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宛如煙霞的揚州為何沒落？

文/安東籬

摘編自《說揚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國城市》，中華書局出版，看歷史獲授權轉載

1793年，畫家威廉·亞歷山大隨馬噶爾尼使團來到中國，在他筆下，揚州城牆沿著河流興建，對岸是一座寺廟，水面船隻來往不絕。儘管已是盛世之末，但這座商業城市依舊興盛且氣象萬千。

中國的偉大之地常有興衰輪迴的命運，而1817年的揚州，無疑正處於其中最痛苦的一個時期，它衰敗得如此徹底，以至於僅剩下過去的影子。

瓦礫堆積在瘦西湖畔，雙桐書室蕩然無存，九峰園中奇石傾頹，一名老婦在片石山房架起鍋灶，全然不知文人墨客曾在這裡雅聚。是江北地區的蕭條製造了這一幕，讓危機從食鹽專賣的衰落中發端，並因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的動蕩而加劇。

儘管巧合可以解釋很多問題，但如果追根溯源，便不難發現結局早已註定：揚州是一個脆弱的城市，高度依賴政府的保護，當後者自顧不暇時，它只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

食鹽、水道和區域的衰落

漕糧、鹽政，還有稅關口岸的地位，是揚州興盛的三個原因。財富從唐代便在此處彙集，即使經歷了明末的兵禍，這裡依舊是舉足輕重之地：1749年制訂的關稅定額中，揚州預計要上繳稅銀20多萬兩，在全國40個稅關當中名列第七；在1735年，揚州是上交超過10萬兩的九個稅關之一。

從16世紀晚期至19世紀初，徽商和知識分子構成了這座城市的精英階層，他們的狀態，事實上決定著一方水土的興衰。如同亞馬遜流域的蝴蝶在加勒比海引發了一場風暴，安徽內陸的一系列變化，也以導火索的形式改變了揚州100年的命運。

由於人口增長、米價上升，徽州的地價陡然走高，驅使徽商將資本從商業轉入土地，令食鹽交易的規模開始減退。揚州的局面，漸漸今不如昔。它看似巧合，實際是農業社會的必然，更何況盛世的餘波遠去，江淮的經濟早已停滯不前。

而一系列外因，也摧殘著日益凋敝的貿易：因為苗民起義，湖南船夫必須返回故鄉，滿載食鹽的儀征鹽船只能在武昌排隊。1792年引入的「封輪」制度更是破壞力巨大，鹽船抵達後就被封存起來，然後依照抵達順序卸貨，運轉效率由此大幅降低。

更可怕的影響來自朝廷，從18世紀70年代起，「報效」額不斷升高，並在19世紀上半葉達到頂峰，鹽稅、運庫和商人的資產經常被強行徵用，用以抵償因內憂外患而日漸緊張的政府開支。重重壓力之下，鹽商的狀態每況愈下，1805年的洪災之後，他們甚至無法拿出足夠的經費修繕水利設施。

朝廷也知道商人面臨著壓力，於是在1813年下令，改變水利工程費用的籌措方法，儘管新舉措將支出主體轉嫁給田賦，但地方官員卻私下提高了商人的捐助數額。更不幸的是，貨幣出現了大幅貶值，據估算，1814年的材料費較七年前上漲了一倍之多。

通貨膨脹還從另一個角度增加了商業的壓力。鹽在市場上以銅錢購買，但鹽稅卻必須由商人以白銀繳納。據魏源的計算，乾隆年間一兩白銀可兌1000文錢，道光初年兌換比率上升至1500-1600文，種種壓力迫使商人提高價格，積壓的鹽量也因此直線上升。

食鹽專賣中的問題早在18世紀90年代鹽商引退時便有所顯示，並在19世紀20年代變成了一場危機。

有人將通貨膨脹與鴉片貿易聯繫起來，將食鹽專賣中的問題歸咎於白銀大量外流，但這種假說存在一個問題，即食鹽銷售的困難出現在19世紀之交，而通貨膨脹直到19世紀20年代依然不明顯。儘管如此，在鴉片貿易活躍的19世紀20年代，鹽商們確實正經歷著明顯的困難。

商人自己也出現了問題。1822年，大學士曹振鏞提到了當時「首商」黃至筠的腐敗。根據他的奏摺，黃至筠連續多年壟斷首商一職，為人貪得無厭，種種劣行，引發了公憤。因此，大學士曹振鏞請求皇上廢除首商一職，恢復總商輪流當值的制度。

更令人髮指的是，黃至筠的罪行發生在鹽業貿易的危機時期，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居然安然渡過了1822年的醜聞，事實上，他的行為不過是弊端的冰山一角。

大致在這一時期，包世臣談到了揚州育嬰堂的管理不善：這個機構收容了1400多名棄嬰，由鹽政資金資助，其財務的管理漏洞百出，而且多被私人挪用。

1830年上任的兩江總督陶澍早已對種種弊端有所耳聞。鹽商們聲稱，為鹽政機關的整修支付了數萬兩白銀，而實際支出不到三分之一。

用於資助德音、春台兩個戲班演出的基金，最終被用來支付商人舉辦的家宴，更有甚者：「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藉資營運，不皆（依靠）自己資本。更有以商為名，網取無本之利，並不行鹽者。」

隨著鹽業貿易在19世紀初衰落，江北農村也遭受了痛苦。1796年，黃河堤防決口引發洪災，在大運河山東段導致了數百萬兩的損失，這是水道系統崩潰的開始。

1797至1809年間，江北地區每年都要臨時性或全部免除許多地區的賦稅，並提供可觀的災害救濟。1804、1805和1806年水患接二連三。1807年，用於保護下河耕地的堤壩需要維修，但損害程度太大，以至於地主們難以承受維修費用。總督鐵保要求為此項任務籌集17759兩銀子，在六年之內償還。

