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憂外患的晚清如何應對外交

【編者按】經典的「外交」概念一般是指對等的主權單位的代表以談判方式謀取國家利益的手段及其經過，晚清中國外交制度的逐步建立正是為了因應鴉片戰爭等外來衝擊的裹挾。華東師大歷史系80後副教授李文傑，對清末民初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及其逐步而艱難的職業化歷程進行了細緻而又艱辛的制度史考察，成書《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1861—1911）》。

這本書入選華文好書2017年第一期榜單，以下為書評。

文 | 張彥武（資深媒體人，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訪問學者）

外交史是近年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門，社科文獻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即有王建朗主編的4卷本《中華民國外交史》、唐啟華著《洪憲帝制外交》。較之於這些兩岸中生代史學名家，在「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第16輯的《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1861-1911）》一書中，1982年生人的華東師大歷史系副教授李文傑選取了一個同樣難度不小的動作，他將研究時段從民國年間上溯到1861年總理衙門成立至1911年清朝覆滅這50年，試圖對清末民初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及其逐步而艱難的職業化歷程進行一番制度史考察。

李文傑的博士導師茅海建教授、羅志田教授均不吝讚譽，拿到這部新著後我第一時間翻閱的是16頁的「徵引文獻」和9頁的人名索引，彷彿能看到一位青年學人在北京、台北等地多方搜求史料的忙碌身影。李文傑多處引用日本學者箱田惠子的日文和中文專書、論文，誠如他在文獻綜述中所說，美國學者這一領域的研究雖然往往立論新穎、不無啟發，但「有時難免剪輯材料以強合其說，而顯出對中國制度史的隔膜」，「日本學者所論各專題，儘管稍顯零散，然儘可能深掘材料，細緻分析」（第13頁，下引原文也只註明書中頁碼），其國際性比較視野可見一斑；即使是援引傳統史料如檔案，李文傑也比較重視清朝在選任及考察官員過程中形成的大量《履歷檔》，因為它「系交皇帝御覽，可信度較高」（第18頁）；兩岸學者二三十年前關於總理衙門和清末外務部的碩士論文，也進入作者徵引範圍。

單從史料搜求和運用來說，李文傑顯然下了「笨功夫」，繼承了乃師的謹嚴學風。茅海建教授1990年代中後期專著《苦命天子：咸豐帝奕詝》與《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的影響，也約略能看出來。

春節以來斷續研讀，《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1861-1911）》最大特色或許在於，以制度與「人」的雙重視角來聚焦晚清總理衙門、清末外務部以及二者的駐外使團，通過前後百餘位外交人員的紛繁履歷及生平史料，探究和論述了近代中國職業化外交官群體緩慢出現和艱難成長的歷程。

先說制度史的視角。

作為舶來語詞，經典的「外交」概念一般是指對等的主權單位的代表以談判方式謀取國家利益的手段及其經過。可是，傳統中國的「天下觀」、「華夷觀」以及「六部（吏、戶、禮、兵、刑、工）體制」下的「科舉取士」的選官制度，以及督撫保舉外交儲備人才的機制，都不適用於近代西式外交制度。

總理衙門

1861年，因應鴉片戰爭影響而成立的總理衙門仿照軍機處體制，其官員被分成品級懸殊的總理衙門大臣（部長級的堂官）與章京（司員級的司官）兩大類。由於總理衙門大臣互相之間的權責並無太大差別，所以他們在皇帝授權有限的外交事務上缺少擔當。更為糟糕的是，總理衙門大臣、章京都只是臨時性、無品級的「差使」而非「職缺」，前者從內閣大學士、各部尚書、侍郎及京堂等有品級的「職缺」中選派，後者則由各部院的司官經過簡短作文考試考選而來，他們進入總理衙門後其實都帶著原來所在衙門的職務和品級，最終並不能在總理衙門系統內部獲得晉陞，只是積累仕途資本——章京群體也無法從一般的辦事司官晉陞為內閣總理大臣這樣的主管堂官，因而很難有專註於外交的熱情。這種「兼差制度」嚴重影響了總理衙門大臣和章京群體的職業化程度。

總理衙門的兩極工作人員特別是章京群體大多出身於科舉正途，長於闡釋儒家經典且重視官場清流們的各種意見，由於此前官場將平行的六部衙門裡那些熟悉則例、經驗豐富的下級「書吏」把持實際政務看作弊政——「書吏」們往往未經歷科舉選拔、未受聖人訓誨且大多重利輕義，所以，在後起且與六部衙門平行的總理衙門內，章京群體倒被迫親自處理外交事務，通過修撰檔案、收發文書和分股辦事、起草各式外交文書等歷練為未來的職業化做了準備。

