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訪美「差點遭遇刺殺」之說誇大其詞/毛澤東訪美計劃因何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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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訪美「遇刺」考

文 | 諶旭彬

2015年，因鄧小平訪美紀錄片的播出，「1979年鄧小平訪美期間遭遇刺殺」的「解密信息」遍地皆是，某些報道甚至繪聲繪色，說什麼「躥出一個穿黑皮大衣的高個男子，他越過警戒線，一邊朝講台上的鄧小平衝去，一邊從衣袖中抽出一把短刀……」噱頭雖足，但考之史料，其實並沒有「刺殺」發生，至多，不過是發生過一些疑似安全威脅的小事件罷了。

原公安部副部長凌雲，曾以負責安全事務的「特別助理」的身份，隨鄧小平訪美。據其回憶，當日發生了兩件與安全事務有關的情況。一是在1月29日，卡特總統在白宮草坪舉行歡迎儀式，「正當卡特總統致歡迎詞的時候，離講台左側四五米處的記者群里突然冒出一男一女，揮舞拳頭，大聲呼叫。這時夾雜在記者群里的秘密特工立即上前卡住他們的脖子，把他們架了出去。卡特沒有中斷講話，儀式照常進行。」

二是在2月2日傍晚，鄧小平應邀參加活動，走出賓館時，「我方的隨衛人員在前面和兩側，後面相距數米跟進的是美方安全警衛人員凱利，我的位置又在他的後面。突然有一個人插到凱利的前面奔向鄧小平，只見凱利疾步搶上前去，胳膊一揮把那人擊倒，在附近的警衛人員一擁而上把人捉住了。鄧小平在我方隨從人員的護衛下安然出門上車走了。瞬息之間，化險為夷。事後，據美方告之，這是美國最老的恐怖組織三K黨的黨徒，名叫路易斯·比姆，他被拘捕後還有幾個同黨舉著要求釋放的標語牌上街『示威』」。

從凌雲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第一次的狀況，只是持不同政見者的公開抗議，與刺殺無關。第二次的狀況，雖然可疑，但並無任何武器的使用，且同黨在事後公開舉標語抗議，也顯示其並非見不得人的地下組織。

至於「奔向鄧小平」的「路易斯·比姆」，即美國著名的反政府活動者Louis Beam。此人倡導「無領袖抵抗」運動，意即：一切個人和組織均是獨立作戰，無需向任何一個總部或任何一位領導彙報、聽取他們的指導或指令。Louis Beam活動方式的特點是：1、公開活動不進行任何非法行為，致力於通過宣傳影響「獨狼」，但絕不與「獨狼」發生直接的上下級聯繫；2、秘密小組保持低調與匿名，與公開活動完全隔離。Louis Beam「奔向鄧小平」，顯然是想藉助這一萬眾矚目的舞台宣傳自己及自己的政治見解，而非欲行刺殺。

圖註：路易斯·比姆公開宣傳其政治見解，此人一般被定義為「新納粹激進主義分子」（穿白色西裝者）

對「鄧小平遇刺」這一噱頭的過度「解密」，湮沒了1979年鄧小平訪美背後真正的政治涵義。對鄧小平此行的目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有著極為精準的解讀。基辛格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鄧小平訪美是做給別人看的，目的在於恐嚇蘇聯。鄧小平在美國為期一周的訪問既是外交峰會，又是商業訪問，外加巡迴政治演說，還有為對越作戰進行心理戰。」

1978年中美恢復外交關係的談判，本身就與蘇聯問題關係極深。據基辛格披露，當日雙方談判，中國外交部部長黃華一再強調，「對莫斯科採取『安撫』政策會使它『如虎添翼』，但是聯合一致對它施加壓力必將奏效，因為蘇聯『外強中乾，欺軟怕硬』。」黃華還提到了「地區霸權的問題」，提醒美國人，越南企圖統治柬埔寨和寮國，建立「印度支那聯邦」的野心，「背後有蘇聯撐腰」。鄧小平則警告美國總統特使布熱津斯基，美國此前對蘇聯的讓步和依從，「從未換來過蘇聯的收斂」。華國鋒的言辭同樣直接明了：「我們對許多朋友說過戰爭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那我們該怎麼辦呢？首先要作好準備……第二，必須打亂蘇聯侵略的戰略部署。因為蘇聯要奪取世界霸權，就得先在世界各地建立空軍和海軍基地好進行戰略部署。我們必須努力打亂它的全球部署計劃。」