洪澤湖堤防由於工程和財務原因無法恢復，令水利系統的運轉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比如1808年提出修復高家堰，費用估計需要150萬兩。可就在文書往來期間，下河地區又發生了洪災，結果到1812年，高家堰的水壩只剩下五座還在運行，其餘則徹底陷入癱瘓。

在中國水利史上，道光年間是內陸水道系統崩潰的時期。唯獨黃河稍顯平靜，但這份成功的水利記錄，實際是通過將洪澤湖水排入揚州方向取得的。

1828年，江淮之水溢出周圍數里，烏鴉以死畜為食。1832年，數千農民聚集起來，反對掘開高郵的大運河堤壩向下游泄洪，但最後，當局用軍隊回應了所有的抗議行動。

被毀滅的城市

1850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三年以後，揚州被太平軍佔領。城內人心惶惶，空氣惡臭，水源污染，瘟疫流行，一名傳教士寫道：「滅絕之神在這座不久前還非常富裕、安逸的城市上空盤旋，發起的攻擊似乎永無止盡。」

不僅城裡，鄉村地區也遭到蹂躪。太平軍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攻擊時來到北湖，向那裡課以重賦，方誌里出現了數千名為守節而死的婦女，即使在戰火平息的1866年，當地依然處於一種苟延殘喘的狀態中，只有關於過去的悲傷記憶被保存下來。

英國插畫設計師托馬斯·阿羅姆的銅版畫「揚州江口」，繪製於1842年。作為《大清帝國城市印象》的一部分，這幅插畫隨書於1843年發表，在歐洲流傳很廣。儘管如此，阿羅姆事實上並沒有到過中國。

不僅是揚州，整個江北地區都遭受了苦難。太平軍初次攻擊的1853年，恰逢黃河大堤決口，改道的河水使大運河的通航能力嚴重萎縮，1862年淮北又爆發了捻軍起義。

在局勢穩定後，周期性的難民淹沒了這裡，他們或因為謠言，或因為饑荒而逃難，而乾旱則如同詛咒般如影隨形。

揚州的衰落或許可以歸結為大運河的凋殘，不過大運河在19世紀後半期仍是一條有效的運輸線路。揚州固然由於過境貿易的衰落而遭受了損失，但主要問題還在於進口貨物與地方產品之間無法保持平衡。在一個「女子無所事事」的地方，揚州沒有任何底線可以依靠。

薛福保家族在太平天國期間逃離無錫，在江北的寶應找到一個避難之處。他觀察到：「今江北之困，非獨其地瘠也，人力亦未盡也」。

一部分農民跨過長江，在上海街頭撿垃圾和拉人力車為生，不只他們如此，藝術家和學者們也紛紛離去。劉熙載就是這樣一個例子，1867年，他前往上海龍門書院出任山長，13年後才返回故鄉，1881年在那裡故去。

從上海看揚州

在揚州衰敗的日子裡，上海以驚人的速度崛起，在它的映襯下，這座古老的城市頓時顏色無存。

1928年，久居上海的郁達夫，開始尋訪歷史上的江南。他的旅程在遊覽揚州時達到高潮，這座傳說中的園林和夢幻之城，無疑比其它任何地方更能震撼人心。

他滿懷期待地跨過長江，腦海里回蕩著文人墨客的稱頌和讚美，但剛踏上旅途，他就發現周圍「平坦蕭殺，沒有一點令人可以留戀的地方」。在行程的第一天，沮喪的預感便得到了證實：寺院和亭台已經衰朽，園林無人看管，曾經著稱一時的花木和假山，只留下一些令人傷感的遺迹。

1935年，在給《人間世》雜誌主編林語堂的一封信中，郁達夫寫下了這次參觀的感受：你既不敢游杭，我勸你也不必游揚，還是在上海，夢裡想像歐陽公的平山堂，王院亭的紅橋，《桃花扇》里的史閣部，《紅樓夢》里的林如海，以及鹽商的別墅，鄉宦的妖姬，倒來得好些。

郁達夫將揚州的凋敝歸結為缺乏鐵路，它增加了城市與外界的隔閡，在回憶遊覽揚州時，韓起瀾也提到過這個地方的偏遠：「這是一座陰濕、長著苔蘚的城市，非常古老，沒有什麼變化，它與對岸熙熙攘攘的鎮江被一條洶湧的大江割斷。」

那時候，揚州是一潭孤寂的死水，在它的周邊，居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居處狹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江南，那裡的市鎮正向著繁榮和現代化衝刺：南通和海門以棉花產業而自豪，同時堅定地以上海為發展導向，而曾幾何時雄踞其上的揚州，只能以腌菜、化妝品和牙刷為主導產品苦苦支撐。

郁達夫發表這封信時，一場激烈的論戰正圍繞著《閑話揚州》進行，該書的作者易君左是他的摯友，1932年日本侵略上海期間，易在揚州呆過幾個月：國難當頭，他的心情無疑是沉重的，而揚州的凋敝景象，更使他愈加煩悶不安。

毫不奇怪，《閑話揚州》中儘是對城市陰暗面的描述：鹽商的大宅正在破落，排水系統運轉失靈，街頭垃圾遍地，居民對公共衛生一無所知。更令易君左難以容忍的是，在大敵當前的關口，當地人卻湧向茶館、澡堂和戲院，將寶貴的時光用於消遣。

毫無理由的斷言最終激起了眾怒。當地士紳向江蘇高等法院申訴，最終令《閑話揚州》遭到禁毀。但這是一場代價高昂的勝利，因為伴隨此案發表了太多的文章，雖然以譴責易君左的內容居多，但它們也證實了「揚州夢」已經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