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大俠只服此君，霍元甲的好友，冒死法場為革命黨收屍埋葬

戊戌變法是晚清時的重要事件，又叫做「百日維新」。

在歷史學家的眼裡，歷來被認為是帶有濃厚知識分子色彩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

毋庸置疑，戊戌變法的創始人康有為、梁啟超確實是當時最富盛名的大儒，而其下的戊戌六君子也都是知識分子的楷模。

但，這並不代表，戊戌變法只是少數讀書人的革命，其中有有一位大俠也參與到了其中，他就是大刀王五。

大刀王五，並非此人真叫王五，他的真名叫王正誼，出生於滄州。是霍元甲的好友，清末武林大俠，是民間廣泛流傳的「晚清十大高手」之一。他居家排行老五，所以叫王五，又因為他的武藝非常好，刀法嫻熟，人們就送他一個名字叫「大刀王五」。

但是，同同時代的幾位大俠，比如燕子李三、霍元甲、黃飛鴻相比，他的名聲確實要差一些，那是因為王五這個人並不適合演主角，他在很多歷史事件中匆匆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但是，這並不代表他的英雄形象就比那些英雄差多少。

相反，我一直都認為大刀王五絕對是晚清最為耀眼的一位義士。

王五家境貧寒，12歲便出來做學徒。據周寶忠《大刀王五》一書記載，王五原為漢族人，經人引見，他認識了當時十分了得的武術家李鳳崗。

李鳳崗是一名鏢頭，擅使雙刀，他的成興鏢局在黑白兩道都很有影響。王五十分崇拜李鳳，便一心想要拜他為師。這李鳳崗也看出王五是個練武的好材料，再加上王五的老家滄州本就是武術聖地，在那裡出來的人大多有些武術的底子，教起來也不費勁。但是，李鳳崗卻有些犯難。

因為李鳳的刀法是屬於回族的刀法，這個刀法祖上有訓，只能傳給本族人，不能傳給外族人。王五知道李鳳的難處，為拜李鳳崗為師而「棄漢入回」。李鳳崗見王五如此有誠意，便欣然接受了這個徒弟，王五也順勢成為了李鳳崗成興鏢局的一名小鏢師。

因滄州地處河北、山東之間的交通幹道上，成興鏢局專給北運的南貨押鏢，跑關外的蒙古買賣。少年王五跟著師傅李鳳崗出居庸關、越八達嶺、縱覽燕山群峰,踏遍了熱河、張家口、綏遠、包頭的山山水水，並深入到蒙古高原的腹地。十幾年的塞上走鏢生涯，不但使王五由一個習武少年變成了一條而立之年的壯漢，而且使他成為了一名老成練達、膽略過人的真正鏢師。

武藝學成，王五在江湖上也算小有名氣，於是他便有了獨自闖蕩江湖的想法，他把目標定在了北京，毅然做了一名「北漂兒」。

1874年，王五進京創辦源順鏢局。當時，正是鏢行的興盛時期，北京外城一帶鏢局比比皆，競爭可謂十分激烈，沒有點真本事，干這行非給餓死不行。

時有歌謠傳唱：

「走鏢者，英雄也。白龍馬，梨花槍，走遍天下是家鄉。雖然力勇武藝強，江湖話兒要說講。遇事穩開口，總要升點把黃。走鏢人洋洋得意，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綾羅綢緞，行走跨騎駿馬，腰中緊別鏢旗。到處要喊，怕人不知。」

可見，走鏢這行雖然十分風光，卻也危機四伏。王五初來乍到，並不被人看好。

源順鏢局就開在前門外東珠市口西頭的繁華商業區，誰都沒有想到，王五進京後憑著十幾年闖練出來的膽識、經驗和閱歷，事業上竟然一帆風順，源順鏢局辦得還挺興隆。

很多人都認為，王五是因為武藝高超才能在鏢局林立的北京獨樹一幟的，這當然是一條不可辯駁的理由，但是王五的鏢局開的紅火，卻還有著更為深層的原因，那就是王五很有商業頭腦。

王五的源順鏢局在當時來說是一家小鏢局，可是「小而專」、「小而精「，辦得很有特色。所謂「專」，就是專走北道，所謂「精」，就是從業人員不多，但素質高、隊伍精悍。王五為人豁達，勇於進取，善於接受新事物，這在重傳統、重正統、偏於保守的鏢師隊伍中，確是難能可貴的性格。

