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回族詩人與杜詩：秋色長江萬里來

杜甫望岳 資料圖片

原編者按

中華文學與文化集合了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與文學智慧，已是當今共識，有關民族文學的良性互動關係，也成為學界的研究熱點。

作為唐詩和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傑出代表，詩聖杜甫對包括各少數民族詩人在內的後世文學影響十分巨大。孫紀文教授從歷代崇杜創作實踐與體悟認知尤為突出的清代回族詩人入手，探討其崇尚杜詩的基本脈絡與概況，揭示出文學經典對於古代少數民族文學的複合場景。萬靜講師則通過對著名的樂府詩《隴頭水》產生地域源頭等因素的細緻分析，說明其所蘊含的羌漢文學互動意義。（徐希平）

作為唐詩之典範形態的杜詩，其影響力不僅深契於清代漢族詩人的詩學取向之中，而且也波及清代熟稔杜詩之妙的各少數民族詩人的詩學活動之中。比較而言，清代民族作家的學杜之風，尤以回族詩人的創作實踐與體悟認知為突出，由此可探尋回族詩人崇尚杜詩的大致脈絡與骨節，並牽連出諸多十分有趣的理論訴求。此種情勢，既是詩學史上尊杜傳統的延續，又與清代回族詩人達觀的詩學風尚相聯結，可謂透視古代少數民族文學複合場景的一扇窗口。

就創作實踐而言，清代回族詩人普遍以杜詩為榜樣，彰顯出互文條件下的詩歌創作熱情。他們或學杜詩之韻為詩，如康熙朝的詩人俞梅，有《耕雲樓望雪用杜少陵返照韻》《舟次見新月同山骨步浣花韻》等呼應杜甫的詩作。《舟次見新月同山骨步浣花韻》乃叶韻杜甫五律《初月》一詩而來，俞梅云：「似鏡奩微脫，如弓弦未安。纖纖頹景外，耿耿遠林端。魄減珠胎瘦，明生兔腦寒。推蓬才一望，光逗水波圓。」（《夢余集》）詩句描寫了新月及新月下的景緻「寥寥空自寒」的情態。或仿杜詩之結構句法為詩，如清末詩人哈銳所寫的弔古傷今之詩，骨架運筆頗學少陵，有《和周子揚秋日登南郭寺》律詩二首，深得杜甫《秋興八首》筆法之妙傳，如「點綴高秋楓樹林，澆愁莫厭酒杯深。青山有約移文在，白髮無情老境侵」（《哈退軒太史詩稿》）兩聯，不正與《秋興八首》之中的「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雲接地陰」聯句頗為神似嗎？或規模杜詩聲調志氣為詩，如咸豐朝的詩人薛時雨有《玉山縣》一詩，此詩是作者親歷太平軍起義後，眼見時局戰亂不已、民不聊生的場景折射，其中有：「暮宿玉山縣，茅店積塵垢。氣象何蕭條，逡巡問老叟。叟言軍事急，裹糧各奔走。一夕遷常三，十室空其九。剩我衰邁身，老屋誓相守。今宵客暫息，小壓茅柴酒。」（《藤香館詩抄》）此詩很像杜甫的《石壕吏》，以現實主義的手法將民生疾苦凸顯出來，充滿憂思之情。或學杜詩之沉鬱氣象為詩，如順治、康熙之際的詩人丁澎，詩風高逸，七律尤捕捉到杜律延展之肯綮，曾有《文丞相祠》《詠九日對菊》《別王玉叔推府》等雅詞逸響之作，其《別王玉叔推府》一詩，其中有「潮生暮雨孤帆落，秋色長江萬里來」一聯，被王士禛之兄王士祿（號西樵）評為「秀而能沉，是少陵本色」。時人亦評其詩云：「規模雄麗，是工部不是義山。」（《扶荔堂詩集匯選》）或藉助杜詩的意境而入詩，如清末詩人伍承欽的《秋感八首》不僅效仿杜甫《秋興八首》的原韻寫成，而且刻意營造凄清悲愴的蒼涼意境，藝術旨趣逼近老杜，其第四首云：「池魚早被城門火，弓鳥猶驚羽檄馳。泛梗漂萍終有定，家山不遠動歸思。」（《燹余雜詠》）詩境深婉，情感沉鬱，可謂作者年邁憂憤時事之心態的寫照。要之，從學杜詩之韻為詩到藉助杜詩的意境而入詩，回族詩人們選擇了各自得心應手的方法延續著杜詩的生命力。更為可貴的是，有的回族詩人對於杜詩的藝術魅力進行了多角度的融合接受，創作出不少力作，如乾嘉時期的詩人沙琛，近體律細思深，如同《點蒼山人詩序》所說：「或爽如蒼鷹脫臂，或情如銀瓶泄水，其雄渾則天風海山，其秀削則遠春流水。」這沉鬱之氣和慷慨之音，怎能不與杜詩的影響力息息相關？

