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科幻的未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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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佳山 中國藝術研究院

自「斯普特尼克」時刻以來，外太空探索從來就不是和諧的圖景。從2016年開始，火星將進入到近地軌道周期，人類也將在未來10年內再次迎來冷戰後的新一輪太空競賽。而且，無需多言，這一輪發生在後冷戰年代的新的太空競賽，必然有著民族國家層面錯綜複雜的完整脈絡和線索。

2010年初，奧巴馬剛坐穩總統寶座伊始就叫停了小布希時代制定的NASA的「重返月球」計劃。2010年6月28日，白宮正式發布了影響至今並還將繼續發揮深遠作用的新版《美國國家航天政策》，對新世紀以來的美國航天政策，作出了重大調整。這項政策調整的實質，是重新平衡美國軍用航天和民用航天、商用航天的比重，在民用航天、商用航天中重新平衡載人航天、機器人太空探索和地球觀測等的比重。從那時起，美國政府為NASA新投入了60多億美元，用於鼓勵使用商業火箭，並至少將國際空間站的壽命延長至2020年，使NASA的工作重心從「重返月球」中抽離出來。這一政策調整不僅令新世紀以來一直在困擾NASA的經費緊張狀況得到了極大緩解，也在儘可能的範圍里調整了美國航天政策的頂層設計。

為了進一步釋放民用航天、商業航天的活力，最大程度減輕政府財政負擔，2015年奧巴馬更進一步，簽署並頒布了《美國商業太空發射競爭法案》，該法案涉及到美國民用航天、商業航天的太空探索的各個方面，包括未來10年內美國對國際空間站的承諾、取消對航天私人企業的各種限制並賦予私人太空採礦權等等。根據美國國防與航空航天諮詢公司蒂爾集團的最新調查預測，從2010年到2029年，擬發射到地球或月球軌道或深空飛行路線上的航天器多達2229個。其中，民用航天器和商業航天器基本上平分了總額的77%，軍事和大學航天器分別佔19%和4%；而在民用、商業航天器中，大致有25%是執行國際空間站任務的載人和貨運飛船。

從上述材料中我們不難發現，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美國的傳統的航天運載體系，正在從一個巨大的封閉系統逐步開放，其意義和影響也勢必有著蝴蝶效應般的潛在影響。

對於美國政府的從「重返月球」到開放「私人太空採礦權」的一攬子政策調整，我們在不能陷入到陰謀論式的認知陷阱的同時，還要清醒地意識到這其中也並不是進化論式的單線條式的線性發展過程，在這其中有著複雜的博弈，也裹挾了不同層面的話語資源。在這個過程中，其始終以「泛科幻」的面目呈現在大眾文化領域，也發揮著多重話語功能。

我們就以當前在大眾文化中被打扮成「鋼鐵俠」的馬斯克為例，來大致描摹一下當代資本主義的「泛科幻」圖景。

2008年，在經歷了三次試射失敗後，馬斯克的SpaceX終於成功發射了他們的第一枚火箭，這為他們帶來了NASA的16億美元訂單。以美國的意識形態運作手法，一定要對此進行精心包裹和「易容」。因此，馬斯克早在2012年就在題為《為什麼我們可以打敗中國航天？》的公開信中自豪地宣稱，SpaceX的「獵鷹」火箭的一次發射報價只需要5400萬美元，低於中國長城公司的「長征」系列火箭的6000萬美元的報價，並以打敗以廉價著稱的中國公司為榮。在2016年5月6日，在陸地和海上成功回收一級火箭後，SpaceX實現了人類首次地球同步轉移軌道火箭的回收，這意味著低成本的外太空商業開發越來越具有了現實可能，SpaceX更是以將通往火星的普通人機票壓低到50萬美元為目標。

而且在好萊塢事實性衰落，原創匱乏的情況下，在意識形態層面，好萊塢的功能也在美國政府的有意識的推動下，開始向矽谷轉移。與冷戰年代相比的最大不同點在於，在這一輪的太空競賽中，跨國資本將扮演著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而靶標就是火星。喬布斯也曾公開指出，馬斯克在新能源汽車、太陽能城市、超級高鐵、人工智慧，特別是SpaceX的外太空探索領域的持續經營，將佔領未來的文化想像力的高地。美國政府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將原有的冷戰年代的國防工業的技術、資源和人才等一步步資本化，將探測火星等外太空探索任務轉交給以SpaceX為代表的商業公司，並通過低價技術轉讓、大幅減稅等優惠措施，在暗中支持以馬斯克的商業帝國為代表的各類相關商業項目的創業。