王五當時為源順鏢局設立了四條規矩：第一，重要的鏢車親自押送；第二，凡是來訪的朋友，只要提到大刀王五的要熱情款待，走的時候還要返還給他盤纏；第三，冬、夏要為貧困的人施捨衣服，冬天要施捨寒衣、夏天要施捨單衣；第四，春節期間，鏢局的車馬裝上東西去周濟窮人，要做好事。

決定人命運的並非武力，也並非智商，應該是情商！而這種情商也並非是那種只會溜須拍馬的人才懂得，這種情商來源於一種品格，一種修養，甚至是一種超自然的感觸。

王五創辦源順鏢局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是功成名就的掌柜了，而且當時雙刀王正誼在北道也確有些名氣。

但王五卻沒有因此而自滿，別看王五在江湖上很混的開，但是他清楚要想混鏢局，武藝還是第一位的，這是硬實力。就像一個國家，外交再好，也不如有兩枚洲際導彈，最好還是帶核彈頭的那種，只有那樣才能更加震懾敵人。

王五在實踐中發現雙刀有些「虛」，於是毅然又拜武林高手「山西董」為師，改學單刀。

由於王五臂力過人，所以手中的單刀又大又重，為名匠所鍛造，是世間稀有的上乘兵器他「大刀王五」的稱號也由此生出。這把大刀不但威震塞外，而且享譽京華。但王五為人處世，從不以威相壓，而是以誠相待，以義相交。鏢界同仁，感其仗義疏財，曾送王五「義重解驂」的金匾一塊，此匾現今仍在王五故居中。

對於武學，中國人的心態搞的有點像專利技術，如果要讓別人知道了其中的奧秘，自己還怎麼混？所以，大多數中國武術家講究不教徒弟，或者是少教徒弟，一派宗師，總是只有少數幾個傳人。

但是，王五卻沒有這樣的心態，王五為人處世，從不以威相壓，而是以誠相待，以義相交。朋友想找他討教幾招，他都傾囊相授，絕不隱瞞。

他還開辦「文武義學」，免費招青年入學，特聘有名的學者教授經史、新學，自己傳授武功。此外，他還對當時一件事非常感興趣，那就是維新變法。

公元1894年到1895年，中、日之間發生戰爭，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甲午戰爭」。結果中國戰敗，被迫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條約中割地賠款，使中國喪失了大量主權。但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反而把戰爭失敗後的損失轉嫁到全國的老百姓身上，加重了各種課捐雜稅，加緊搜括民脂民膏，由於賠款數額巨大，幾乎家家戶戶都得作出貢獻。由於《馬關條約》的簽訂，清朝政府的腐敗和賣國的本質暴露無遺。

中國自鴉片戰爭後，洋務派試圖購買先進的武器裝備救中國，但是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沒預示著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這時一大批有識之士，力圖學習近鄰日本，變法維新，以圖強國。

變法的領袖康有為、梁啟超正在發展一大批有識之士，參與到變法之中去，大刀王五也在梁啟超等人的招募之列。王五在源順鏢局期間行俠仗義，除強扶弱，劫富濟貧，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曾贊其：「王五生平以除強扶弱為事。」

當然，如果要論和大刀王五有交情，還給說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1865年3月出生於北京。他的家庭世代為官，他出生時，父親譚繼洵已官至戶部員外郎，又過了幾年，轉任甘肅省鞏、秦、階道道台。

譚嗣同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就是在甘肅度過的。由於出生於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因此，譚嗣同從五歲起就開始接受教育，苦讀四書五經之類的儒家典籍。但是，他生性厭靜好動，所以他又喜歡習武。在少年時代，譚嗣同拜了兩位師父，一文一武，文的是他的同縣人歐陽中鵠，武的即是大刀王五。王五與譚嗣同的交往源於1875年，這是源順鏢局開張一周年的時候。當時燕京著名的五路鏢師之一的胡致廷向王五推薦譚嗣同為徒。王五教譚嗣同單刀和七星劍的本領。

在我上中學時時曾看過一個電視劇，名字都忘了，但清楚的記得那裡邊的譚嗣同武功了得，一開始還認為是編劇胡編，後來看過歷史記載，才知道原來譚嗣同雖然稱不上是個武術高手，但是手底下的功夫也應該不是很弱。

