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立身不必謹慎，為文且須放蕩

文 | 廖偉棠

近來各種微信讀詩公號的活躍、電視詩歌節目的走紅，兩者應該有點關係。前者側重於現代詩，傾向於在深夜用深情文字讓大家抱團取暖，實際上是古代「詩可以群」這功用的時尚化；後者偏於古典，且和教育相關，似是為儒家的詩教傳統招魂。詩教者，「不學詩無以言」這句話賦予了《詩經》在後世儒家功利主義的權威地位，而「詩三百思無邪」這句話則似乎標榜了它的道德高度。

以上都是在強調詩的「有用」，和公眾以前輕蔑詩的「無用」，其實是一樣的一廂情願。詩固然可以兼職教化、承載道德，但它本身是非功利的——文，本來是形式，「紋」之意，「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強調的是形式之美幫助了內容傳播，而不是相反。

對於真正的詩，道德更是可笑的東西，我們現在都知道詩經裡面那些男女歡愛的篇章真的是愛與欲之詩，而不是衛道士一直意淫的君臣之喻，那麼「思無邪」便可以理解為創作過程的心無旁騖，而不是主題思想的禁慾。

後來梁簡文帝蕭綱說過著名的一句話：「立身先須謹慎，為文且須放蕩。」在古代無疑是驚世駭俗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前者可為，而後者不易。文字的風流跌宕關乎才華，也取決於意識的解放——但很多文人以為立身的放蕩等於為文的放蕩，許多勾引文學女青年的文學男中年，其文采之粗糙唐突，於日前那位自暴其丑的國家二級作家的潛規則簡訊中可見一斑。

西方當代詩人，立身不求謹慎、為文極盡放蕩的，垮掉一代之後有不少好例子，比如說最近終於有了中譯本的查爾斯·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時代》雜誌稱之為「美國底層人民的桂冠詩人」。他也寫過不少情慾詩，可是俐落洒脫，與前述那位猥瑣的二級作家大為不同，我想關鍵在於，他做到了「思無邪」，他並沒有想著用詩去騙取肉體，相反，他的詩挑釁著主流價值觀對愛的推崇，裸裎著愛的絕望。

他的人生與寫作密不可分，傑伊·多爾蒂（Jay Dougherty）在《當代小說家》中形容：「他的詩和短篇小說中的主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傳性的，通常是一個落魄作家『亨利·中國斯基』（Henry Chinaski），這人從事邊緣性的工作（常常被炒魷魚），酗酒，和妓女、蕩婦們做愛。」現實中的布考斯基大學未畢業就因寫「下流」小說被父親逐出家門，35歲放棄寫作，開始了十年浪蕩生活，因此而來的靈感滋養他中年之後的詩文，使他成為一代叛逆者的偶像、「洛杉磯的惠特曼」。

布考斯基的代表作詩集《愛是地獄冥犬》（中譯者：徐淳剛）裡面，有一半的詩與他身邊輪流轉的異性伴侶有關，他生活混亂，卻艷遇不斷，很多女人慕名而來，但大多數在他詩中留下的都是頭髮的顏色、身材的描述、性愛的饜足與倦怠。最動人的卻是一首悼念一位素未謀面的女粉絲的，《幾乎是一首成形的詩》：「如果我／坐在一個小房間里，捻著一支煙，聽見／你在廁所小便，我會更愛你／但這沒有發生……你的情人背叛了你。小乖乖，我回信說，所有的情人都會背叛你……如果我見過你／我可能辜負你，或者你辜負／我。這樣最好。」

布考斯基的詩有極多赤裸的性描寫，但這其實不是他真正惹怒美國衛道士們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他以一種「頹盪」的方式嘲弄、拆解了所謂的美國夢。那種相信愛與信仰，相信正能量積極向上的整體價值觀，是資本主義有效運作的保證。而這個詩人，不生產，不戀愛，除了煙酒不消費，而且寫詩笑話身邊那些兢兢業業賺錢的人、愛得死來活去的人、買賣奢侈品自欺欺人的人。

難怪柏拉圖要把詩人趕出理想國，這樣一個詩人註定大煞風景——他寫過一首詩《這位詩人》，講一個詩人喝了三天的酒，然後在大學舉辦的高級朗誦會上掀起鋼琴蓋往裡嘔吐，從此被各大學列入黑名單。這是個隱喻不是嗎？「他們從不／關心／他朗誦的／水平」，只在乎詩人應該和鋼琴一起優雅。

這樣的詩人，也不可能在詩教嚴謹的國家被請上台的，怕他教壞青少年。但有意思的是，喜歡閱讀布考斯基的詩和通過傳記和電影窺看他的人生的，在善良乖巧的中產階級中也大有人在。那是因為對於後者，他呈現自身為悲劇，「悲劇總是處於殘忍的邊緣，使悲劇區別於真正的殘酷的因素，在於它具備一種超越自身的意圖」（萊昂內爾·特里林《惰性的道德》）。公眾理解中的布考斯基，是以寫詩這一行為成名、超越了「失敗人生」的悲劇角色。人類觀看悲劇，是會獲得一種道德愉悅感的。

布考斯基的獨特之處在於他甚至反感這種所謂的超越，他寫「永遠唾棄我吧／貝雅特麗絲」！這是他和傳統詩人如但丁的最大不同，但丁永遠渴望貝雅特麗絲引領他超越煉獄直抵天堂。他說「我的愛碎了，／但今天的股市／上升」。他的詩拒絕安慰，也不安慰眾生，詩可以群卻不群，這倒像杜甫說李白的「飄然思不群」了，思不群、思無邪，在古代可「思」，在當代則可以「行」嗎？群眾會喜愛一個寫爛詩但願意出席電視詩歌秀去與民同樂的詩人，卻不會同情一個孤介的、「獨立市橋人不識」的離群者。

在群居動物的社會，孤獨就是不道德的，甚至被嫌棄的。布考斯基不在乎，卻意外地因為自己的特立獨行而在晚年大受歡迎，這只能說是時勢造就。他寫過一首非常動人的詩，關於自己的不合時宜，《就像麻雀》：「……在流行年輕的時候，／我老了。在流行笑的時候，我哭了。／在本來無須太多勇氣就能愛你的時候，／我卻恨你了。」——在大眾都意淫著詩人的愛的時代，他這樣重塑了詩人應該有的決絕形象。

【注】本文原標題《詩不只是安慰，也可以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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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棠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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