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毫不懼色地跪著」，永不過時的只有人道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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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來沒有一部電影，和這麼多人有關，從來沒有一部電影，傾注了這麼多人的情感，從來沒有一部電影，背後有那麼多普通人的故事。

我不是一個容易被煽情的人，電影場景越是鮮血淋漓對我越有「間離」效果；我也深知「詩畢竟是詩」，難免有誇張有強化。但是，新年1月15日，看了《我的詩篇》，這部電影所引用的詩句和呈現的生存狀態，還是令我心靈震撼，忍不住上網搜閱「《我的詩篇》全篇（引）用詩」、作家出版社所出導演秦曉宇拍片前所編《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典》電子版，以及秦曉宇組織在北京皮村「打工者文學藝術博物館」召開的相關研討會紀錄。

《我的詩篇》是一部非虛構電影。為什麼不叫紀錄片呢？因為影片選用的詩句是拍片之前寫的，人物雖是真實的，場景卻是補拍、擺拍或為烘托詩意而配錄的，總之是有導演的。

為什麼不叫《打工者詩篇》呢？因為出鏡的7個詩人中，有一個「老井」，不是「農民工」而是國有煤礦在編的井下工；若統稱為《工人詩篇》，既不能表現「改開」以後中國獨有的用工特色，也照樣沒有多少市場吸引力——當下中國人對恐怖片、宮斗戲的興趣遠遠大過對現實苦難的關注。詩評家說，《我的詩篇》，「我的」定語雖模糊了職業身份，強調的是個人的抒情，而非三十多年前那種「我們（中國工人階級）的」即虛幻的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宣傳腔；這樣說，對於這部電影來說，比較貼切。

先說老井和鄭小瓊的詩。

安徽煤礦井下檢修工60後老井

1962年出生的老井（本名張克良），現在是安徽潘井煤礦井下機電檢修工，1989年起由別的工廠進淮南煤礦，做過井下掘進工、瓦斯抽采鑽機工等。雖然是國企底層的底層，好歹是7個出境詩人里唯一的「體制內」工人。他在《地心的蛙鳴》里寫道：

煤層中 像是發出了幾聲蛙鳴

放下鎬 仔細聽 卻沒有任何動靜

不去理它 接著刨煤

只不過下鎬時分外小心 生怕刨著什麼活物

誰敢說哪一塊煤中

不含有幾聲曠古的蛙鳴

——非常富有想像力和詩意，看得出「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傳統，卻也不是黃聲孝時代那種老的「工人詩人」的主旋律。

接下來他寫道：

漆黑的地心 我一直在挖煤

遠處有時會發出幾聲 深綠的鳴叫

幾小時過後 我手中的硬鎬

變成了柔軟的柳條

顯然，他對生活還有信心和期待，畢竟回到地面他還有家庭生活，有基本的社會保障。

他在工人詩歌創作研討會上曾說：「工人是一種身份。作為工人，也曾經有過自己的榮光，當年人民幣五元的票面就是鍊鋼工人，兩元的票面是車床工人，五毛的票面是紡織工人。當我一個人第一次在負八百米地心深處小坐時，我悄悄地關上了頭頂的那盞流螢般微亮的礦燈，我感到周圍的黑暗像無形的坦克那樣碾壓過來，舉目四望，我悲哀地發現：我鮮活的身軀和四周許多死寂的物體一樣，皆是暗淡無光的。從那時我就給自己制定了一生中的最大目標：竭盡全力去創造出一些比我這個臭肉身更明亮、更高貴的東西！」

寫詩於他是對肉身苦難的超越和救贖。

事實上他對國企改制過程和結果非常清楚，不可能像文革前的「工人詩人」一味豪言壯語。他說，「這些年煤礦的黑哥們經歷了太多的磨難，首先在所謂的煤企黃金十年（2002—2012），因為煤價的持續上漲，造成了全國各地過度的開採和投資，嚴重污染了環境，也造成了很多事故。近兩年，有關部門又採取一步到位的政策，突然放開煤炭市場，在進口煤的衝擊下，煤價攔腰斬斷一半，受害最大的當然是我們這些扒煤的黑哥們，一群為了煤炭事業流了太多血汗的男人。至於一些官員、煤老闆、煤販子們，早已在煤企的黃金十年中喂肥了自己。下一步，因為煤企的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可能會造成許多人間悲劇。」

2014年8月19日，淮南東方煤礦發生特大礦難，瓦斯爆炸造成27人死亡，但只搶救出6具遺體，其餘死難者永遠地擱置在了礦井深處。影片里老井在這座封閉的煤礦前跪誦他的《礦難遺址》詩句：