從此，譚嗣同既習文又練武，空餘時間更歡喜與家丁或同伴們去山野森林練習騎射打獵。

對於這樣的一段生活，十九歲時的譚嗣同曾作詩述志：

「策我馬，業我裳，天風終古吹琅琅!何當直上崑崙巔，曠觀天下名山萬迭來蒼茫!」

從詩里可以看出，譚嗣同並不滿足於讀書、練武和射獵，他不是那種想做官發財或玩物喪志的人，他心中藏著「天下」，他有他自己的抱負和追求。

由於王五來自於民間，了介民間的疾苦，這對於出身於世代為官家庭的譚嗣同來說，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使他了解到許多他原來毫不知曉的發生於民間的事，也使他簡接地了介了老百姓的艱難困苦。譚嗣同也是一個豪爽之人，因此兩人一見如故，雖是師徒關係，竟成了忘年之交(王五比譚嗣同大10多歲)，到後來又發展成生死之交。

當然，王五並非是個目光短淺的武夫，能和譚嗣同這樣的學問人成為好朋友，他自然也是有自己獨特的想法能夠打動譚嗣同。

王五就曾經對譚嗣同說過：「出了居庸關，乃東北千里之地，大山連綿、森林茂密，還有一片遼闊的土地，水草豐盛，人煙稀少，我打算買下一批駱駝、牛馬在那裡放牧，再召集遊民發展農牧經營，建立一個塞外王國。我奉你為主，也可以利用這些經營資助你的朋友繼續干你的事業。」這段話被譚嗣同寫在了自己所著的《鐵樵傳》中。王五建立游牧政權的想法，是很吸引譚嗣同的。

原來，譚嗣同是個厭靜好動之人，對功名利祿又淡如秋水，因此他雖然讀過不少書，卻對於參加科舉考試非常不積極，一開始還參加了幾次，由於態度消極，準備又不充分，自然幾次都名落孫山。到了後來，他甘脆不再參加考試，徹底放棄了這條通過科舉考試慢慢往上爬的做官道路，二十歲以後，他開始漫遊全國，時間竟然長達十年之久，放在今天他就是個標準的「驢友」。

十年的漫遊生活使得譚嗣同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並結識了一些與他志同道合的人。更為重要的是他認識了社會，感受到了民間的疾苦，他覺得清政府的很多做法不合理，需要改良。通過十年漫遊，他深切的感到中國的河山如此壯美，但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卻如此悲苦，實在不相稱。

1896年至1897年，譚嗣同完成《仁學》一書。《仁學》一書中的某些言論是在利用佛學、儒家學說和西方學說三合一的理論批判清政府已經落伍，政體必須改變，在清末思想界中產生過相當的影響。

在譚嗣同寫《仁學》期間，維新運動也正在各地開展。1895年，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後來又多次上書，提出變法的要求和主張。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又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廣東等地創辦報刊，成立學會，大力宣揚變法。

譚嗣同認為找到了中國變革的方向，一下子投入到了革命中去，搖身變為了變法的骨幹人員。

1897年11月，德國強佔膠州灣。接著，沙俄強佔旅順、大連，法國強佔廣州彎。中國成了一大塊任人宰割的肥肉。在這種形勢下，康有為又兩次趕往北京，上書給光緒皇帝，全面地提出維新變法的具體內容。

光緒皇帝也深感各國列強的咄咄逼人，如果再不變法圖強，不但國家不保，連自己的皇帝之位也搖搖欲墜。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下「明定國是」的詔書，正式宣布變法。

同時，譚嗣同的變法維新思想也反過來影響了王五。後來，譚嗣同還寫了《贈舞人詩》送給王五，希望他能夠加入到維新變法的行列。

譚嗣同以為朝廷毅然變法，國事大有可為，非常有信心。隨後，譚嗣同被擢升為四品卿銜軍機章京。王五非常支持譚嗣同，他對譚嗣同說：「維新變法是富國強民之路，也是王五所願，能與復生(即譚嗣同)同道、同志乃王五之福分。」

王五是老江湖，老江湖自然能嗅到一種特別的味道，他知道譚嗣同身邊殺機四伏。

從變法之日起，譚嗣同的衣食住行就都由王五來操持，他選派精壯的武師來護衛譚嗣同的住所。王五感到重任在身，因為他擔心維新變法會受到挫折，所以他在譚嗣同的秘密支持下廣交武林豪傑，來發展贊同變法的人，希望他們能夠加入維新的行列。但此時的清廷正陷於以慈禧、榮祿為代表的後黨和以光緒為代表的帝黨鬥爭，譚嗣同等人希望維新變法，苦於手中沒有實權。