直到庚子之變事發、八國聯軍入侵之後，1901年，總理衙門被迫改組為外務部，兼差制度終於轉變為專門的丞參制度，開始設立專職的尚書、侍郎；章京群體也得以專任司官——在原有「六部體制」下，六部的堂官（部長）如尚書、侍郎，分別為從一品、正二品；堂官之下的司官，級別最高的只有正五品的郎中，司官位至郎中之後的晉陞只能離開原來的衙門，不利於專門經驗的累積。當總理衙門突破「六部體制」並升級為外務部之後，使得外務部的專職郎中無須像其他六部郎中那樣在職務上升時必須離開本部，優秀的外交官員自此可以實現多品級的階梯式晉陞，這為外交官群體的職業化提供了制度化保障。

無論是1861年至1901年的總理衙門時期，還是1901年至1911年的外務部時期，這兩大機構都只是清廷指導和推動外交的國內機構部分，與之對應的還有執行層面的駐外公使及其使團（包括領事官），後者迫於日本崛起後的威脅及保護歐美僑民的需要，於1870年代開始陸續建立——駐外公使之下的參贊、領事官、翻譯官及隨員等，多為雜途出身人員或藉助私人關係而加入駐外使團，駐外使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公使私人的幕僚團隊。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外務部成立後，清廷有意打通這來源迥異的兩大群體，外務部系統的外交人員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的崗位，開始實現「輪換互用「，這在總理衙門時期是不可想像的——外務部高級別的丞、參可以出任駐外公使，中下級司官可以外派出任駐外參贊、領事、隨員；科舉制度被廢除之後，進入外務部的新人中不乏從駐外使團和相關外語人才中調用者。1906年，外務部候補員外郎張元濟在部內高層支持下，著手「奏調」改革並成立了外交官調用、培訓及儲備的專門機構「儲才館」。

1901年和1906年的這些舉措，極大地提升了晚清外交人員群體的職業化程度。一個不再附庸於科舉制度和清末混亂文官制度的、大體完善的職業外交人員選任和培養制度，在晚清最後十餘年終於得以建立。

再說「人」的視角。

無論多麼優良的制度，最終還是得依託高素質的從業者來維繫其高效運轉，哪怕外交事務的成敗得失本質上取決於內政的穩定、良善與否，外交人員群體的個體風格和具體作用仍是不容忽視的。《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1861-1911）》顯著地彌補了既往研究中對外交人員群體（當然不僅僅是駐外使節）重視不夠的通病，對國內外交系統各層級官員和駐外使節等群體尤其是中下層外交人員，都有由面到點的細緻入微的考察，李文傑決心「借龐大的晚清外交官員的履歷庫來壘築論述的基礎，作『量』的分析，由『量』的積累進而形成對『質』的說明」（第14頁），「經由人的角度，進入制度研究，儘可能地使停留於紙面上的制度具體、流動起來」（第5頁）。

《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1861-1911）》上編第3章「總理衙門章京」中辟有專門一節「章京個案研究：楊宜治的故事」，下編第9章「駐外公使（下）」中也有專門一節「公使成長的故事：以汪大燮為例」，這兩節充分體現了李文傑考察晚清外交人員群體的「以人為本」。

外交人員在今人想像中多與活潑開朗、風流倜儻、紀律嚴明、素質極高等正面形象聯繫在一起，可是，研讀李著，你會發現：光緒二年，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在保舉翰林院編修許景澄時，誇讚對方的一點竟然是「不憚出洋之行」（第229頁）；總理衙門時期，「由於大部分的領事官並不通所在地官方語言，甚至連適合的翻譯官也沒有（例如古巴領事館長期只有英文翻譯而無西班牙文翻譯），因此，他們實際上很難與所駐地的官方進行有效交涉」（第337頁）；駐日公使一職，「對身份雖不甚看重，卻也另外形成一種規則，即公使多風雅好文」（第260頁）；五品候補京堂慶常1895年至1899年擔任駐法公使，居然「在卸任後駐留法國未歸」（第270頁）……諸如此類的外交史「花絮」不一而足，我想「花絮」和「八卦」背後還是可以做進一步追問的。

平心而論，《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1861-1911）》對非專業讀者的閱讀耐心還是一個考驗，儘管李文傑有意識地大量使用了包括外交人員「題名考」在內的各種表格，但「一目了然」的預期效果並不必然帶來同步的閱讀愉悅，時不時的閱讀停頓中我只能安慰自己：吸收這樣的「硬知識」，本來就不是一個輕鬆的過程吧。

本文原標題為《制度與「人」並重的晚清外交史考察——試評李文傑著》。

制度與「人」並重的晚清外交史考察

——試評李文傑著《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1861-1911）》

制度與「人」並重的晚清外交史考察

——試評李文傑著《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186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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