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王陽明：到底要不要滅人慾？

儒學 02-27

朱熹和王陽明，是中國歷史上兩個集大成者，前者在南宋集理學之大成，後者在明朝集心學之大成。但在對於人慾的理解上可謂大相庭徑，究竟什麼是人慾？

一

朱熹強調「存天理，去人慾」，講求「格物致知」。

在歷史上很長時間裡，朱熹是僅次於孔子的第二大聖人。他的《四書集注》是封建科舉的標準教科書，成為封建士子（而非皇帝）修身的準則；他的理學思想被公認為「天下之真理」，成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學，長期為歷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為治國之本，同時也作為封建王朝對人們（同樣不包括皇帝）思想行為的規範準則。

朱熹一生所追求的東西叫做「道」，即天下所有規律的總和，洞悉了道，就可以洞悉世間一切。朱熹把世界分成兩塊，一塊叫「理」，一塊叫「欲」。

他認為「理」存於萬物中，但「理」有一大敵，那就是「欲」；所以要想「存天理」，就必須「去人慾」。

在餞行上，怎樣才能做到存天理、去人慾？怎樣才能悟道？朱熹提倡的方法是：格物致知。格，即琢磨的意思。只有不停地格物，與事物緊密接觸，才能明白其中包含的「理」；在這個過程中，還得要去除人的一切慾念。

朱熹終其一生，雖為仕不多，但也曾在其任上勤政有為，興學校，廣教化，督吏治，敦民風。他還改建、擴建了嶽麓書院，空餘時間親自到此講課，使嶽麓書院成為南宋全國四大書院之一。

但朱熹在奉詔進講《大學》時，卻犯了一個錯誤，沒有區分清楚授課對象，自顧自地在那反覆強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希望通過匡正君德來限制君權濫用，這就引起了宋寧宗和宰相韓侂胄的不滿。

因此，朱熹在朝僅一個半月，便被宋寧宗內批罷黜了待制兼侍講之職。

朱熹是個做聖賢的人。可惜的是，他成也聖賢，黜也聖賢。

二

王陽明強調「心即理」，講求「知行合一」。

王陽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又是心學集大成者，與孔子（儒學創始人）、孟子（儒學集大成者）、朱熹並稱為孔、孟、朱、王。他的哲學思想在明代影響最大，並傳至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他集立德、立功、立言於一身，成就冠絕有明一代。

有趣的是，王陽明早年卻是朱熹的一個超粉，他起初的理想就是像朱熹那樣，做聖賢。

有一次，王陽明在遊覽杭州虎跑寺時，看見一位僧人正在閉目打坐，據說已不視不言三年。王陽明繞著和尚走了幾圈，冷不丁大聲喝問：「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和尚給驚動後，睜眼應了一聲。王陽明繼續盯著他問：「家中還有何人？」和尚答：「老母尚在。」王陽明又問：「你想念她不？」和尚沒有即刻回答，過了一會，面有愧色地說：「怎能不想啊！」和尚的回答，讓王陽明頓時陷入沉思，這個僧人即便苦修至此，心裡也仍存思母之念想，何況凡人？

王陽明意識到，凡為人者，皆有慾念；人之慾念，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泯滅。朱熹之說，不符合人性。

這兩件事，對王陽明思想上打擊甚大，他原來一心要做聖賢的理想就此破滅。

王陽明認為，人之所以具有各種各樣的生命活動，諸如感知外物、分辨善惡、判斷推理，就在於人具有這樣一個「本心」。聖人之道原本就存於每個人心中，故不必向心外去求什麼，「吾心即道」，求理於吾心，就是「聖人之道」。這實際上就等於說，

「天理」與「人慾」原本就存乎一心，並不能兩相分割。

基於此，王陽明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題，並由此發展起了「心學」。

在餞行上，王陽明提出的方法就是要「知行合一」。「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不僅要認識「知」，更應以「行」實踐「知」，只有把「知」「行」統一起來，才稱得上「善」。

人們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應去付諸實踐；實踐符合這個道理的「知」就是真知；若實踐與道理相悖，那「知」就不是真知。

作為一個朝廷命官，王陽明強調「知行合一」，就是要內聖外王，將心性之學轉化為卓越的事功。他將自己的心學理論付諸實踐，屢屢使用心戰，蕩平江西為害數十年的盜賊匪患、平定寧王朱宸濠叛亂、總督兩廣撫平盜匪。儘管終武宗一朝，王陽明平叛之功未得到朝廷封賞，但世宗即位以後，王陽明又得以加官晉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