光緒帝、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為首的改良派準備以武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以慈禧太后和榮祿為首的反對新法的舊勢力，也準備在秋季天津閱兵時發動兵變，罷黜光緒帝，廢除所有新政。

這個消息傳到改良派那裡，使他們驚恐不安。他們想方設法，商討對策。當時駐紮在京津一帶共有三支武裝部隊，由袁世凱、聶士成和董福祥分別統領。聶士成和董福祥是榮祿的人，肯定不會聽你改良派的，而袁世凱則態度不明朗，但平時對變法顯得頗「熱心」，且加入過康有為建立的「強學會」。何況三支軍隊中以袁世凱統領的一支為最強，是一支有七千人的新建陸軍，當時也是清朝軍隊中最強的一支。在情急之下，雖然也擔心袁世凱不一定靠得住，但還是把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希望袁看在光緒皇帝的面上，能站出來「救駕」，從而也能挽救維新派的命運。那麼誰去袁那裡做這個說服袁能夠「救駕」的工作呢？譚嗣同自告奮勇去當說客，要說服袁世凱舉兵殺西太后的親信直隸總督榮祿，並派兵包圍西太后的住地頤和園，救出光緒皇帝。

9月18日夜，譚嗣同獨自一人前往北京法華寺，當時是袁世凱的住地。袁世凱很客氣地接待了他。

譚嗣同見袁世凱態度忠誠激烈，當即信以為真，就將他們的計劃和盤托出，談話結束以後，他就趕回去向康有為等人報告「喜訊」。

但是，人家袁世凱心裡邊也有小九九，如果政變成功，袁世凱能得到什麼呢？他的地位肯定不會和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地位一邊高。但是如果政變失敗，袁世凱就必然身敗名裂，這樣的買賣還做嗎？

這件事在兩天後有了分曉，事隔二天，即到了9月20日，袁世凱趕到天津，把譚嗣同他們的計劃全部告訴給榮祿。榮祿當晚即乘專車到北京，下車後直奔頤和園，向西太后告發。第二天，即1898年9月21日凌晨，西太后下令軟禁光緒皇帝，接著，又宣布自己再次「臨朝聽政」，並開始大肆搜捕改良派和所謂的「帝黨人物」。

戊戌變法僅僅持續了103天最終失敗了。變法失敗後，在譚嗣同被捕的前一天上午，他去看望已避居外國使館的梁啟超，將自己所有的文稿、書信等物交給了梁啟超。梁啟超緊緊握住譚嗣同的手，執意勸他留在使館不要走了，下午使館中的友人又到瀏陽會館敦請他趕快去使館暫避一時，譚嗣同直言謝絕了朋友的安排。

晚上，大刀王五再次趕到瀏陽會館，力勸譚即刻移居源順鏢局，天明城門開啟時，混在鏢師之中，隨鏢車出城。

譚嗣同此時笑道：「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並直言要求王五馬上離去。王五長嘆一聲，知道譚嗣同殉難的意志已決。臨別時，譚嗣同把隨身佩帶的「鳳矩」寶劍贈送給王五，並希望王五能繼承他的改良事業。

王五跺了跺腳離開了譚嗣同的家。

譚嗣同把最後的時間留給了自己，他給自己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是以他父親的身分而寫，信中都是責罵自己的話，什麼大逆不道，什麼不忠不孝，什麼變法改良是逆天行事……並最後表示要與他脫離父子關係。他這樣做的目的，是想讓他的父親免受牽連。果然，後來就由於有了這封信，他的父親僅被撤職了事，家屬也未受連累。

9月25日，譚嗣同在自已的住所瀏陽會館被捕。被捕後，譚嗣同在獄中只關了三天。他回顧往事，將自己的遭遇與漢朝的張儉和杜根作比較，覺得有相似之處。他想到自己能逃而不逃，甘願引頸就刎，是否符合聖賢所說的「殺身成仁」這一條。他又想到康有為和大刀王五，他們兩人一個已逃離北京，一個還留在北京，希望他們繼續努力，去完成未曾完成的維新變法事業。想到這一切時，他從地上拾起一塊煤屑，在牢房的墻壁上寫下一首詩：

望門投宿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

9月28日下午四時，譚嗣同在北京菜市口刑場慷慨赴死。臨刑前，他叫監斬官剛毅走過來說：「我有一言要對你說!」但剛毅不予理睬。譚嗣同口中念著「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弟、康廣仁和楊深秀等六人於1898年9月28日，被斬首於北京菜市口刑場，史稱「戊戌六君子」。

