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物理學大師的科普觀與科普風範

對於今天的社會大眾來說，科學家在科學建制中承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和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這是不爭的事實。難怪薩頓（G. Sarton）斷言：「沒有科學家，人類就會完全停頓而且退化。」本文所涉及的就是那些熱衷於科學大眾化的物理學大師（按：下文括弧中以年份表示他們榮膺諾貝爾獎的時間）的科普觀、科普風範、以及留給後人的深刻啟示，作一淺陋的探討，其目的在於效法先師，不斷地將我國的科學普及工作，逐步地推向一個更高的境界。

1

科學背離公眾釀成的苦果

在整個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由於文化系統結構的分離和強化科學的專門化，不僅造成了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之間的對立與分裂日趨嚴重，而且各學科的專業化導致了科學被置於高高在上的地位，越來越遠離大眾，使其成了少數人的「奢侈品」。對這兩種極其嚴重的不良社會現象，物理學家們紛紛進行了尖銳而有力的批評。如費恩曼（R. Feynman，1965年度）指出：「在學科越來專門化的今天，很少有人能夠對人類知識的兩個領域都有深刻的認識，而能夠做到不自欺欺人或愚弄他人。」玻恩（M. Born，1954年度）諷刺道：「在我碰到過純粹人文學科教育的人當中，有非常多的人對真正的科學思想沒有一點知識。」而核物理學家奧本海默（J. Oppenheimer）則說：「科學的傳統就是專門化的傳統，……就其術語而言，它是最為高度專業化的、幾乎不可理解的，除了那些曾工作於此領域中的人之外。」

顯而易見，科學的專門化，既大大強化了大眾理解科學的難度，又使科學家與大眾之間的交流變得十分困難。這就造成了科學越興旺發達，越是不能為大眾所理解和掌握的被動局面，從而使科學越發孤立於社會。這對於公眾、科學家、社會和人類文化只有百害而無一利。首先，按照X 射線結晶學的創建者貝爾納（J. Bernal）的觀點，科學與大眾相脫節，「對於普通大眾之所以不利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日益人為的世界中，卻逐漸地越來越不認識制約著自己生活的機制。」其結果是非科學因素就會在大眾文化中變本加厲地興妖作怪。對此，費恩曼指出這對於「數目巨大的大眾——是可悲可嘆的，他們對自己生活的這個世界的科學完全無知，而且能夠忍受自己的愚昧，就這樣生活下去。」1964 年，費恩曼還以自己當時親身感受到的美國文化中所存在的迷信和偽科學為例，聲稱：「每一天的每一種日報上都印著他們（指星相家）占卜的結果。為什麼直到今天還有星相家？……人們還在談論心靈感應，儘管它正在消亡。這兒有許多信仰治療，到處都是。」與此同時，費恩曼還一針見血地揭露了當年美國的許多廣告中，充斥著不少騙人的偽科學。如他曾針對威森食物油不會浸入食物這個虛假宣傳，破解說：「事實上，在某個溫度下，任何油都不會浸入食物；但是在另一個溫度下，所有油都會浸入食物——威森食物油也不例外。」拉比（I. Rabi，1944 年度）則表示，如果我們不在全社會努力開展科學普及工作，科學家不與大眾廣為接觸，科學精神與傳統不僅未被大眾所理解，而且也不可能被所謂公共事務的「有教養」的人們所領會。由此，必然會形成「橫亘在科學家與非科學家心靈溝通之路上的最大障礙……交流的困難，……非科學家無法以愉快的心情和理解力聽懂科學家的心聲。不論科學的宇宙觀，統一性原理和它那聲名赫赫的傳統如何，科學都似乎無法再與絕大多數有教養的外行人交流了。這些人已經退化到了既不具有今日科學知識的背景，也不具有為理解科學將對他們的世界所具有怎樣的影響力所必須的智力工具的地步。」

其次，對於科學與社會相分離，分別給科學家本身和社會所帶來的不利因素，物理學家們均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貝爾納是這樣認定的：「從最粗糙的觀點來看，……富有的贊助者和政府官員」，應「明白科學家在做些什麼，否則就不可能期望他們向科學家提供他們的工作所需要的支援，來換取他們的工作可能為人類帶來的好處。不過，更加微妙的是」科學「如果沒有群眾的理解、興趣和批評的話，科學家保持心理上的孤立的危險傾向就會加強。」另外，也會導致公眾對科學家的成就缺乏一個全面、正確的評價，他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如同拉比所說：「科學家在社會上的角色不能僅僅限定在他在科學上的特殊貢獻，它（指科學貢獻）經常表現為個人魅力和工作風格在其中起很大作用。」而科學之所以會對社會產生作用，乃是：「由於自然科學影響生產方式而引起的那些社會變化」，但如果自然科學與社會互不相干，就會陷入「既未經計劃，又未經了解」的僵局，那麼，「實際上仍在發生一些災難性的結果。」