所謂「蘇聯侵略的戰略部署」，具體而言，主要是指在東南亞，越南倒向了蘇聯，並正為建立「印度支那聯邦」而積極採取軍事行動，親華的紅色高棉首當其衝。基辛格說，在中美建交談判中，「美國辯論中經常涉及的問題——國際法、多邊解決、民眾的同意——在中國的戰略分析中常告闕如，除非是作為達到既定目標的工具。而這個目標，鄧小平告訴布熱津斯基，就是『對付北極熊，沒有別的』。」

1978年12月16日，中美恢復外交關係，1979年1月29日，鄧小平訪美，2月17日，「對越自衛反擊戰」爆發。對於此中關係，鄧小平後來對基辛格有過簡單總結：「我(從美國)回來後，馬上就打仗了。但我們事先徵求了你們的意見。我和卡特總統談了這個問題，他作了非常正式嚴肅的回答。」

基辛格認為，鄧小平此行，採取了與毛澤東相似的策略——「1958年，毛澤東在赫魯曉夫不愉快的北京之行三周後炮擊金門馬祖，（給外界）造成莫斯科事先同意北京行動的印象，其實並非如此。……鄧小平採取同樣的手法，在對越南作戰前高調訪問美國。」而事實上，「鄧小平到達美國後，通知華盛頓中國要出兵越南，但華盛頓並未明確表示支持，美國的作用僅限於分享情報和外交方面的協作。」「這兩次，北京都成功地使外界以為它的行動得到了一個超級大國的同意，從而嚇阻另一個超級大國插手干預。」

美國確實沒有「明確表示支持」稍後的中越戰爭，但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卡特政府也確曾積極配合中國，使外界誤以為中國的行動得到了美國的認同。據布熱津斯基披露，當時，國務卿萬斯曾主張，當鄧小平訪美結束時，白宮的官方聲明中，除大談中美關係改善的必要性之外，還應接著再強調美蘇合作的重要性，且對勃列日涅夫與卡特稍後的會晤表示期待。但「卡特決定不發表這個聲明」——因為如果發表了該聲明，無異於等於告訴世人，鄧小平此行並沒有取得美國的特別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此行，有大策略的成功，也有小細節的尷尬。為使鄧小平感覺親切，美方特意安排了立場親華的女演員雪莉·麥克萊恩（Shirley MacLaine）在宴席上作陪，後者曾於1973年率「美國婦女代表團」訪華，其間還拍攝了一部歌頌中國婦女解放的紀錄片。席間，麥克萊恩對鄧小平談起那次訪華，說自己「曾訪問中國的一個農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動。她遇到一位正在田裡種西紅柿的教授，她問教授，是否覺得在偏遠的鄉下干這種體力活是種損失，因為這樣完全脫離了他在大學裡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說，正相反，他非常高興和貧下中農在一起，從貧下中農那裡他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麥克萊恩的「感動」，曾是中國政府對外宣傳相當期望達成的效果，但對「文革」結束後復出的鄧小平而言，這種「感動」卻成了一種尷尬。所以，鄧小平「臉上馬上變得很嚴肅地說：『那位教授在撒謊』。」麥克萊恩聞言大吃一驚，倒是卡特總統「點了點頭表示同意」。此外，據卡特總統披露，他還曾在國宴上「利用機會與鄧小平就傳教士在中國的作用交換了不同意見」。