然而，當代資本主義之所以呈現出了今天的「泛科幻」邏輯，並不是因為其找到了真正的新的發展空間，而恰恰是由於全球資本主義深陷在無法掙脫的整體性的經濟危機周期內；所以只能通過從蘋果到特斯拉、SpaceX，這些由科技迷思所編織的意識形態神話，來自圓其說地彌補其在全球範圍正在失效的現實，進而維繫自身的合法性。馬斯克的商業帝國事實上也正深陷在類似中國樂視集團的泥淖中。成立於2003年的特斯拉，到現在總共也才賣出12萬輛汽車，其平均年產量都不足萬輛。而且為了實現年產50萬輛的計劃，內華達州的Gigafactory必須要在2018年就得能產出滿足這一目標所需的鋰電池——這相當於2015年全球所有的鋰電池產能，更何況這還不是終極目標，他們還要在2020年實現150萬輛的生產計劃。從資金鏈到產能等，這其中的缺口不言而喻。

當然，這並不是什麼例外，而是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常態，不過是全球全球新自由主義高科技版本。在這個意義上，特斯拉、SpaceX……「泛科幻」的話語邏輯，就是眼下從美國政府到跨國資本都死死抓緊的，能夠保證當代全球資本主義還能相對平穩運行的，幾乎是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 5年、10年、15年……以火星探測為代表的「泛科幻」話語場，將是中美兩國展開全方位競爭的重要場域，而在這背後，則是誰能夠引領未來的時代話語權爭奪。中美兩國也勢必在這場劍指未來的征程中，展開激烈的文化話語權交鋒。在好萊塢的創造力已經事實性的日漸衰落，好萊塢電影曾經所起到的意識形態樣板作用，正逐漸轉移到由美國政府和跨國資本所共同扶持和推動的，以矽谷為代表的當代科技神話的光環下，「泛科幻」的邏輯也將成為這個時代的基本邏輯。

因此，中國科幻文學在這個過程中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對於當下中國在世界範圍爭取文化話語權，就有著特別重要的時代意義。中國科幻文學既要警惕跨國資本將在地球上已經無解的資本主義邏輯和矛盾複製、轉嫁到外太空的圖謀，同時也要尋求根植於中國本土的科幻理論、話語資源，打破現有的由20世紀現代主義美學構建的審美範式。也就是說，中國科幻文學在當前世界的「泛科幻」語境下，正面臨著反思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和反思與資本主義全球化所伴生的現代主義審美範式的雙重歷史挑戰。

毫無疑問，改革開放以來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並不是簡單地重走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老路，中國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跨越式發展也註定了要對現有的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人類科學技術成果有所超越，這些都要求中國科幻文學能夠在折射、講述這個年代的中國經驗、中國故事上有所作為。

然而，儘管近年來，包括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科幻文學界在世界科幻舞台還將受到更大關注，獲得越來越大的話語權；我們還是要清醒地看到，中國科幻文學現有的創作隊伍、讀者人群的規模、範圍，以及他們所依託的理論資源、審美理念和接受心理等，相對於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泛科幻」話語邏輯的挑戰而言，還有著相當大的距離。而且，在科幻電影在世界電影格局中也佔有主導地位的現實語境下，以電影產業為代表的我國文化產業的平均文化工業水平，能不能將現有的科幻文學作品充分消化，乃至在科幻電影領域亦能有所貢獻？進而，中國科幻文藝能否真正進入到當今世界的主流話語場域，設置中國科幻自身的文化議題，而不是參照「雨果獎」等事實上是來自美國冷戰年代的價值標準，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為中國文化、中國精神真正走出去作出相應貢獻？恐怕這些真實、嚴肅、殘酷的歷史拷問，才是在短暫的喧囂過後，我們不得不認真面對和思考的時代問題。

綜上，正如「斯普特尼克時刻」開啟了冷戰年代的太空競賽，2020年，後冷戰年代的新一輪太空競賽也即將揭幕——這個時代與上一個時代的最大區別正在於，「泛科幻」話語邏輯下的外太空探索會被迅速商業化，並和這個世界的大多數普通人發生日常生活意義的關聯，其衝擊力甚至可能並不在當下就能估量到的範圍，整個人類的文化想像力都可能會受到極大影響乃至重構。如今歷史的閘門再次開啟，中國科幻文藝能否經受得住這場大浪淘沙的淬鍊，就絕不是其作為類型文藝內部的理論問題，更是這個時代的中國經驗、中國故事能否真正走向未來的歷史性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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