此外，更為糟糕的是，科學的進步與人生、社會的互相隔離，會導致科學文化的張揚而人文文化的隕落。這種隨著科學的興起與騰飛所帶來的人文文化的日益衰敗的趨勢，必然會引起在人類科學體系中處於核心和靈魂地位的人文科學，逐步失去了它對自然科學所具有的根本性的定向、依據、評價和選擇的作用。因為科學知識如同世間萬事萬物一樣，也具有兩面性。費恩曼說得好：「科學知識給予人們能力去行善也可以去作惡，它本身並沒有附帶使用說明」，它既是「一把能夠開啟天堂之門的鑰匙，也同樣能夠打開地獄之門的鑰匙」。其結果勢必使人類片面地去追求眼前實利，而醉心於「征服」自然和盲從於科學主義思潮，最終會造成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嚴重失調，發展畸形，乃至將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用於戰爭。對此，愛因斯坦（A.Einstein，1921 年度）曾十分焦慮而嚴肅地指出：「物理學的進步使科學發現可能用於技術和軍事目的。這的確會產生巨大的危險。可是，與其說責任是在那些對科學進步有貢獻的人，還不如說是在那些使用這些新發現的人——與其說在於科學家，不如說在於政治家！」現代社會的演化已經深刻地印證了這一點。

為了縮短科學與大眾、科學與社會、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之間的距離，並逐步地消除它們彼此之間的隔膜，在全民間開展科學普及工作勢在必行。因為只有通過科學普及，才能卓有成效地使人類在社會活動中積累和濃縮的科研成果、知識結晶和思想觀念，回歸社會，與大眾共享。在科普中使受眾了解科學家的社會角色特點、理解現代科學、搞懂弄痛科學技術的本質和特性，關注科技對個人和社會的各種影響，等等。從而達到提升公民的科學素質之目的。

2

科學普及工作的重大功能

我們知道，科學普及包括科學知識、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四個方面的內容，其中知識是基礎，思想是靈魂，方法是技巧，精神是動力。因為由這幾大要素所構成的科普內容，是一個彼此聯繫、相互作用的整體，它始終貫穿於人類學習運用知識、使科學技術造福於人類的實踐活動中，這就決定了科學普及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通過筆者對物理學家關於這方面的論述所作的梳理和整合，科學普及具有下列幾種功能。

首先，科學普及能使公眾深刻地領悟到科學不是價值中立的。

拉比曾反覆強調：「科學充滿價值觀，是價值觀的源泉之一，我不認為人文科學是價值觀的唯一源泉。」這就是說，在科學中，包含著價值判斷和價值因素，科學決非是價值中性或價值中立的。在科學史上，曾有眾多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諸如海森堡（W. Heisenberg，1932 年度）、薛定諤（E.Schr?dinger，1933 年度）、狄拉克（P. Dirac，1933 年度）、湯川秀樹（Hideki Yukawa，1949 年度）、楊振寧（1957 年度）、蓋爾曼（M.Gell-Man，1969 年度）、阿爾文（H.Alfvén，1970 年度）和錢德拉塞卡（S.Chandrasekhar，1983 年度）等，通過他們對科學實踐活動的親身體驗與總結，均分別從不同的方面，雄辯而翔實地闡明了構成科學終極價值的人文價值至少可以分為四類，即「思想價值、智力價值、精神價值和審美價值」。

