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用具對兩晉書法的影響

此刻帖為王羲之行書《洛神賦》殘帖，長度54CM，寬度27CM，近二百字。該帖紙有三層,表層是藤麻，中層覆背是藤皮漿渣,底層是竹漿渣 (該帖紙在電鏡下觀察:有大量結晶體) 。此刻帖體勢妍美流變，動與靜、張力與神韻、章法中相互呼應，晉代古逸蕭散之氣均至化境。

一、資深專家欣認該帖是：宋以上刻法帖(極可能唐以上推測)

屬王羲之神韻。

二、資深專家賞其書道是：人筆合一、隨心所欲。

比對古今中外存世藏帖：目前碩果僅存孤本奇帖也！

三、元代趙孟頫所寫《洛神賦》紙跡，其神氣、間架明顯摹仿自此帖，

目前藏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物館。此帖在元代是存在的。

四、清代梁清標《秋碧堂法帖》第八冊有孟頫所寫《洛神賦》刻本相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版但與宋以上拓帖比對又相去甚遠。

晉代書法

文房用具對兩晉書法的影響

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房用具的不斷改進和完善，無疑對書法藝術的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它不僅拓展了書家的創作天地，豐富了書法藝術的表現手法，對書法藝術的普及與繁榮均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學習書法技巧，實際上也是如何充分掌握與發揮書寫工具的特長。不同的書法家使用不同性能的書寫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能表現出不同的藝術風格。兩晉時期，與書法發展密切相關的諸物質要素在逐漸豐富，其中文房四寶的製作和廣泛應用於書法，對書法的發展可以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關節點。沒有這個物質基礎，此時的書法要得到空前的發展，特別是文人書法的崛起並佔據書壇的主導地位是不可能的。下面我簡單地介紹一下兩晉的筆、紙、硯與墨對書法的影響。

（一）筆

文人須臾離不開筆，兩晉時期筆的製作已經很精細，鹿、羊、雞、兔等獸毛及木管的應用已經非常普遍了，對筆毫的成分，筆管的製作均精益求精，以適應書家們的要求。晉代崔豹在《古今注》中所記用羊毫為被、鹿毛為柱的制筆法，是取不同獸毛而兼用其優點的思路，可見晉人實際上已經製作出了兼毫。晉代成公綏的《故筆賦》，郭璞的《爾雅圖贊．筆》，都對晉代的筆有所描述和禮讚。另外有些書法家本人就是制筆高手，並且親自動手制筆。如晉代的衛昶，他本人不僅是位書法家，擅長古文、篆隸，「又妙作筆，子敬得其筆，稱為絕世」。書聖王羲之不但在書札中多次提到過對筆的要求，傳說還做過《筆經》一文，對制筆的方法講的很精到，羲之《筆經》云：「凡作筆須用秋兔，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則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則其毫脆而禿，惟八月暑寒調和乃中用。」晉代安徽宣城出一種紫毫筆，以紫兔毫為原料精心製作而成，筆尖尖挺耐用，享名於世。

晉代傅玄在《筆賦》中云：「簡修毫之器兔，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逞術；纏以素枲，納以玄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染芳松之淳煙，寫文象於素紈。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他對制筆和書寫作了由衷的讚美。他還在《筆銘》云：「韡韡彤管，冉冉輕翰，正色元墨，銘心寫言。」從這些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由於人們對筆的喜愛使得筆管的製作變得越來越華美，到了晉代對筆管的製作就愈加華貴。晉時有木、竹、玉、鐵、琉璃等筆管，而奢華者有嵌寶玉的的琉璃筆管、青鏤筆管、飾以黃金珠寶的筆管等，這不但與當時門閥大族的崇尚浮華，重雕飾的風氣有關，而且也與當時的封建等級思想有關。

書家的書風各異，對筆毫的要求亦不同，反過來說因為筆毫的不同也會形成不同風格的作品，故而毛筆種類繁多。筆毫的多種製作，又促進了書風的發展、改進，這是相輔相成的。世傳王羲之寫《蘭亭序》用的是鋒端勁強有鋒芒的鼠須筆，又據米芾說王羲之的《行書帖》真跡是用竹絲筆所寫的，但事實難以考證，不過我想這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

（二）紙

兩晉時期的紙比之前代有明顯的進步，表現在白度提高、表面更平滑、結構較緊密，紙質細薄且有明顯的簾紋。晉代造紙術的進步及紙的質量的提高，可以從當時的文人詠紙的詩賦中看出。例如，晉人傅咸在《紙賦》中寫道：「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為己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這是說，麻紙由破布做成，但潔白受墨，物美價廉，寫成書後可以舒捲。如果說書寫材料在漢代還是帛簡併用，紙只作為新型材料尚不足以完全取代帛簡，則這種情況在晉代已經發生根本變化。由於能造出大量潔白平滑而方正的紙，人們就無需再用昂貴的縑帛和笨重的簡牘，逐步習慣於用紙書寫，最後徹底淘汰了簡牘。東晉的統治者已明令用紙作為正式書寫材料，凡朝廷奏議不得用簡牘，一律以紙為之。例如桓玄（公元369－404年）廢晉帝而自稱為帝，改國號為楚，隨即下令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考古發掘表明，西晉墓葬或遺址中所出土文書雖多用紙，然時而有簡出土，但東晉以降，便不再出現簡牘文書，而全是用紙了。當時不但用紙抄寫經史子集書及公私文件，佛教、道教的興起也耗去大量紙張。如敦煌石室所楚這時期經卷多為佛經，其所耗紙量可能比抄寫非宗教著作還多。

