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一生多次遇險 自認最危險一次是何事？

1973年6月，周恩來陪同越南客人來到延安，處理完其他事務後，親自去陳友才的墳上祭奠，並說：「我一生中曾遇到過多次危險，但最危險的是這一次。」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王樹人，原題：《周恩來是這樣對待下級的》

周恩來是全世界公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像這樣一位偉人對待下級卻是充滿與眾不同的人情味兒，體現與眾不同的人格魅力。

給「馬軍長」簽發了一張「特別通行證」

1935年10月的一天，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挑選了一匹上好的棗紅馬帶著馬夫周家榮來到周恩來的住所「稻佐鋪」，並介紹說馬夫叫「馬軍長」。周恩來很是高興，望著周家榮說：「哦，也姓周，一家子的嘛!」看到周家榮顯得局促不安，又開玩笑責怪徐海東道：「你個徐老虎也真是的，怎麼把我一家子的叫『馬軍長』嘛!」看到如此儒雅風趣的周恩來副主席，周家榮放鬆了，搶聲說到：「我喜歡首長叫我馬軍長的。」現場的氣氛活躍了，大家哈哈大笑。周恩來也笑了：「那好，就叫馬軍長吧。」自此，周家榮便鞍前馬後跟隨著周恩來，成為中央警衛團的戰士。1939年9月，周恩來騎馬失事。康復後見鞍前馬後沒了周家榮的身影，後來得知因周恩來騎馬失事，別人硬把責任推到周家榮身上，因而讓他下部隊。周恩來濃眉緊鎖，一言不發。後來又知道了周家榮曾兩次身負重傷的英勇事迹後，既高興又痛心，立即命令把周家榮接到延安的醫院，並由援華抗日的外國醫療專家親自治療。不到半年時間，周家榮又生龍活虎地回到周恩來的身邊，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之中。1946年，周恩來又親自出面做媒，把在延安工作的廣西籍姑娘李永仕介紹給周家榮。自此，二人帶著對周恩來的無限感激和囑託，相濡以沫，度過幸福一生。全國解放前夕，周恩來又把周家榮送到解放軍洛陽榮軍學院學習。1952年，周家榮畢業後謝絕了各級政府提供的休養所的挽留，響應毛主席號召，攜妻子和兩個孩子回到河南省光山縣的老家。臨行前，一張由周恩來親自簽發的「特別通行證」送到了周家榮的手中。持此證能在整個中國大陸暢通無阻，其中飽含著偉人的深情。1962年秋，「信陽事件」和三年自然災害，加之嚴重的浮誇風，使信陽地區的幹部群眾吃不上飯，餓死了許多人。在這樣的殘酷現實下，周家榮手持這張「特別通行證」乘車到達信陽，準備進京，把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實際情況向中央彙報。他的行動被發現後，幾個當權者考慮到自身的利益，竟然沒收了他的「特別通行證」，強行將他送回新縣，軟禁在縣政府招待所，並嚴格控制他的行動。直到中央解決「信陽事件」後他才恢復了自由，但周恩來頒發給他的「特別通行證」卻查無蹤跡下落不明。

終生不忘陳友才

陳友才，湖南郴州人。1936年2月任周恩來的警衛參謀。為進一步做好保衛工作，他常利用自己身材相貌酷似周恩來的特點，穿著與周恩來同樣的服裝，以迷惑盯梢敵特。1937年4月25日，他以副官的身份隨周恩來率領的中共代表團乘車由延安赴南京同國民黨代表談判的途中，於勞山地區突遇何應欽收買的一股200餘人武裝土匪的偷襲。司機中彈犧牲、警衛人員傷亡嚴重，陳友才的腿被打斷。他命令兩位警衛戰士全力護衛周恩來迅速撤離公路，自己則扶著卡車的護板站起來，將匪徒們的密集火力引向自己，直到壯烈犧牲。匪徒們誤以為目的已達到，就停止行動，周恩來安全脫險。陳友才犧牲後，人們把他隨身攜帶的一條布滿刀痕和濺滿鮮血的毛毯交到周恩來手中時，周恩來禁不住淚流滿面：「友才是替恩來死的，永遠也不能忘記他!」27日下午，陳友才遺體被安葬於延安寶塔山。1973年6月，周恩來陪同越南客人來到延安，處理完其他事務後，親自去陳友才的墳上祭奠，並說：「我一生中曾遇到過多次危險，但最危險的是這一次。」當延安的有關負責同志告訴他，1947年胡宗南進犯，陳友才的墳墓遭到摧毀，再沒有找著時，周恩來傷心得當即掉下了眼淚。臨別前，他還再三叮囑：「陳友才同志犧牲得很英勇，要把烈士們請進陵園，給他們立個碑!」1976年，周恩來去世後，工作人員從他的內衣口袋裡找出了一張發黃的照片，照片上是周恩來等人的合影，照片背面題著：「勞山遇險，僅存四人。」四人能存，重要功臣是陳友才。正如鄧穎超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所說的：「友才是替恩來死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