圖註：訪美期間，除科技參觀等活動外，其公開談話始終在不斷強調蘇聯對世界和平威脅

注釋

《鄧小平訪美紀錄電影將上映 遇刺情節首公開》，觀察者網，2015/05/05。可參見：英文維基百科「Louis Beam」詞條，以及「Louis Beam」的「官方網站」 http://www.louisbeam.com/ （美）亨利·基辛格：《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P348-372。黃華：《中美建交和鄧小平訪美》。《冀朝鑄口述回憶錄》，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P121-122。(美)傅高義：《鄧小平與中國的對外開放：1977－1979年的中美關係》。

毛澤東的訪美計劃因何流產？

文 | 諶旭彬

1944年，美國「迪克西使團」（Dixie）進駐延安，對國共關係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毛澤東主動向使團提出，希望能夠前往美國訪問並與羅斯福總統會晤，可謂這種影響達到最巔峰的一個標誌。據使團成員克羅姆利少校（Raymond Cromley）1945年1月9日致重慶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司令部的電報，毛澤東當時的請求是這樣的：

「延安政府希望派一個非官方的(重複：非官方的)團體去美國，向美國感興趣的民眾及官員解釋中國當前的形勢和問題。以下是他們絕對秘密的建議：如果羅斯福總統表示願意在白宮把他們作為中國一個主要政黨的領導人加以接待，那末，毛和周即願一同或單獨一人立即前往華盛頓舉行探討性的會談。」

次日上午，周恩來再次找到克羅姆利少校，補充強調：此事只限魏德邁一人處置，「絕對不能讓赫爾利將軍（Patrick Jay Hurley）得知此事，因為我不相信他的判斷力。」克羅姆利少校當即用電報向魏德邁司令部轉達了周的這一要求。

電報涉及到的三位美方人員的職務背景如下：替毛澤東傳話的克羅姆利，乃是美國戰略情報局的特工。赫爾利是羅斯福總統的特使，來華的主要任務是協調國共關係。魏德邁剛剛接替史迪威，擔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駐華美軍指揮官。戰略情報局當時正致力於獲取中共的幫助，以便在華北建立一個代號為「YESSIC4」的情報通訊網路，從這個意義上看，克羅姆利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傳話員——雖然克羅姆利本人的政治立場未必親近延安。魏德邁取代高度親延安的史迪威已一月有餘，但史迪威當年所倚重的高度親延安的左右手，如謝偉思（John S.Service）、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包瑞德（David D.Barrett）等，均未遭到撤換，所以，也有理由認為，魏德邁是一個可以信賴的途徑，可以將毛澤東的請求呈遞給羅斯福總統。至於赫爾利，按蘇聯駐延安情報人員孫平的說法，其在此前與毛澤東的談判中一再「失策」，如今正「處境尷尬」，對延安深懷成見。自然，毛澤東訪問美國的請求，最好不要讓他知道。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希望訪問美國並與羅斯福總統會晤，並非異想天開。至少可以認為這種想法的產生，與赫爾利的來訪有很大關係。據胡喬木回憶，1944年11月10日，當赫爾利掉進「圈套」（孫平的說法），以美國總統特使的身份，在延安愉快簽署事關國共兩黨未來關係的《基本協定》（蔣介石尚未過目）時，曾主動提出，「請毛主席立即寫一封信由他帶給羅斯福總統」，「他還表示願意設法使毛主席和羅斯福總統商量問題，以使全世界承認毛主席的地位。」赫爾利的這種主動提議，可能會使延安認為羅斯福總統懷有與毛澤東直接對話的意願。也正是在此之後，延安開始向美方試探是否有可能獲邀訪美。

圖註：迪克西使團部分成員合影。後排被遮住面部者，即克羅姆利少校（Raymond Cromley）

讓延安失望的是，克羅姆利傳遞的消息沒有能夠保密。赫爾利很快就知曉了此事，他大發雷霆。1月14日，赫爾利直接致電羅斯福總統，控訴自己在華調解國共兩黨的努力，遭到了來自以魏德邁為首的美國軍方的破壞。電報說道：