顯而易見，在參與科普教育的公眾接受和理解科學知識的具體過程中，必然會體味和領略到科學的人文價值，進而從中獲得很大的啟發與教益。這在愛因斯坦看來，大眾對於科學以及科學研究有一定的了解，會強化他們對於人類的智慧以及對於科學的信心：「一般公眾對科學研究細節的了解也許只能達到一定的程度，但這至少能標示出這樣一個重大的收穫：相信人類的思維是可靠的，自然規律是普天之下皆準的。」拉比則一語道破了之所以「人類對科學的興趣植根很深，……它表達了最基本的渴望」，即為的是「去探索、去理解、去得到超感覺事物背後的東西，至少為人類的目的去利用這些知識。」與此同時，拉比還談到，通過科學的傳播，能幫助廣大國民擺脫愚昧、破除宗教迷信的原因，乃完全取決於科學所擁有的重大價值。但「科學的價值含量或古典文學的價值含量既不在於它們那獨樹一幟的題材，也不在於那鴻篇巨製的偉大內容，而在於包含在這些學科中的精神和活的傳統，只有這種精神和傳統才使它們富有生氣。」而費恩曼卻認為，大眾對科學的熱愛完全取決於「科學的另一個價值是提供智慧與思辨的享受」，他們「可以從閱讀、學習、思考中得到」。因為科學「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概念。由於科學的發展，我們今天可以想像無窮奇妙的東西，比詩人和夢想者的想像豐富離奇千萬倍。比如說，詩人想像巨大的海龜馱著大象到海里旅行；而科學家給了我們一幅圖畫——天宇中一個巨大的球在旋轉，在它的表面，人們被神奇的引力吸住，並附著它在旋轉。」另外，費恩曼還擬就科學家實事求是、嚴謹的治學風範，與社會上泡製虛假廣告者的醜陋行為的比較，揭示了科普活動不僅拉近了科學家與大眾之間的距離，而且有助於培養大眾的科學精神。他十分嚴肅地指出：「在檢查證據、報告證據等的時候，科學家們感覺到他們相互之間有一種責任，你也可以稱這為一種道德……不要帶任何傾向，讓別人自由地去明確理解你所說的，也就是說，盡量不要把你自己的意願加諸其上……相比於這種科學道德，那些諸如宣傳的事情，就應該是個骯髒的詞語……例如，廣告就是一個例子，它是對產品不科學不道德的描述。這種不道德無所不在，以至於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對它習以為常了，以至於你已經不覺得它是件壞事了。所以我想，我們要加強科學家和社會其他人群的聯繫」，通過科普教育培養廣大國民明辨是非的能力和不弄虛作假的科學精神。

其次，科學普及有利於促進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聯姻。

按照上文中眾多物理學大師所作的精闢論述，不難發現，科學普及是一種將科學與人文的精髓、思想提升為倫理、價值所進行的通俗教育。它所推崇的是捍衛科學理性、弘揚科學精神的使命；所揭露的是當前社會上廣為存在的一系列科學異化現象；所追求的是建立一種科學、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因此，通過科學普及教育，有助於人們擺脫一切封建宗教迷信和偽科學活動所安排的生活秩序；鞭策人們努力貫徹以人為本的思想，自覺抵制純技術的思維模式，嚴防將科學技術當作與自然對立的工具而單純地向自然索取。否則將會導致科學的濫肆運用和嚴酷異化，使本應為人類造福的科學墮落為有害於人的科學。

基於科普教育所承擔的歷史使命，毋庸置疑，科學普及就成了實現科學與人文相融的粘合劑，它能在全社會推進兩種文化的交融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為了促進以科學文化的傳播為其主要特徵，以驅使科學與人文的聯姻為其最高境界的科學普及工作，能夠穩步、健康、有序的向縱深發展，藉以構建和諧共榮的科學圖景，引導全體國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以下三位大師的誠懇告誡值得我們深思和銘記。亨利·布拉格（W. Bragg，1915 年度）言之鑿鑿：「人文學科和科學不是對手而是夥伴，誰也不能離開對方而發展。」拉比指出：「只有科學和人文的相互融合，我們才能渴望達到那種體現我們今天和整個時代精神風貌的智慧水準。……只有科學與人文攜手並肩，我們才有希望在發掘人類思想的共同性上獲得成功，而這種共同性將引導我們走出黑暗與混亂。」而貝爾納則宣稱：「只有把一種真正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熔接在一起，才能獲得對於社會活動滿意而進步的社會控制。」