在遼闊的地心深處

有幾十個採摘大地內髒的人

不幸地承受了大地復仇時

釋放出的萬丈怒火，已煉成灰燼

……

兄弟們

把你們悲戚、潮濕的靈魂

這條條悶熱、漆黑的閃電

都伏到我的肩上吧

把你們所有的懷念、悲憤、渴望

都裝入我的體內吧

我願做一口活的棺材，一座

移動的墳墓

殮載上你們所有的殘夢

一直往上走 ，一直走到地表

那個陽光暴漲的地方，再把它們釋放出來

先曬去悲痛的水分

然後讓它們趕緊去追趕

那縷縷飄蕩了一年

仍未斜入地心的，清明寒煙

——這是工人階級的階級情，還是難兄難弟的兄弟情？反正，是真情。

我特別敬重他作為當代礦業工人詩人的詩史意識。影片里他說：「兩百年前世界上沒有大型煤礦，兩百年以後也許也沒有，這是段特定的歷史時期，我必須要寫出能夠對得起它的作品。」

80後川妹子鄭小瓊

再來看1980年出生的川妹子鄭小瓊。影片里她出鏡很少，只是「實景」拍攝她的詩篇《跪著的討薪者》，讓她在討薪民工面前朗讀時現身了。她在珠三角打工，寫的是南方的事，可是拍片時正好有一群被欠薪的民工蜷宿在北京使館區附近的地下通道里討錢回家過年。

這首詩的最強音是：「我們毫無懼色地跪著」——多麼卑微的勇敢，悲憤、剋制而倔強！不過是要「還我們血汗錢」呀！蒼天在上，「黑色制服的保安 鋥亮的車輛」，還能在我們背脊再踏上一隻腳嗎？

她說：「在我們這個國家，如果把農民工劃入工人這個群體，就如同把知青劃入農民這個群體，在現階段，這是一種錯誤，也是一種荒謬。從身份屬性與享受權利方面來說，農民工本質還是農民，只是從事工業生產的農民。只有我們了解了農民工的本質，才能了解很多評論家所說的，同樣是寫流水線，舒婷老師等人寫的流水線與後來農民工寫的流水線，從情感與溫度上，二者完全不同。」

事實上，《我的詩篇》文集里收錄了舒婷與鄭小瓊等農民工的同題詩作《流水線》，可以比較和體察二者的不同。在鄭小瓊的詩中，工人在流水線上變成了「流動的人」，他們像犯人一樣沒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一個工位號碼。單調、緊張乃至危險的勞作，無盡的加班，微薄的報酬，沒有尊嚴，沒有未來……

「農民工」正如馬克思《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里寫的：「首先，勞動對工人說來是外在的東西，不屬於他的本質的東西。他在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

鄭小瓊儘管十分清醒地體認到「農民工」悲慘的身份屬性與社會權利現實，而且幸運地以寫作成名，有了可以改換社會地位的機會，然而，2007年6月獲得人民文學雜誌社的「新浪潮散文獎」之後，她拒絕了東莞作家協會的駐會聘請，執意繼續打工。她的理由是她不要離開打工現場。正如詩評家所說，「她的詩歌充滿了對世界不公平的挑戰和蔑視，字裡行間充斥著揪心的力量。」

這難道不是一種更可敬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嗎？

倔強的鄭小瓊可以說是「異數」。對於眾多的打工者和打工詩人，是什麼力量讓他們承受著「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的生存艱辛？

