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作者：中國歷史上真正的法治社會只有這150年

《大秦帝國》的作者孫皓暉常年在海南寫作，只有每年夏天回到故鄉陝西。西安曲江新區管委會為他專門成立的工作室位於距離大雁塔不遠處的一棟寫字樓內，這裡林立的高樓大廈里到處是新興的文化企業。

孫先生的工作室並沒有精緻、複雜的陳列，只有一些來自朋友的書法作品。牆尤其醒目的是「積微善時」幾個大字，出處是荀子的《強國篇》。

灰白頭髮，黑衣，白褲，一雙布鞋，年過六旬的孫皓暉先生聲音洪亮，握手時傳遞出的力道令人難忘。孫先生說，他自己與文學界走得很遠，從來只是文學界的票友，他更願意通過研究秦文化去追尋中國統一文明的正源。

曾有中國文明史學家質疑孫皓暉的研究：「這麼大，這麼複雜的問題你都敢研究？」孫先生這樣回應：「宇宙不大嗎？微觀世界不複雜嗎？即使這樣，也有無數的科學家投身研究。如果沒有他們的研究，怎麼可能會有我們如今對宇宙和微觀世界的認識水準。」他認為，作為一個真正的學者，研究工作並不在於問題的大小，而是要看是否有站得住腳的理論發現。

三聯生活周刊：你曾說過，《大秦帝國》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那麼，這部書中所傳達的精神究竟是什麼？

孫皓暉：《大秦帝國》這本書出版後，大學生、軍人等各社會階層的人都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同時它也受到很多批評。基於大家對《大秦帝國》不同的社會評價，我在一次作品研討會上提出了「《大秦帝國》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這種說法。所謂精神本位，其內核就是思想性。思想是一種社會實體，是有成果表現的理論觀念。《大秦帝國》表現了鮮明的思想觀和價值觀，以及豐富的精神內涵。從這個層面上，我稱它為精神本位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這部作品體現了中國前三千年的民族精神。

精神本位包括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寫作的理念、主張，二是內容中包含的秦時代蘊積的民族精神。雖然《大秦帝國》在藝術上也做出了一些嘗試和探討，但是我更看重它的精神理念——它要喚醒我們靈魂中失去的東西。很多讀者通過《大秦帝國》驀然發現，我們還有過那樣一個輝煌壯麗的時代，還有過這樣高尚、樸實、壯勇的祖先。

我對中國文明的歷史階段有一個劃分，我認為：從秦以後中國文明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總體上是一步步走向衰落。首先，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放棄了多元、生態平衡的文明體系。此後，衰落的第二個台階是魏晉南北朝，這個時期拋棄了中國思想體系中實用主義的一面，失去了職業負責精神，政治墮入空談，所有的官員開始不負責任。實用主義的丟失是我國文明生態的第二次「水土大流失」，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的形成說明了這點。第三個跌落出現在宋代，雖然宋代在文化、科技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四大發明」出現在宋代，宋代對中國典籍的整理非常全面，出現了規範的宋體字和宋版書，但是，宋代再一次剔除了中國文明中陽剛的部分，宋代體系化地對「尚武」精神進行了遏制，使我們的文明全面落入了文職化，使得中國文明中堅硬的部分被滲透、被侵蝕。這樣三大階梯之後，中國文明進入了完全僵化的狀態。

但是，我們看中國文明不能只看它的末梢，僵化的末梢並不是我們民族文明最根基的東西。中國在秦之後兩千多年歷史中，在每一次危亡時刻都有一大批英雄挺身而出，進行壯烈的抗爭，所以，每次我們民族都能從絕境中重生，站起來重建中國文明。這是因為我們祖先前三千年留下來的民族精神始終沒有泯滅。

雖然儒家史學家從思想形態方面否定了秦時代，稱「秦時代是暴政的時代」，但是作為一種民族精神指引下的行動作為，任何權威也無法抹掉它的影響。中國前三千年積澱的強勢生存精神體現為文武兼備、綜合平衡，在任何情況下「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在秦時代，我們的文明體系原本像一片大森林，既多元又平衡，所以那個時代，無論國家分制還是統一，都表現出一種強勢生存的風貌。用「暴政」兩個字把秦的所有正面意義抹殺、扭曲是不對的。我相信，這一點會被慢慢意識到。