晉代紙的種類已經很多，按原料分有麻紙、皮紙、苔紙等。尤其是晉代皮紙盛況空前。西晉張華《博物志》云：「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紙，故即名紙為剡藤。」長期隱居在那一帶的謝安就曾向王羲之求過牋紙。「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庫中唯有九萬枚，悉與之。桓宣武雲，逸少不節。」 求紙數量之多，充分說明當時書法之興盛。按色彩來分，晉代的紙則又有白色、青色、綠色、黃色等之別。如《初學記》卷二十一引應德詹《桓玄偽事》稱：「（桓）玄令平準作青、赤、縹、綠、桃花紙，使極精，令速作之。」又《鄴中記》云：「詔書以五色紙，著鳳雛口中。」這裡提到的色紙又青、赤、縹、綠、桃花等色紙。晉人在造紙時將白色礦物細粉用膠粘劑均勻塗刷在紙面，再以石砑光。這樣既可以增加紙表的白度、平滑度，又減少透光度，使紙表緊密，吸墨性好，比較適於做書。晉人還發展了紙張的染色技術，這不但增添了紙張的外觀美，有時還有改善紙的性能的實際效果。當時最常用的色紙是染黃紙，黃紙廣泛在公私場合使用，尤其是宗教信徒抄寫佛經、道教經典多以黃紙。這種黃紙有以下幾種優點：首先此紙能驅蟲防蛀，延長書的壽命，又有書香之氣。其次黃色不刺眼，可以常時間閱讀而不傷目。如有筆誤，又可用雌黃塗後再寫，便於校勘。所謂「信筆雌黃」即由此而來。再者黃色表示莊重、典雅，是五色中的正色。在敦煌石室寫經中有不少這類實物。大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也愛用黃紙寫字。用黃紙著書的風氣至南北朝時仍繼續流行。

晉代紙張的尺幅，北宋人蘇易簡（公元958－996年）《文房四譜》云：「晉令作紙，大紙（廣）一尺三分，長一尺八分。小紙廣九寸五分，長一尺四寸。」換算後，晉代大紙為31.3厘米×43.4厘米，小紙22.9厘米×33.7厘米。但我們對出土的實物測量後所得的尺寸比蘇易簡所述略有差異。1977年新疆出土公元384年的一張完整紙，幅面的長寬分別是35.6和23.4厘米。這是晉代時的小紙，但仍比漢代的紙大。經過專家研究、測量，晉代的紙尺寸大致分為大小兩種，大紙直高一般在26－27厘米之間，橫長一般在42－52厘米之間，小紙直高一般在23.5－24厘米之間，橫長一般在40.7－44.5厘米之間。從上述數據可以知道晉代紙的尺幅多為長方形，很少見後世的大幅紙。由於紙幅尺寸較小，則多用於書寫。晉代書法手扎之風盛行，這大概與當時紙張的尺寸有著一定的聯繫吧。

紙的普遍使用，不但促進了書籍文獻資料的猛增和科學文化的傳播，而且促進書法藝術的發展、繁榮和漢字字體的變遷。在一片窄而堅硬的簡牘上寫字，筆鋒受書寫材料空間及質地所限制而不能充分施展。但用潔白平滑又柔韌受墨的大張紙上揮毫，情況就根本改觀了。晉代之所以出現王羲之、王獻之那樣傑出的書法家，紙的普遍使用則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晉以後字體由漢隸過渡到楷隸，最後形成現在通行的楷書，草書也因而得到發展，漢字字體的變遷也因用紙而引起，因為在紙上可以隨心所欲地揮毫，沒用任何限制。

（三）硯與墨

由於紙張的推廣使用，使書寫發生了革命，在紙上寫字不似在竹木片上，紙書用墨汁教多，於是在晉代開始有了凹硯池，以貯存墨汁，晉人陶宗儀《輟耕錄》載，「晉人多凹心硯者，欲磨墨貯沈耳。」另外也由於書寫量的增加，也促進了墨的生產和技術改進。賈思勰的《齊民要術》載魏晉時制墨已經很講究，並記載了制墨的工藝和配方。當時多用富含油脂的松樹燒制煙料。另外晉人所制墨中已經普遍加膠，如衛夫人《筆陣圖》中有「其墨取廬山松煙，代郡之鹿膠。」墨中摻膠可以增加墨色的亮度及附著力，這是劃時代的進步，晉人結束了碎墨無規整形制的時代。當時的書法家對墨的選擇已經比較注意，如書聖王羲之就認為好墨要用廬山松煙，用鹿膠，同時對用何地之松亦有區別。可見當時對用墨要求之高。

晉代書家文房用具除了我們常說的「筆、墨、紙、硯」之外還有筆架、筆創、筆枕、筆擱等等，但是這些用具對書法家的書法創作及書法風格的影響相對來說比較小，所以這裡我就不在多加論述。總而言之，晉代文房用具的豐富和改進，對晉代書法藝術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進作用，是晉代書法發展繁榮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我們研究這一時期的書法風格絕不能忽視文房用具的作用。 （雲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