定的過程中，獲得了徹底的成功。權力高度集中，而未得到徹底的合理化改革；君主的權威提高了，官僚政治的積極作用卻下降了。」魏斐德假借「危機理論家」的觀點認為，清代早期政治與經濟的回復，可能是指對明末災禍的「假性解決」：「在多爾袞、順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礎上，清朝統治者建立起了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在此後的近兩個世紀中，中國的版圖幾乎比明朝的領土擴大了一倍。因而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再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由於沒有真正的對手，就沒有改進軍事技術的需要。這當然是一把雙刃劍：「中華帝國的這些專制因素詮釋了，當17世紀國際性『世界』環境都繼續處於危機的時候，它為何具有控制此危機的能力。這些因素也解釋了當危機性環境發生劇烈變化時，它出現的弱點。」而此時的歐洲，卻是另外一番景象：

從這種也許目的論色彩過於濃厚的意義上講，中國戰亂後的復甦並未真正解決其整體性的缺陷。如果我們承認歐洲近代早期出現的民族國家的發展模式是進步的，那麼，清政府提出的解決方案，正是打算通過與經受了同一場全球性經濟、社會大災難的其他國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馳的另一種方式，使現存社會體制從這場危機中恢復過來。

艾森斯達特同樣指出：「危機在歐洲帶來了影響深遠的政治與經濟轉型，並將其引向了現代化。」17世紀的危機對歐洲來講無疑是一場災難，但這場史無前例的災難卻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歐洲舊的社會組織方式，從而成為了歐洲近代社會真正的轉折點。在生死搏鬥中，歐洲國家的戰爭技術和戰術思想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專制的政體為了適應新的形勢，不斷得到優化：「歐洲大陸經濟優勢的所在地已經從地中海移到了北海，由於17世紀和18世紀的重大戰爭都發生在勢均力敵的參戰者之間，這些國家都被迫進行軍事技術革新，並對獨裁治理體系合理化。」魏斐德的這一段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清代沒能與時俱進進行改革的根本原因。因此，這樣的起初為歐洲專制主義者們羨慕的「洪業」，最終還是沒能經受得住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文/李雪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