譚嗣同死時，北京沒有他的親人，他的親人都在湖南。而朋友們則是死的死，跑的跑，也沒有什麼人了。這時，總算還有一人挺身而出，親自為譚嗣同收屍埋葬。這人就是大刀王五。

王五冒著附逆的風險為譚收屍，將譚嗣同入殮以後，王五在自己的居所密設靈堂，祭奠了七日，才把棺材送往瀏陽安葬，然後年末返回北京，遵照譚嗣同的意思聯絡武林豪傑，等待時機再次變法。

第二年，王五又與譚嗣同的家人一起，把譚嗣同的骨骸運回湖南瀏陽老家，造墓於城外的一處石山下面。

同時，王五計劃秘密刺殺榮祿等人，為譚嗣同報仇，但是因為防範比較森嚴，多次都沒有得手。

從此，王五的鏢局大院成了一個大講堂，正是在那個滿座高朋縱論時事的鏢局院子里,王五完成了從武夫向志士的身份轉換。

八國聯軍進中國後，在中國燒殺強擄，無惡不作，義和團應運而生。

義和團運動興起後，義和團大師兄張德成久慕王五之為人，由天津赴京，親臨源順鏢局，懇請王五齣山，赴天津共建滅洋大業。王五慨然答應。

到天津後，王五協助張德成整訓團民隊伍。

後來，他的一把大刀殺了很多洋鬼子，自己帶領的敢死隊勇冠三軍，是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的心腹大患。

義和團在天津的老龍頭火車站、北倉等地和八國聯軍展開了浴血奮戰，以血肉之軀與後膛槍炮相拼搏，前赴後繼，王五率集訓的大刀隊衝鋒在前，刀劈洋鬼子多人。

戰罷擦著刀上的血，王五對徒弟趙崇斌說：「這把刀，今天才成為真正的刀，因為它開了洋葷，沾了鬼血，我王五也不虛稱大刀王五了，對得起這把刀，也對得起祖宗了。」

有一次，敢死隊被八國聯軍困住，受到了重創，從此八國聯軍對外宣稱打死了王五，其實王五是身受重傷。

八國聯軍退出中國時，瓦德西還是對王五念念不忘，切齒之恨，要求慈禧嚴懲王五。

之後，清政府曾經抓住王五和一群義士，在貴人幫助下王五死裡逃生，因為滄州離北京太近，王五來到了河南陳州府北楊集鄉谷孟庄，準備再次起義。慈禧為了永訣後患，命令對王五知根知底的袁世凱對王五執行追殺令，有敢維護王五的，格殺勿論。

袁世凱就派陳州府尹圍住了王五的院子，因為王五和一干人的頑強抵抗清軍只好燒院子，因為當時的房子木質結構火勢很大，有的人燒焦了、有的人燒成一把灰，是誰都分辨不清楚了。

當然，對於王五的結局還有很多種說法，有的人說王五再次死裡逃生，逃到了南陽。但還流傳著另外一個王五結局的版本。

義和團運動失敗後，王五返回北京，本想出走塞上，再謀發展。可是許多北京的友人都來投奔大刀王五，把源順鏢局當做避難之所，外櫃、內櫃三十多間房住得滿滿的。這些人攜老帶幼，既不能隨王五齣走關外，又不能丟下不管。於是王五冒著風險留了下來。

1900年，因不滿王五與義和團，清朝官兵圍剿源順鏢局，王五團隊寡不敵眾，皆力戰而死。王五也中槍而亡，時年56歲。後清政府將王五首級懸掛於城門示眾，並派官兵看守，家人無法為其入殮。身在天津的霍元甲聞訊後，連夜趕至京城，將其首級奪下，並埋葬。

至此，興盛一時的源順鏢局人散鏢空。

大刀王五的故事就此結束，義士之魂卻永不泯滅，在這個故事裡，王五是俠客，是義士，譚嗣同也是，戊戌六君子都是！中國的義士，從來就不是以武功高低而劃分的，而是一種情結，一種報復，甚至是一種理想。

這種理想之光不滅，中華民族就仍然能在黑暗中再次復興。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約撰稿人：大鬍子二零/文

大鬍子二零，原名尹劍翔，著名歷史作家，出版作品有《稗官女史》系列、《青銅時代的妖嬈》、《他們曾經這樣狠》、《曹魏亂世智囊團》，長篇懸疑小說《鑒寶》、《絕望的密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