這部書的精神本位體現在它弘揚民族靈魂，體現了中國前三千年累積和爆發的精神力量。我採用了歷史文學的寫法，將秦時代民族生存的強勢精神活生生表現出來。比如，變法的難度和曲折、法家的犧牲精神、危亡時刻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以及他們的命運。這種強勢生存精神就是《大秦帝國》最重要的靈魂。

三聯生活周刊：讀者和研究者都會評說你《大秦帝國》體現的歷史觀，這個問題由你自己評說，你會如何概括？

孫皓暉：我有一篇文章《歷史主義是理清中國文明史的根基》可以概括我的歷史觀。我主張的歷史主義是——以歷史實踐為根本來檢驗歷史事件的真理性。

現在中國學者群流傳的理念普遍是以「絕對道義」的標尺評判歷史，這種做法脫離了歷史的環境和背景，進而不去看某一行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社會的推進意義。例如，秦始皇修長城，耗費了民力，死了很多百姓，但試想如果不修長城，那麼，匈奴入侵，國家動蕩，戰火燒遍中國大地，會有更多的百姓死於戰爭，甚至會亡國。這種民族災難和國防工程的代價比起來究竟孰重孰輕？

舉著絕對道義的旗幟否定歷史上的一切是在人文思想學界中瀰漫的一種迂腐氣息。實際上，這種做法使得我們的歷史倒入虛無主義，好像我們的歷史成為一片黑洞，沒有可取之處，沒有任何光明面存在。

三聯生活周刊：你說「寫《大秦帝國》就是想超越《史記》這座大山」，但《史記》是一部史書，《大秦帝國》是一部小說，你為什麼會想到拿自己的小說跟史書比較？

孫皓暉：有些人因為這句話認為我很狂妄，但是，這不是我的最高目標，也不應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高目標。這應該只是一個基本的、最低的目標。司馬遷是唯一對西漢以前的歷史做出系統總結的史學家，《大秦帝國》涉及的時代全部處於司馬遷記錄的這部分歷史，所有的史實都以司馬遷記錄的史料為藍本，我對其做一定的分析鑒別。

我認為司馬遷是一位偉大的史學家，他基本如實地呈現了歷史，但是《史記》中評述的部分都是以儒家思想為標準做評判的。我要超越的是這種理念，並不是要超越他所記錄的史實。

司馬遷本人抱有儒家史觀，同時也是一個反對法治精神的人，比如，談到對自己的刑罰時，他認為像他這樣的貴族應該免受刑罰。從他對自身境遇的憤懣便可以看出他對法治精神缺乏認同。

所以，我說超越《史記》這座大山，是指超越司馬遷的史觀理念。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東西，甚至不能稱之為「大山」，只是因為儒家被獨尊了兩千多年，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將它立為一座「大山」。

我力圖用《大秦帝國》以及我的其他理論著作，重新梳理、發現中國文明中的靈魂，發掘那些值得我們揮灑、繼承的強大精神財富。我希望能為我們的國家爭取文明話語權。我並不直接切入當下中國現實，但是我在努力為中國尋找良性的文明平台。實現中國夢應該找到更加符合中國文明傳統的、更合理的文明形態，這才能實現發展和振興。

三聯生活周刊：《大秦帝國》這部小說中，變革和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主題。你如此潛心十餘年在這麼一個主題下書寫歷史，為的是與我們當下相映襯么？

孫皓暉：我不是專門研究現實問題的作家或理論家，但是我的書和理念都是與現實相關的。我認為，更加深入地走進歷史，理清我們的根基，現實問題自然迎刃而解。現在我所做的就是理清這個根基，這本身也就是解決現實問題的途徑。