給身邊工作人員的家裡「報平安」

1944年12月，從重慶回到延安不久的周恩來收到中共米脂縣委書記馮文彬來延安開會時轉交的一封信。信是米脂縣印斗區區長林彬(原名楊湜萍)寫的，是要打聽妹妹楊莉萍的情況。周恩來看罷後立即給林彬寫了回信。周恩來因何要給林彬寫信呢?1940年3月，周恩來從延安去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工作時，帶了幾個報務人員，林彬的妹妹楊莉萍就在其中。臨行前楊莉萍來到了當時還在延安女子大學學習的姐姐那裡，把自己即將到重慶去工作的消息告訴了姐姐。1940年5月底，楊莉萍到了重慶，在紅岩村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擔任報務員。在來重慶的路途中，豆蔻年華的她還對周恩來的警衛副官鍾韻產生了好感。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為了保存黨的力量和在大後方更好地開展工作，組織決定楊莉萍轉入地下工作。這年5月，派她和與之相戀的鐘韻一起去桂林建立地下電台，後來兩人結了婚，生了個男孩。1943年1月，南方局調兩人回到重慶紅岩村。不久，組織又派兩人到昆明建立秘密電台。由於楊莉萍到了重慶後嚴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紀律，沒有給在延安的姐姐寫過信，因此幾年來，楊湜萍十分想念妹妹。周恩來托馮文彬帶給楊湜萍的信是這樣寫的：「林彬同志：馮文彬同志帶來你的信收到了。楊莉萍同志既是你的妹妹，當然你要挂念她，而且早就應該來信問我的。她於四零年隨我出外工作後，不久即與軍隊中老幹部鍾韻同志戀愛後同去桂林。四一年在該處結婚並取得職業掩護。四三年回重慶，當時已生小孩，我忘了是男是女。不久又去昆明，現在該處有職業，情形亦好，惟因屬於大後方工作，我不能將通訊地址告你。在去年我見他倆時身體尚好。莉萍年小，自然免不了孩子氣，幸好鍾韻尚肯幫助她，故彼此相處甚得，此點望你放心。匆匆函告。祝你健康!周恩來。」楊湜萍沒想到周恩來會給她親筆複信，得知妹妹一切都很好就放心了。

向下級道歉

1949年3月25日下午，來到北平的毛澤東和黨中央其他領導人，將在西苑機場檢閱部隊，接見工農商學兵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快到中午時分，周恩來沒找到負責西苑機場警衛的察哈爾省社會部部長揚帆(進城時分管安全保衛工作)了解那裡的布置情況，所以午飯後看到了揚帆，因不知道他一直在頤和園的廚房檢查給中央首長準備的午飯是否安全，就批評說：「你跑到哪裡去了?眼下工作這麼忙，找都找不到你!」揚帆不便解釋，只好默認。下午，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在西苑機場閱兵完畢，接見結束，按計劃到香山住地。揚帆乘一輛吉普車負責在前面開路，後面緊跟著的是毛主席的吉普車等共11輛車。揚帆擔心道路上有敵特埋設的地雷，就讓司機把車開得快一些，同毛主席的車拉開距離。沒想到，毛澤東的司機和後面其他中央首長的司機，都沒有領會其意，也都加速在後面緊跟。車隊到達香山後，周恩來叫住揚帆，批評說：「你在前面是怎麼帶的車?道路這麼窄，又高低不平，車速又那麼快，司機都不熟悉路況，如果翻一輛怎麼辦?你呀，怎麼不用腦子想一想!」揚帆進北平第一天就受到周恩來的兩次批評，感到很委屈，一連幾天悶悶不樂。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後，說：「看來，不是揚帆同志犯了工作不負責的錯誤，而是我犯了官僚主義的毛病。我找個時間，向他道歉，作檢討。」就這樣，在一天晚上，周恩來找到揚帆，開口就說：「揚帆同志，對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來向你作檢討的。」接著又說：「那天我對你的兩次批評，是我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錯怪了你，給你思想上造成了負擔，請你對我批評幫助。」揚帆聽周恩來這麼一說，惶恐地說：「不!是我做得不好造成的，周副主席您怎能向我作檢討呢?」周恩來說：「在我們黨內，上級可以批評下級，下級也可以批評上級，政治上一律平等，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還說：「批評與自我批評就像一個人身上沾了塵土，別人發現後，給你指了出來你自己用手把它拍打掉了，這有多好哇!」最後又說：「一個政黨是在不斷改正錯誤中前進的，一個共產黨員是在經常改正缺點毛病中進步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強黨『健體』的法寶，任何時候都不能丟掉它!」說完，緊緊地握住揚帆的手，再一次向他道歉。

