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1890～1969），字鶴壽。陳寅恪的童年時代是在長沙度過的，破蒙塾師是湘潭宿儒周大烈。光緒二十四年（1898），父祖革職，舉家移居南昌。陳寶箴遭遇不幸之後，陳寅恪隨父遷南京，就讀於家學思益小學堂。除繼續學習四書五經外，同時接受英文、數學、地理、音樂、繪畫等西學教育。因此，陳寅恪既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又有開闊的視野。

青年時代陳寅恪

光緒二十八年（1902），12歲的陳寅恪隨兄陳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光緒三十一年（1905），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復旦公學。宣統二年（1910），先後自費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民國3年（1914）回國。民國7年（1918）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度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梵文和巴利文。民國10年（1921），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學習中亞古文字和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面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種語言的能力。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民國14年（1925），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製為大學，設立研究院，由胡適建議採用導師制。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人為導師，人稱清華四大國學導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最為學博識精」。梁啟超向校長曹雲祥力薦陳寅恪為導師，並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民國15年（1926）六月，36 歲的陳寅恪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

陳寅恪與家人合影

民國18年（1929），他在所作的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秉執「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的授課原則。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歷史；或引詩舉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嘆服。在清華、北大，只要是他開壇講課，總是人滿為患。一些教授也慕名而來，被譽為「教授的教授」。但是，盛名之下的陳寅恪始終保持謙和而又自信、真誠而不偽飾的學者本色。

陳寅恪不但知識淵博，學貫中西，而且極富民族氣節。民國26年（1937）七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父親陳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民國27 年（1938）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民國28年（1939）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他離昆明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逼暫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民國30年（1941），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香港，陳寅恪立即辭職閑居。日本當局持日金40萬元委任他創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民國31年（1942）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佔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斷然拒絕，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教於廣西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直至抗戰勝利。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闢了新的途徑。

陳寅恪在助手黃萱（右一）協助下正在著書（1957年）

陳寅恪雖然不涉政治，但極富愛國情懷。1949年，他從英國倫敦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的赴台邀請，繼續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并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新中國成立後，先後被選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當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他出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時，他薦陳垣代己，繼續任中山大學教授。其謙遜的治學態度為文人學者所敬仰。

1969年陳寅恪與夫人唐篔相繼謝世。二人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場，後又暫存銀河公墓。直到34年後才與夫人合葬於廬山植物園。墓碑旁的巨石上有著名畫家黃永玉書寫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個大字。想不到，75年前他給國學大師王國維的挽語，最終成了他自己的墓志銘。想來不覺使人悲愴。（文/風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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