此外，科學普及能使公眾的科學素質，即擁有的科學知識和能力的豐富程度，獲得顯著的提高，這是不言而喻的。

3

科學家應履行的社會責任

科普工作的宗旨是「解讀自然奧秘，探究人生真諦」，努力推進科學與人文的結合，是它的最高境界。雖然科學普及所採取的是一種非正規、非正式的學習途徑和方法，但是，著眼於科普工作的宗旨以及它所承擔的使命，則要求科學家必須在深厚的人文背景中深入淺出地講述科學，傳播科學的理性精神，同時在傳授科學知識時還要輔之清晰的哲學概念。因此開展科普工作決非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另外，雖然「科學家具有較高的德行」，但「在品德和秉性上亦有諸多不足和缺點」。無疑，這就又給科普工作增加了難度。對於開展科普教育之艱難，費恩曼曾做過具體的分析。1959 年5 月1 日，美國一位電視節目主持人問費恩曼，科學家是否盡到了與大眾溝通的責任。費恩曼回答說：「並沒有，他們並沒有盡全力。如果他們把手邊的研究工作都停下來，告訴人們他們剛剛做完了什麼，（這樣）他們（在教育大眾方面）會做得更多。但是……這群人有自己的專業追求。……和人溝通，教育人不是他們的興趣所在。很多科學家……醉心於科學研究，就是因為他們不大擅長與他人打交道。因此，與大眾溝通並非他們的主要興趣，（即使溝通）效果當然難免差強人意。但這種說法並不是完全公允的。科學家也有很多類型，有許多科學家也很樂於做知識傳播的事。事實上，或多或少我們都在做科學傳播的工作。我們教書，把知識告訴學生，我們也常演講。但將科學知識傳達給一般人，是非常困難的事。近兩三百年來，科學發展一日千里，累積了大量的知識，但一般人對於這類知識往往一無所知。有時候，人們會問你在幹什麼，要解釋給他們聽，卻需要很大的耐心……介紹兩三百年來的背景知識，而讓人理解為什麼（科學）問題是有趣的，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在這裡，正是費恩曼所提及的那些樂於做知識傳播之事的科學家，責無旁貸地承擔了作為一個科學研究者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並以頑強的鬥志、想方設法、排除萬難，乃至不畏強權的干擾，試圖通過如下各種途徑，親身實踐了科學大眾化的社會活動。

（1）呼籲科普是科學家的天職

在玻恩的視角中，科學普及是科學家行駛其社會責任的重要手段之一，他指出：「正是科學家把人類帶到了這個十字路口……我們物理學家必須繼續解釋和警告，我們必須致力於（科普）對做決策的政治家產生影響。」奧本海默也認為，科學家千萬不能以任何借口，置身於科學傳播的大眾化之外，以為與己無關。而恰恰相反，科學家「……既是發現者又是教育者……我們，和其他人一樣，是那種給人們的生活和世界中廣大無邊的黑暗帶來一線光亮的人」。但是，鑒於科學普及是一項公益性事業，單靠科學家個體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必須依靠由全社會各學科著名學者與職業人員緊密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群體力量。於是奧本海默提出了一個由藝術家、哲學家、政治家、教師、大多數職業工作者、預言家、科學家等構成的一個知識階層共同體。他宣稱：「這是一個開放的群體，並沒有截然的界限以區分出那些自以為屬於它的人們。這是全體人民中一個增長著的部分。」這個共同體肩負重任，「它被賦予重大的職責以擴展、保存、傳播我們的知識和技能，以及甚至我們對於相互關係、優先權、允諾、律令等的認識」。奧本海默確信這個知識階層共同體是進一步推動科學大眾化的主體力量。甚至他還預測，未來人們將有更多的休暇時間，而這正好為知識階層共同體開展科普工作提供了便利：「我認為隨著世界上財富的增長，以及它不可能全部被用於組成新的委員會，確實將會有著真正的空閑，而這休暇時間的主要部分，是投入重織我們的共同體及社會成員之間的交流和理解。」在貝爾納看來，對於一個科學家來說，及時地面向大眾所進行的科普教育與科學研究工作具有同等的地位，兩者都是科學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這正如同他所言：只有通過科學普及，我們才能「把科學同普通人類需要和願望聯繫起來，科學就更加顯得重要」。

足見，視科普為己任，用研究成果來影響自己所生存的時代，為人類謀福祉，這是樂於從事科普工作的科學家們共同的心聲。與此同時，他們也通過履行這樣的責任，實現了科普在凈化社會中的功能，從而也充分展示了他們作為科學家的價值和尊嚴。