是親情和愛，還有家庭責任感。

1985年出世的吉克阿優，是從四川大涼山到長三角嘉興打工的彝族青年。他對故鄉彝族文化習俗衰落的嘆惋我沒有共鳴，他記回到家門的情景讓我很感動，想起我已辭世的父母：

父親笑呵呵

像溫暖的經書，讓我念誦不已

他的拐杖又長高了不少

而母親笑呵呵在我心裡

今夜我要睡在她的舊床上，今夜我必須做夢

因為我錯過了祭祀

——拐杖是不會「長高」的呀，那是看到久別的父親迅速地老去，腰背更加佝僂了的心酸之感！

正給癱瘓父親理髮的爆破工陳年喜，陝南商洛人

影片給礦山爆破工陳年喜的鏡頭之多居第二。他的詩篇是那麼凄苦而憂傷，又那麼深摯而細膩。

孤單、繁重而危險的勞作對他意味著什麼？

我們每天

打眼、裝葯、爆破、吃飯、睡覺

感覺活得沒一點意思

每三天一頓的紅燒肉和每天一次的爆破聲

就成了我們生活最大的意思

——《意思》

這樣的日子為什麼要活下去？《親人》：

一條隧道打通生死

我是一道你們棲居的秦嶺

回家看到半身不遂的父親，《給父親理髮》：

父親，你的頭髮全都白了

像後坡地里收了棒子的秋玉米

空桔桿說出季節的深

你疏疏白髮說出了什麼？

父親，我越來越像你了

只有頭髮還有區別

只有頭髮把我們分成了父子

老母病重，不能回家，這是《宿命》：

再低微的骨頭裡也有江河

我選擇爆力，劈山救母

這就是他的《炸裂志》呀：

我在五千米深處打發中年

我把岩層一次次炸裂

藉此 把一生重新組合

我微小的親人 遠在商山腳下

他們有病 身體落滿灰塵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們的晚年巷道就能延長多少

我身體里有炸藥三噸

他們是引信部分······

他思念遠方念書的兒子，深感對不起他「水銀一樣純凈的愛人」。他在《兒子》里寫道：

兒子

我們已經很久不見了

我昨夜抱你的夢

和露水一起

還掛在床頭

你在離家二十里的中學

我在兩千里外的荒山

你的母親

一位十八而立的女人

被一些莊稼五花大綁在

風雨的田頭

我們一家三口

多像三條桌腿

支撐起一張叫家的桌子

兒子 這也是我們萬里河山目下

大體的結構

生活不是童話和動漫

兒子

我們被三條真實的鞭子趕著

爸爸累了

一步只走三寸

三寸就是一年

兒子 用你精確無誤的數學算算

爸爸還能夠走多遠······

不知走出隧道深處，在工棚的鋪板上以兒子作傾訴對象，寫下的這些錐心泣血的詩行，他是否寄給了兒子？因為他深知未成年的兒子

你清澈的眼波

看穿文字和數字

看穿金鋼變形的伎倆

但還看不清那些人間的實景

我想讓你繞過書本看看人間

又怕你真的看清

陳年喜的詩行沉鬱得令人心碎，又深情得令人心醉。

80後川妹子鄔霞

如果說陳年喜依循的是《詩經》「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寫實傳統，鄔霞則選擇了尋找陽光，寫些給自己鼓勁的詩篇。這個1982年出生的川妹子，14歲到深圳打工，在制衣廠工作。《我不是沒有想到過死亡》里她寫道：「我不會訴說我的苦難，就讓它們爛在泥土裡，/培植愛的花朵」。

在《家》里對患抑鬱症，兩次自殺未遂父親說：「爸，生活有多艱難，就有多珍貴/我們的小屋就是暴風雨中寧靜的鳥巢」。

在《弔帶裙》里，她一邊緊張工作，一邊與想像中的買主對話：「包裝車間燈火通明/我手握電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溫//我要先把弔帶熨平/掛在你肩上不會勒疼你/然後從腰身開始熨起/多麼可愛的腰身/可以安放一隻白凈的手/林蔭道上/輕撫一種安靜的愛情……弔帶裙/它將被打包運出車間/走向某個時尚的店面/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愛你」！

《鄔霞》自述說：「我有一座隱秘的花園/任何人都無法摧毀。」這座「隱秘的花園」就是愛。愛親人，也愛陌生人。正是善良與仁愛，給她的勞動和生活賦予意義，幫她超越身心的苦難。

廣東90後許立志

不可能每個人的精神都這麼堅強。

1990年出生而慘然輕生的打工詩人許立志，是影片中展現最多的。片中引用的他的那些詩句，正如作家出版社《我的詩篇》封腰上所說，是「鮮血淋漓的文字 不忍卒讀的詩篇」。