有讀者發現《大秦帝國》處處透露著強烈的現實感，我認為，確實如此。在歷史大轉折時期會湧現出許多的共性問題，秦時代已經提供了很多可借鑒的方法。戰國時代的變法全面深刻，幾乎接近於革命。那個時代提供的寶貴經驗深埋在歷史中，很少有人去研究。自從「獨尊儒家」之後，思想理論界拒絕對春秋戰國、秦帝國的正面意義進行研究。所以，當現在我們想要穿越時空，把那個時代的陽光呈現出來時，有些人就會覺得不適應，感到恐慌，覺得從遠方發射來的陽光特別刺眼。這是很正常的現象，當人們對這段歷史慢慢了解、熟悉之後，相信定會有所發現。《大秦帝國》便是通過對那段歷史的書寫給大家提供一個熟悉它的機會，使它走進國民的心田。

三聯生活周刊：你認為秦國施行法家路線，對此後的中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孫皓暉：可以說影響非常深刻，在中國歷史中，唯有秦國到秦帝國的150年是中國唯一的一段法治社會。

總體上說，秦之前是「禮治」，從漢代之後是「人治」，只有秦時代150年是完整的「法治」，中國人對法治的最高理解就在這150年間。雖然它是戰時法治，但是秦對於全面的社會形態都採用了「法治」。

秦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很多獨一無二的「法治」標誌，比如，皇室成員從未擔任過國家高官，皇室子弟不立功不能當官，不能進入政治領域。另外，一個典型的故事是，秦末之亂的時候，李斯和章邯組織了20萬犯人組成的軍隊進行征戰。這則史實給我們透露出秦的「法治」信息：第一，秦法非常嚴明、公平，少有冤案，否則犯人會出現逃跑、倒戈的現象；第二，說明秦帝國的國家威信非常強大。為什麼秦帝國在末期風雨飄搖時還對國家如此信任？可以回過頭看看商鞅變法的重要舉措就是樹立國家信用。

我寫《大秦帝國》與我的法學專業出身有很大關係，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專門研究中國法制史，這使我對秦帝國的本質有了深刻了解。正因為對這個基礎的了解，才使我能夠拓展開來，從法治文明拓展到文明形態、文明精神的意義上。

對大秦帝國時代的追憶和懷念，實質上就是對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法治社會和法治精神的追尋，這也是未來中國完善法治社會的需要。現在中國立法的全面性已經足夠，但是司法卻存在很多問題。從商鞅變法中可以得到啟示，雖然商鞅是一個「立法大家」，但他同時非常重視司法。商鞅有非常著名的言論「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意思是，任何國家都有法律，但任何國家都沒有自動運行起來的法律，說明了法律要靠執行，所以他強調「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三聯生活周刊：為什麼你說在「禮治、德治、人治、法治」中，法治有最高的創新性？

孫皓暉：法面對的是不斷變化的現實領域，法最直接接觸世界萬千變化。如果說法是一道「防波堤」，那麼它面臨無數現實自然波浪的衝擊。法是所有現實規範中能夠最強烈表現社會要求的領域。法治的創新精神表現在兩方面：第一，社會變化時，法如何適應社會、如何更好地調整社會，法會有較早的感應；第二，法對統治階層的要求有直接反映。從時代潮流說，法應該是最具創新可能的領域。法學領域的創新性表現在根本的社會制度框架上。

三聯生活周刊：中國文明的正源所在是你極為重要的學術創建，你對這個問題有怎樣的考證？

孫皓暉：全面的表述應是「中國統一文明的正源」。從1993年我開始寫《大秦帝國》時，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就非常清楚，這個觀點在序言第一句便做出了表述。

一般人喜歡說「中華文明」，但是在我的理論著作中做過詳細論述：「中國」是比「中華」更古老的概念，在殷商時代就有「中國」的概念，而「中華」是在殷商時代才出現、成形，由孫中山把這個說法普及開來。

所謂「中國統一文明」，是指秦以後，中國建立起統一政權、實施有效治理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之後的文明。

