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和周恩來的工作矛盾 張聞天周恩來相互看不慣

我跟張聞天做了十年外交工作，對他的外交思想，自以為還是多少有些了解的。張聞天平反昭雪後，中央批准成立了個張聞天文集編輯領導小組，我也是裡面一個成員。在一次借用日本研究所會議室召開的有組長鄧力群、副組長馬洪和全體成員參加的會上，我曾提出過一個看法，認為建國後從思想上來說有兩條外交路線（而且按照一般說法，外交是內政的延伸，那麼在國內問題上當然也是兩條路線），一條自然以毛主席為代表，另一條就是張聞天的思想。周總理思想上接近張聞天，但實際執行的是毛澤東路線。鄧力群問我有什麼根據，能不能整理出來。我說，這個工程很大，得有時間。後來由於在國際問題研究工作的崗位上又幹了近二十年，這件事雖然會經常聯想到，但實際上卻顧不到了。等我離休時，已經年近八十，又鑽進學習黨史，整理起了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的材料。對上世紀五十年代奠定新中國外交基礎的一些原則性的問題，總還想作點梳理，這就有點「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了。這裡先只簡單談點這時期張聞天與周恩來、陳毅關係中的一些情況。

張聞天同周恩來

周總理和張聞天都是見過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時代觀念的人，外交思想比較接近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不知是否出於歷史的原因（張聞天做過黨的總書記，兩人同為延安整風中挨批的主要對象），他們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顧的。據胡喬木在紀念張聞天的文章中說，1958年中央決定陳毅接任周恩來兼的外交部長時，曾考慮是不是把張聞天給調開，但周恩來主張把他留下來，說他在外交部搞的不錯，工作仔細認真。在平時工作中，周恩來比較尊重張聞天的意見，生活上也注意照顧，例如一再招呼晚上沒有急事不要叫醒聞天。一次在總理處召開黨組會，劉英和中組部的帥孟奇商量調李一氓當駐緬甸大使，一些黨組成員表示不同意，說他在和大（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和人的關係搞不好。周恩來也覺得李一氓有點文化人習氣，對他當大使不完全放心。但張聞天認為，那樣一位老同志，又是名人，就不能去緬甸當個大使？何況他做了外交工作後作風已有改進。最後總理還是同意了張聞天的意見。還有個令我一直記掛在心的事，就是1959年廬山會議後沒有見到周恩來對張聞天的批判。開了差不多一個月批張的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他只到會講了一次國際形勢和階級鬥爭等問題，批判了彭德懷，也沒特別批張聞天。因為他一直管外交，張聞天和毛澤東的許多不同看法可以順手拈來，但他並未提起，此後也從來沒有聽到他提過。張聞天不但同意周恩來的不少外交思想，而且也很佩服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由於一些思想相通，所以周恩來受到批評時，張聞天往往表示同情，有時兩人還站在一起。例如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毛澤東批評周沒有及時突出台灣問題，張聞天就曾對我表示不以為然。1956年國內反冒進時，張聞天也在外交部大講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在外援上打腫臉充胖子。後來周恩來遭到反「反冒進」的批判，張聞天不但表同情，而且認為他不應來外交部一再檢討。至於兩人在外交上的看法一致和互相支持，那例子就更多了。

當然也不必隱晦，周恩來和張聞天兩個人之間還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慣的地方。例如張聞天就一直認為總理有事務主義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體，對下面不放手。特別是他認為，總理對形勢政策研究不夠，也不太重視基本業務如規章制度等的建設；可以花很長時間接見個別記者或中外人士，卻沒時間及時審批一些重要文件；有時參加使節會議或外事會議的代表等候總理接見，得等上一兩個月，一次等了兩個多月，最後宣布總理沒時間，不見了，讓大家回去。張聞天對這些都很有意見，我也聽見他在部務會議上正式提過。但是反過來，周總理卻認為張聞天有點偏重研究和務虛，對具體工作抓得不夠，特別是對交際工作沒興趣，會見外賓不積極。1957年初周總理還在外賓接待問題上沒有指名地對張聞天當眾發了一頓脾氣。

中國黨好像一直有個內外有別和好做表面文章（難免弄虛作假）的傳統，在這方面，周恩來和陳毅可能表現最突出。對外賓接待，建國後特別重視一定要搞得場面宏大，招待豐盛，講排場、圖好看。弄得接待外賓的工作，不僅是對外交部，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門感到不勝負擔，怕接待不周，受到上面批評。所以有外賓來，地方不知如何接待就請示外交部，有時外交部派一個科長或科員去打前站，竟可在省市裡指揮一切（例如一次在湖北武漢就是這樣）。

對這些，幾位副部長和禮賓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見，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張聞天，他認為在外賓接待上規格太高，不但造成過分的鋪張浪費，也違背國際慣例（如群眾夾道歡迎、請客送禮太濫太豐盛等），並且公開批評說，這和援助外國、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樣，都是打腫臉充胖子，因此他一再提倡進行禮賓改革。也許是乘國內反冒進之風，主管禮賓司的姬鵬飛副部長領人去了一些省市視察外事處工作，回來就讓秘書李頡寫了一份反映接待外賓鋪張浪費的材料，舉了不少可笑的事例，如緬甸文工團訪華臨行送禮中有每人毛皮上衣一件，這是帶回去永遠也用不上的。材料內容顯然是針對周總理的，定稿後姬批示辦公廳送新華社《內部參考》發表。張聞天從外地回來，知道這件事後立即打電話讓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制止，但吳冷西說不但已經刊出而且也已經發出去了。正好當天懷仁堂有晚會，張聞天遇到鄧小平，建議全部收回這本《內參》。不料鄧小平卻滿不在乎，說反映一點情況有什麼關係，何況還是在《內參》上，用不著收回。而且無獨有偶，正是在這件事的前後，張聞天原先布置禮賓司起草的禮賓改革方案，在徵求各方意見後已形成正式文件，張聞天就報請代總理陳雲和鄧小平審批。但陳雲不幹，他說這是周總理管的事，還是等他訪問回來再說。在歷時三個月訪問亞歐十一國之後，周總理一行於1957年二月六日回國，三月七日在國際俱樂部一次酒會結束後，當著外交部領導的面（張聞天沒參加），批評分工管禮賓又在場的姬鵬飛，卻故意指名並不相干的喬冠華，發了一頓脾氣，說以後請客沒錢了就用我的工資。大家心裡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但沒人吭氣，只有賀龍和喬冠華跟著敲邊鼓，說他們的工資也可以拿出來。張聞天和外交部醞釀好久的禮賓改革，從此也就束之高閣。直到文化大革命後，中國的禮賓規格才經過幾次改革，逐漸固定了下來，大致與國際慣例接上了軌。

禮賓問題講得這麼羅嗦，因為這是張聞天在1959年外事會議上挨批鬥時的一條重要罪狀——「反總理」。實際上，根據我的觀察，無論是張聞天還是周總理，後來好像都沒把這當成一回事。他們的關係依然不錯，所以才有一年後陳毅接任外交部長時，正是周恩來主張讓張聞天繼續留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