（2）確保科學交流的暢通無阻

在愛因斯坦看來，通過科學交流更多地了解他人的科學思想，不僅是一般社會公眾的期盼與需求，對於研究者本身也是極其重要的。因為「一個人要是單憑自己來進行思考，而得不到別人的思想和經驗的激發，那麼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他所想的也不會有什麼價值，一定是單調無味的」。基於這樣的認識，愛因斯坦強調傳播自己所獲得的新思想是研究者的本分，而抑制知識的傳播是極端錯誤的行為：「一個人不應該隱瞞他已認識到是正確的東西的任何部分。顯然，對學術自由的任何限制都會抑制知識的傳播，從而也會妨礙合理的判斷和合理的行為。」為了更好地宣傳科學思想，愛因斯坦還建議設立專門的組織機構來加強科學交流傳播工作的執行能力：「一個以宣傳和教育來影響輿論的腦力勞動者的組織，將對整個社會有極大的意義。」

由於科學觀念是人類現代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文化離不開科學文化。據此，愛因斯坦還指出：「我們不應該允許對科學工作的發表和傳播有任何限制；這對於社會文化的發展非常有害。」並認為鼓勵和支持科學普及與教育應該是政府職責的一部分：「政府能夠而且應當保護所有的教師不受任何經濟壓迫，這種經濟壓迫會影響他們的思考。它應當關懷出版好的、廉價的書籍，並且廣泛地鼓勵、支持普及教育。」可是到了1950 年，愛因斯坦對政府的這一深情、中肯的建議和真摯的期待，受到了殘酷現實的遏制。他義憤填膺，以發問的方式，表述了自己對於政治干擾科學及其傳播的譴責：「科學家通過他的內心自由，通過他的思想和工作的獨立性所喚醒的那個時代，那個曾經使科學家有機會對他的同胞進行啟蒙並且豐富他們生活的時代，難道真的一去不復返了嗎？」

（3）身體力行地深入科普一線

視科普為己任的物理學家，還將科學的大眾化作為他們本職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積極主動地親臨科普工作的第一線。他們中有的是以科學講座、做電視節目等形式向廣大社會民眾進行科普教育；有的則是利用休閑時間從事科普創作，從而使愈加專門化的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為公眾可以理解的知識或思想，以便於民眾接受和理解。凡諸如此類可歌可泣的典型案例，在物理學史上比比皆是。

在法拉第（M.Faraday）的思想意識中，科學啟蒙與普及是一項極其重要的為科學文化奠基的社會事業。為此，在他出任英國皇家學院實驗室主任不久，就立即發起了每周五晚間討論會和聖誕節少年科學講座。據不完全統計，法拉第曾為前者作了百餘次費時精心準備的演講；至於少年科學講座，他足足堅持了19 年。而費恩曼總是從十分繁忙的科研實踐活動中，擠出時間參與科普教育。例如，他曾非常仔細認真地投身於為中小學生遴選數學、科學教科書的工作中；對於每一個來信求教科學問題的人，甚至是中小學生，他都是耐心地寫出長長的回函給予詳細的解答；他在電視台所做的關於宣傳科學知識、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的節目，語言簡潔明了、生動風趣、通俗易懂，深受民眾的喜愛，曾以美國「電視上的科學明星」著稱於世；對於當年美國風行一時的那些偽科學和神秘主義說教，他常以生活中屢見不鮮的客觀事實，進行了有力的批駁或揭穿，並明確地予以反對。不言而喻，費恩曼所從事的義務性科普工作，的確耗費了他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與他當時決心排除外界干擾，一心一意地投入自己的科研項目，所捨棄和積極要求捨棄的一切，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原來惜時如金的費恩曼，為了集中精力於自己的研究工作，他拒絕了當年美國一些名牌大學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謝絕部分的學術報告邀請……甚至多次致信美國科學院相關人員請求辭去院士職務。

奧本海默曾深有體會地強調：「如果科學發現能對人類的思想和文化真正有影響，它必須是可以理解的。」這就是說，在奧本海默看來，這就要求科學家必須誠懇善待和高度重視科普創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創作出為大眾所喜聞樂見的科普作品，進而獲得社會豐厚的回報。在下文中，我們將列舉一些典型的範例，來審視一下具有崇高社會責任感的科學家，他們是如何按照各自獨特的方式來進行科普創作，贏得公眾並推動科學的不斷進步的。

其一是將科普創作作為開闢科學新領域的嚮導。如愛因斯坦曾於1905 年完成了兩篇彪炳史冊的論文，一是「分子大小的新測定法」，二是「熱的分子運動論所要求的靜液體中懸浮粒子的運動」。其重要意義在於：他用非常生活化的比喻對布朗運動作出了非神學的解釋，給出了原子確實存在的證明；認識到熱是一種由分子無規則運動所產生的一種能量。從而使許多懷疑分子運動論的學術權威放棄了偏見，就連馬赫（E.Mach）這樣極端的反原子論者，也不得不從此以後「改信原子學說」了。這就為人類將探索的目光延伸到微觀世界掃除了一些障礙。又如：20 世紀下半葉，MEMS 技術新領域的出現，取決於費恩曼於1957 年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科普演講中，首次提出的「微機電系統」的理念。