論證的證據有很多：秦在歷史上第一個建立了統一帝國，它建立的統一制度是穩定、成熟的；清末之前的兩千多年，任何朝代對秦政都是全面繼承的，後期對秦建立的制度即使有一些小改動，但均沒有完全推翻。比如，郡縣制、中央集權、皇帝制等一些基本的制度框架從未改變，統一的文字、度量衡、官僚體系等一套國家文明體系，在秦時代已經沉澱得非常成熟。說它是正源，首先在於它為我們建立了一套可以流傳下去的文明體系，另外，它是第一個，所以稱為「源」。

提「正源」二字是因為一般人認為中國文明從漢開始，很少有人從中國文明的方面肯定秦的作用。從西漢「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力圖從中國文明史上抹去春秋戰國、秦時代的積極意義。

三聯生活周刊：你會稱自己是老秦人，你對自己這樣的稱呼體現了對秦人的文化認同。你認為秦人有哪些鮮明的特點？

孫皓暉：老秦人是一個歷史概念，也是一個地域概念，這個稱呼在《大秦帝國》中彰顯了人物的精神強度。我認為《大秦帝國》中體現的所有人物品格都可以稱為老秦人的精神風貌。比如「勤耕、善戰、守法、知書、敬賢」，這都是秦人的品格。秦這個族群在那個歷史時期表現出的厚重、開闊、識大體，以及包容的胸懷，在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三聯生活周刊：你作為一個陝西人，研究秦時代，並且寫作關於秦國的小說。但有趣的是，這部書卻是你用16年在海南完成的。寫作時你選擇遠離故鄉的初衷和收穫是什麼？

孫皓暉：當時本是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海南一個影視公司要拍《鄭和下西洋》，邀請我去指導電視劇本。原本只想住幾天就回來，但是，我發現海南最大的特點是在這個地方沒人理睬文人，這裡崇尚官本位、商本位。一個文人如果沒有企圖心，就沒有任何人會來干擾你，你便擁有大量的創作時間。我在西安需要處理的事務很多，朋友也很多，加之我愛喝酒、下棋，有一大部分時間被佔用。當時《大秦帝國》已經寫了一部分，我認為工程量浩大，拿不準多久能完成，所以我決定在這個沒人理我的地方寫作。

海南遠離大陸，聚集了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我依稀感到這裡有「小戰國」的氛圍。大家在一起常常為了一個問題爭論得面紅耳赤，但是不久後再見面又會談笑風生。

遠離秦地，與家鄉相隔遙遠的距離，反而對秦文化產生了不同的感受。我曾經很不喜歡秦腔，但在海南寫《大秦帝國》使我對秦腔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現在我開始研究秦腔的戲詞，空閑時間我還改寫一些秦腔戲詞，自己還能哼幾句。

現在我每年夏天在陝西，其他時間在海南生活，這樣反覆的離開、再融入，讓我對陝西文化有了更敏銳、深刻的認識。

三聯生活周刊：《大秦帝國》的題記寫道：「獻給中國原生文明的光榮和夢想。」「原生文明」這個概念是由你首次提出的，你自己願意如何解釋這個詞？

孫皓暉：「原生文明」是指由構成中國文明根基的歷史時期所創造出的文明，具體講，是指中國前三千年的文明。由我們現在既定的文明往回追溯，我們文明的根就是原生文明。我認為中國前三千年的文明便是中國文明的根。

三聯生活周刊：從這句題記中，我們似乎也可以感到你於歷史的某種個人情懷？

孫皓暉：任何寫作者不可能沒有一點情懷。我崇尚的情懷就是一種英雄之風，崇尚正義精神、大道精神。我覺得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都需要具備這樣的情懷，這是我們民族的基礎，也是三千年前我們民族的靈魂。現今中國社會已經失去了許多先人留給我們的高貴的品格。古代的精神貴族即使淪落到非常凄慘的境況，還會保持自己高貴的氣節，比如，決鬥時的禮儀、戰場上的姿態等等。從這些細節之處可以看到一個民族對自己文化的認定。 我是一個不怕干擾的人，即使有朋友往來，送走朋友之後也能立馬投入工作。我是一個書寫秦時代的人，就要以那個時代的名士風格要求自己。如果一個人把寫作看作一種無限神聖又無限脆弱的事情，那麼，這種寫作本身已經蒼白到沒有生命力，作品也自然不會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