為下級抬棺執紼

1954年，人民解放軍第一任總後勤部部長兼國家食品部部長、中央軍委財政部部長楊立三因患腦癌，醫治無效不幸於11月28日逝世。12月7日上午，中央軍委舉行楊立三追悼大會，11時起靈，文官隊第一個執紼的是周恩來。他堅持為楊立三抬棺並傷感地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但不是無情論者，是楊立三把我從鬼門關抬出來的，我現在不送他一程，死人也會說話的……」他所說的「是楊立三把我從鬼門關抬出來的」是指中央紅軍長征途中過草地時，周恩來因病走不了路，時任總兵站部部長、中革軍委保管處處長的楊立三硬是安全地把他抬出了這片「死亡之地」。剛走出草地楊立三便累病了。對於這次救命之恩周恩來念念不忘。這是周恩來堅持為楊立三抬棺執紼的重要原因。

關心「替我犧牲的」司機的家屬

1955年4月11日，當時根據原定行程，周恩來應率中國代表團從香港搭乘「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赴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參加亞非會議。國民黨當局在港特務用60萬港幣僱人在1要該機右翼輪艙處安裝了一顆定時炸彈，使飛機起飛約5小時後爆炸，11名乘客全部遇難，其中就有周恩來的司機、老紅軍鍾步雲。周恩來本人因為臨時秘密改變行程，經昆明取道緬甸前首都仰光赴萬隆參加會議，所以倖免。爆炸事件發生後，周恩來一直關心著這些空難烈士的家屬。1956年4月11日，他參加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舉行的亞非會議死難烈士遇難周年紀念大會和安葬儀式，見到鍾步雲的妻子高秀英時握著她的手痛心地說：「鍾大嫂，老鍾是替我犧牲的。」高秀英悲痛之餘說：「您能平安回來，就是全國人民的幸福。」而後，當知道鍾步雲生前每月都寄幾十元錢給農民哥哥作生活貼補時，周恩來就從自己的工資里拿出錢來按那數目不斷地寄去。在鍾步雲逝世10周年之際，鍾步雲的哥哥說家裡情況好轉了，叫高秀英回家看看。高秀英從老家回來後告訴周總理說家裡經濟狀況好了，叫總理不要再寄錢了。周恩來又問她這趟來回花了多少路費，因高秀英回家是從財務處借的錢，他就直接用自己的錢幫她補上了。1975年4月11日，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20周年時，深受疾病折磨的周恩來又想到了高秀英，就派人去看望她，並轉告她如果有困難寫封信告訴他。高秀英當時已老，身邊6個子女都上山下鄉插隊去了。老人無依無靠，也就寫信告訴總理身邊沒有一個照顧的人，有一次病了躺在床上要喝口水都沒人端，自己下床時還摔在了地上，希望插隊的小女兒回來留在身邊照顧。周恩來見到信後，親自批了一張條叫人去辦。當時一個辦事的局長知道了，就責問高秀英說，你知不知道總理病了，你還寫信干擾總理的治療。老太太一下急了，非常激動地說：「老鍾生前跟你們在一起工作，死了這麼多年，你們問過一句沒?只有總理想著，派人問我有什麼困難沒有，我才寫了信……」

為翻譯辯護

1972年的一天，在中日招待會上為周恩來當翻譯的周斌，由於在前天晚上忙個通宵，招待會開始後身心又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所以在日方的木村先生講話時腦子已麻木的他竟糊裡糊塗漏譯了一段至關重要的話，即「中國人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才使日中兩國人民夢寐以求的邦交正常化得以開花結果」。直到主桌的另一名翻譯、好友小唐焦急地跑到台下向他大聲提示後，他才知道翻譯中出了問題。為了及時挽回不良影響，他趕緊承認剛才由於疏忽無意中漏譯了幾句話，並逐字逐句加重語氣作了補譯。也就在這時，坐在主桌上的他所在部門的一個負責人，不知是出於什麼動機，朝周恩來說：「這可是嚴重的政治錯誤呀!」周斌聽後嚇了一跳，心想不妙，因為在那個強調絕對「忠誠」，有半點不恭就有可能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年代裡，如果別人日後藉機發難說他曾故意不把外國朋友讚頌偉大領袖的話翻譯出來，是完全可以從政治上致他於死地的。周斌越想越後怕，頓時出了一身冷汗，便決定立即採取「主動」，輕輕走到周恩來身邊，沉痛地檢查自己不該這樣粗心大意，造成這麼不好的影響，並保證以後一定認真吸取教訓，不再犯類似錯誤。周恩來聽後只是朝他默默地點點頭，接著把臉轉向批評周斌的那個負責人，十分激動地說：「什麼政治錯誤?我看這不是政治錯誤，而是肚子抗議!招待會即將結束，我們大家都已吃飽喝足，唯有他這個當翻譯的，像走馬燈似地忙上忙下，至今沒有動過筷子，滴水未進……」由於當時還有外賓在場，周恩來沒有也不便再說更多的話。說周斌是「政治錯誤」的那個負責人很不自然地低下頭，一聲不吭了。周斌萬萬沒想到周總理會作這種表態，頓時百感交集，淚水奪眶而出，朝周總理深深鞠躬後回到座位上繼續翻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