「在魏德邁將軍離開重慶的中國戰區司令部時，他屬下一部分軍官草擬了一個使美軍降落傘部隊到共黨控制區的計劃，他們企圖將共黨部隊置於美國軍官的指揮之下進行游擊戰。……這個計劃是依據一部分美國軍官和共黨之間的協議而制定的。他們是想瞞過國民政府而將物資供給共軍，並打算直接加以指揮。……這個陰謀是因共產黨突然向魏德邁要求讓毛澤東和周恩來前往美國和總統(羅斯福)會談而露出端倪。他們要魏德邁瞞著國民政府和我(赫爾利)，可是在魏德邁的合作之下，乃使他們的陰謀完全揭露。」

赫爾利的這封電報，實際上等於變相將毛澤東希望訪美的請求，告訴了羅斯福。同時，這一秘密請求的曝光，也在美國總統特使和駐華美軍指揮官之間，造成了意外的衝突。正在滇緬前線視察的魏德邁，接到了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的「極機密」電報，獲悉「赫爾利大使向總統報告，我的僚屬人員暗中破壞赫爾利與中國共產黨的談判」，馬歇爾要他立即就此事的真相進行調查，並做出報告。顯然，赫爾利認為，他向延安開出的國共兩黨合作的條件之所以被拒絕，是因為軍方秘密開出了比他更優厚的條件，這一優厚條件，甚至包括運作毛澤東訪美會晤羅斯福。赫爾利認為，自己沒有辦法讓國共和解，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始終遇到我們自己的一些外交官和軍官的反對」。但魏德邁不同意這一點，所以，「有好幾天，他（赫爾利）不和我說話」。

圖註：毛澤東與迪克西使團部分人員合影

為消除該事件曝光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並統一美國軍方在華人員的立場，1月17日，魏德邁召集部下訓話，明確表態稱：他接到總統的指示，「駐華美軍的首要使命是支持中國現政府。」親延安派在魏德邁司令部的話語權也隨之驟降。毛澤東訪問美國之事，就此不了了之。若干年後，以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為代表的諸多美國左翼作家，一再感慨「If Mao Come to Washington」（如果毛澤東去了華盛頓），中美關係將會有著完全不同的演變路徑。參與消息傳遞的克羅姆利，晚年也覺得這是個「嚴重的錯誤」。不過，這種在美國輿論界蔓延了半個多世紀的假設，並沒有什麼意義，因為羅斯福當日的對華政策，確如魏德邁所傳達的那般，「首要使命是支持中國現政府」，所以，即便電報被秘密送抵羅斯福案前，延安當時獲邀訪美的幾率，也是相當小的。

注釋

克羅姆利1945年1月9、10日給魏德邁的電報，原件藏美國國家檔案館，第332類，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戰場檔案，中國戰區美軍檔，魏德邁卷。轉引自《中國現代外交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P998。「迪克西使團」內部非常複雜，每個成員都代表著不同的部門利益，有著相對獨立的使命。該使團的終極使命，也仍然迷霧重重。詳見：諶旭彬，《「美軍觀察組」如何評價八路軍？》，短史記第387期。據余茂春（Maochun Yu）《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一書的研究，戰略情報局在華負責人為建成這一情報通訊網路，曾扣留了魏德邁給延安的抗議信，容忍了「富平事件」（5名戰略情報局工作人員被八路軍繳械軟禁）。克羅姆利在1月9日給魏德邁司令部的電報中，附有自己的十點分析，「認為中共正尋求在敵後擴展勢力，對國民黨和美國態度變得強硬了。」《胡喬木回憶毛澤東》，1994，人民出版社，P353。據伊利·雅克·卡恩披露，1944年12月，毛澤東曾向包瑞德等人提及訪美會晤羅斯福總統之事。詳見：《美國對華外交秘錄 毛澤東的勝利與美國外交官的悲劇》，群眾出版社，1990，P138。但此事之有無，尚待確認。有可能卡恩是將克羅姆利的請求誤植了。《中國現代外交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P999。《魏德邁報告》，（台）光復書局，P274-280。《The Pentagon s Oldest Reporter Has a Great Story of His Own》，華爾街日報，2002年5月30日報道。克羅姆利認為：the decision not to pass it to President Roosevelt was a 「terrible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