就體悟認知而言，清代很多回族詩人對於杜詩的範式價值以及詩學史地位也瞭然於心，並作出評論，以標明各自的詩學立場。如嘉道年間的詩人馬時芳曾云：「少陵尤勝，其識高，其思深，其豎義崇高而堅確，偶一涉筆必無細響。」（《挑燈詩話》）所論沁人心脾。又如歷經康雍乾三朝的詩人孫鵬論詩歌之道時倡言：「詩，聲音之道，與文不同，以氣味為高，以體格為貴，常有字句甚工，而卒不可語於詩者，氣體卑也。太白之高，高在氣味；少陵之貴，貴在體格。」（《雲南叢書·滇南文略》）所論透徹朗暢。再如順治朝的狀元詩人馬世俊指出：「詩至唐人而體無不備，杜詩又備唐人之體。」又認為杜甫的詩集「有王、駱之庄贍，有儲、劉之深厚，有王、孟之秀遠，有韓、孟之鑱削，有溫、李之娟媚，有錢、劉之雅淡，觀止矣！」（《匡庵文集》）所論眼界開闊。三位詩人的評論或偏重於杜詩義理之深，或偏重於杜詩體格之雄，或偏重於杜詩風格之妙，無疑為解讀杜詩的深層意蘊提供了一個個可以延伸的空間，顯示了「話語融通」的文學張力。由此可見，清代回族詩人對於杜詩的理解、尊崇與漢族詩人的詩學取向在諸多層面上是融合的。此情形與回族詩人的遭際有關。一般而言，回族詩人主動接受漢族文學傳統、深受科舉教育的浸染、採用漢語表達系統、與漢族士人交往的仕宦經歷等人生際遇的因素，常常影響到回族詩人文學視野的寬度和理論構建的廣度，從而使之融於漢族文化的藝術海洋之中，表現出一種兼容各家的藝術趣味和審美觀念。誠然，走向融合，也與清代文學的發展規律有關。時至清代，各種文學樣式的成熟與繁盛、各種文學理論的興起與紛爭以及對中國文學傳統的繼承與發展的文學形勢，賦予了清代文學理論集大成的性質。在這樣的氛圍之下，詩歌上不同的理論學說、話語範疇、言說形式都得到應有的重視，彌補了前人探究中的薄弱環節；各種獨到的見解競相提出，提高了古代文學理論的認識水平，回族詩人的價值取向自然深契其中而保持著開放的姿態。

清代回族詩人之所以學杜、崇杜，自然與杜詩的範式作用密切相關。一方面，杜詩的仁愛情懷、詩史意義和現實主義風格等存留在歷代詩人「集體意識」中的文學影響要素引發了清代回族詩人的關注程度。另一方面，清代諸多回族詩人的個人遭際、文學追求又多層面地與杜詩承載的文學意蘊相融合，使之在文學天地中易奉杜詩為知音。比如回族詩人懷才不遇的凄楚、憂國憂民的情愫、感懷兵燹的沉痛、以詩存史的訴求等等左右詩歌創作的質素，自然會在杜詩之中找到匹配。在這樣的語境中，清代回族詩歌與杜詩之間呈現出異代同調的色彩就不難理解了。

清代回族詩人學杜、崇杜的詩壇景象豐富了杜甫詩歌接受史的內容，成為回族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此現象表明，杜詩作為詩歌經典的範式作用得到加強和呼應，杜詩的思想旨趣、藝術魅力以及有法可循的效仿路徑得到回族詩人的青睞，從而折射出漢詩創作圖景中回漢共通的民族特色。

所以，清代回族詩人詩作與杜詩之間的關係是互融統一的。如果說清代回族詩人發揚了杜詩的文學精神，使杜詩在民族文學的苑囿中富有了連貫效應，那麼，杜詩又為清代回族詩人的文學創作提供了經典文學的有生力量和話語支持，兩者統一於熱愛杜詩的每一位詩人的創作活動和評點活動中，他們或得杜詩之骨，或得杜詩之氣，或得杜詩之韻，或得杜詩之句，不一而足。或許他們很難企及杜詩沉鬱頓挫、蒼涼渾厚的意境，但無疑使清代詩歌的面目多了一層少數民族詩人的心血。

當然，清代回族詩人詩作與杜詩之間並非是一個靜態的鏈條關係，而是一個動態的鏈條關係，從中可以引申出一系列可比性的話題。如學杜與尊唐之風是密切聯繫的，由此可探視清代「唐宋詩學之爭」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又如學杜與清代杜詩學繁盛之間亦頗有關聯。眾所周知，宋代之後，清代是杜詩學演變的高峰。研讀杜詩學不僅是漢族詩人的傾心之事，也是回族詩人的心儀之事。比如詩人馬世俊特別推崇杜詩，在其《杜詩序》之中即言：「余寢食於杜詩二十年，竊見評註無一善本。」又言：「世所遵千家注，苟簡不成書。近見李空同評本，僅見其音節，不諳其神理。」所言不無道理。再如學杜與回族詩人的轉益多師是並行不悖的。清代回族詩人除了尊崇杜甫之外，還推崇漢魏、三唐，更偏愛左思、阮籍、陶淵明、謝朓、李白、韓愈、白居易、李商隱、杜牧，欣賞蘇軾、陸遊、元好問等人，故文學觀念守正而不僵化，文學風格神秀而不乖張。如康熙朝的詩人法若真，既學杜甫，也學李賀，浸染於唐詩之中而多所領悟，故詩作別具一格，正如《四庫全書總目》評價其詩風時說：「少宗李賀，晚乃歸心少陵。不屑櫛比字句，依倚門戶。惟其意所欲為，不古不今，自成一格。」可見，清代回族詩人學杜、崇杜，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線性關係，而是一個複雜的多面關係。各種可以秉承的詩歌範式對象之間並非界限分明，而是存在著種種交叉糾葛。因而，在清代回族詩人與杜詩互動關係的論題之中，沉潛著更多的文學批評史上的連貫內容，這是需要我們自省的課題，如此，才會更加妥帖地觸摸到清代回族詩人與杜詩之間既契合又獨特的靈妙之處。（文/孫紀文 西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