其二是以藝術形式作為科普作品的主要表現手法。在這方面，蘇聯卓著的物理學家伽莫夫（G.Gamow）所做的工作堪稱一絕。他一生共創作了22 本科普讀物和30 余篇科普性文章。它們分別涉及到了諸如空間、幾何、數、粒子、引力、生命、太陽和宇宙等方面，簡直猶如一座科學大觀園。更難能可貴的是在這些科普作品中，伽莫夫恰如其分地採取了文學、詩歌和戲劇等慣用的表現形式——詼諧的語言、擬人化的比喻和誇張等。例如，他不僅將基本粒子賦予生命而使人直觀地理解它的行為；而且把量子力學的發展編排成一部《浮士德》短劇，其中有神父精靈，神怪居然是玻爾、愛因斯坦、狄拉克……！同時作品中圖文並茂，搭配得體。從而讓人在深感美不勝收的愉悅中，深刻地體味到科學家的實證與理性、懷疑與批判、創新冒險的科學精神。伽莫夫的科普著作曾被譯成多國文字，並一版再版。他也因此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1956 年度的卡林加科普獎。

其三是遵循著科學智慧與人文精神的融合進行科普創作。在這方面，美國著名的行星天文學家薩根（C.Sagan）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不僅主持過電視科學節目，而且曾出版了大量科普文章和書籍。其中《伊甸園的飛龍》還榮獲了普利策獎。他也因此被尊稱為「大眾天文學家」和「公眾科學家」。如：他在其主要的科普作品《宇宙連結》和電視系列節目《宇宙》中，在分析金星大氣物理環境產生的溫室效應時，他憂慮人類星球大氣變化所蘊藏的潛在危險；在探究火星塵暴會對其表面溫度產生影響時，他焦灼萬分，擔心核戰爭所存在的另一種更加可怕的後果，並提出「核冬天」的警示，啟發人們更加清醒地看到可能的嚴重後果，理性造就自己的未來。足見，薩根的憂思已經超越了純粹自然意義上的科學探索，宣示著今天科學對人類有著更深遠的意義。

4

啟示：深刻發省與效法先師

按照上文中所述，或許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物理學家高瞻遠矚的科普觀的成因和令人欽佩的科普風範的形成，主要取決於：自近代以來在人類生活中科學無處不在，科學與偽科學、科學與各種封建宗教迷信之間的較量從未停息過；尤其是科學技術這把「雙刃箭」已經對人類活動產生了巨大的正反兩方面的影響，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影響將更加廣泛和深刻；與此同時，人類也將科學作為現代文化重要的核心內容，它已經成為現代人不可缺少的生存智慧，並將其作為區分是與否、識別真與假和選擇好與壞的有力工具。無疑，科學這種多功能性，只能來自於公眾理解科學的結果，來自於人文與科學聯姻所孕育出的智慧結晶。

自從2002 年6 月底我國《科普法》頒布實施以來，由於它從法律的高度明文確立了科普的地位、政府和各社會主體應承擔的責任和履行的義務，這就為我國的科普事業持續、健康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前景。雖然眼下「科學普及與科技創新一樣重要」的理念，已經開始深入人心，成為社會的共識，並且科普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與西方世界相比，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如：「很多科技工作者不重視、不願意做科普工作；科普工作與國人關心和追求的問題結合得不夠密切；適合我國國情的『科普理論建樹』還比較匱乏；當今科技工作者普遍缺乏應有的人文情懷和素養」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引起我們高度的警覺，應從多個角度作出深刻的反思，努力探尋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和舉措。但這決非是一朝一夕之功，可謂是任重而道遠。

我們殷切地希望，以上所論及的關於物理學家的科普觀和科普風範，能對我國的科學家和學者有一定的啟發和激勵，並積極踴躍地投身於科普事業的偉大洪流中，使我們的大眾社會文化更加健康，充滿著科學文化的氛圍，充滿著科學精神。只有這樣，在不遠的將來，我國的科普工作一定會出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我們的明天將會更加美好、更加輝煌。

本文選自《現代物理知識》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