這個「90後」的詩行充溢著絕望和死亡意識。

他對他的生活覺得再也無法忍受。《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

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

他們管它叫做螺絲

我咽下這工業的廢水，失業的訂單

那些低於機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離失所

咽下人行天橋，咽下長滿水銹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經咽下的現在都從喉嚨洶湧而出

在祖國的領土上鋪成一首

恥辱的詩

許立志知道他的死輕如微塵，沒有人在意。恰似《一顆螺絲掉在地上》：

一顆螺絲掉在地上

在這個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輕輕一響

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個相同的夜晚

有個人掉在地上

他預料得到他死後的情景。《我知道會有那麼一天》：

我知道會有那麼一天

那些我認識的不認識的人

會走進我的房間

把凌亂的桌椅擺好

把發霉的垃圾倒掉

把陽台上的衣服收回來

那首沒來得及寫完的詩會有人幫我寫完

那本沒來得及讀完的書會有人幫我讀完

最後是那抹長年沒拉開的窗帘

幫我拉開，讓陽光進來逗留一會兒

再拉上，然後用釘子死死釘住

收拾完這一切

再幫我把門悄悄帶上

不是嗎？他在富士康打工，這裡早已發生過 「十三跳 」，老闆像高空雜技與體操表演比賽場一樣，給工人的宿舍樓底層裝上了防跳的安全網！

他對生活並非沒有依戀。 《我彌留之際》說：

我想再看一眼大海

目睹我半生的淚水有多汪洋

我想再爬一爬高高的山頭

試著把丟失的靈魂喊回來

我想在草原上躺著

翻閱媽媽給我的《聖經》

我還想摸一摸天空

碰一碰那抹輕輕的藍

可是這些我都辦不到了

我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許立志並不怨恨誰，在精神的彌留之際，接下來他寫道 ：

所有聽說過我的人們啊

不必為我的離開感到驚訝

更不必嘆息，或者悲傷

我來時很好，去時，也很好

更不必嘆息，或者悲傷

我來時很好，去時，也很好

他是太累了：「流水線旁我站立如鐵，雙手如飛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那樣，站著入睡」（《我就那樣站著入睡》）「我幾乎是爬著到達車間，這晝夜不分的刑場」（《夜班》）。

更是因為無助：「在黑暗裡一次次的發出 /無聲的求救信號/再一次次地聽到/絕望的迴響聲」(《我一生中的路還遠遠沒有走完》)

2014年9月30日，24歲的許立志在富士康跳樓。10個小時之後，他在新浪微博預設的定時更新，時間是10月1日凌晨零點零分，內容是四個字「新的一天」。——這一天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5周年國慶日，這是對國家的期盼，對國人的祝福呀！

這些打工詩人在苦役般的勞作之餘寫詩，並非要控訴誰。我同意打工詩人唐欣的表白：他們是把詩歌「當成一種形而上的（對命運的）抗爭，一種自由的象徵，一種對困境的精神跨越和救贖，一種解放。」事實上，不論是導演秦曉宇選編《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典》，還是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策劃這部非虛構電影，都只是要讓人們看到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經濟騰飛輝煌成就的另一面，關心底層勞動者的命運，關注社會的公平正義。還是唐欣說得好：「要把工人的命運視為中國人民的共同命運。」

地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何況命運、境遇和秉賦千差萬別的人？若只「將心比心」，有時很難理解別人的情境和選擇。我們雜文界的朋友至今都想不通著名雜文家、求是雜誌社副總編、56歲的朱鐵志先生，去年6月為何會毅然棄世。許立志為什麼一定要自殺呢？24歲的青春年華，還有很多選擇，哪怕到餐館端盤子、當快遞小哥，也不至於非得死在富士康的流水線上呀？

其實，影片中6個打工詩人，來自廣東揭東縣的許立志，家境是最好的。父親看上去像有文化的人，還有一個哥哥許鴻志，看上去也健康強壯可以贍養父母。而事實上，不說詩集里那些打工詩人，有不少熬出了頭，就是影片中引用詩作的杏黃天、謝湘南等人，後來也衝出了社會最底層。「謝湘南」這個名字好眼熟，一打聽果然是我的同行、《南方都市報》的記者，2003年進報社，在深圳記者站。事實上，我們「廣東鄢氏宗親會」的數百小老闆，全是外地來的，從打工者干起。我們「廣東（湖北）仙桃商會」的企業主，也有不少是打工出身；其中王巨明先生15歲到虎門製鞋廠做學徒，現在自己有一家規模不小的現代化製鞋公司。

如果說打工群體里少數人生存狀態的改變說明不了什麼，那麼就總體環境而言，中國社會這三十多年也還是有不少進步的，雖然艱難緩慢、令不少人失望和等不及。你看，年紀大些的打工詩人們痛心疾首寫到的「暫住證」、「收容遣送站」、「篩砂子」，在「90後」許立志們的詩里沒了蹤影；你看，限定農民工身份的該死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除了在「帝都」、「魔都」等極少數特大城市，其消除已是指日可待；你看，全覆蓋的城鄉群眾醫保體系從無到有……

我這樣的說，就是要建立這樣一種思維和心態：「既要正視社會現實灰暗的一面，像《我的詩篇》一樣關注掙扎在社會底層同胞慘淡的處境，為增進社會的公平正義而吶喊；又不要走極端，鼓吹仇富反智的民粹主義，尤其要警惕反對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煽動階級仇恨的極左思想。」

同樣是關注底層人的苦難，我們「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前三十年」，文藝作品裡浸淫、灌輸的是「階級仇恨」。你聽，這些「革命樣板戲」唱詞：「 見仇人烈火燒。我恨!我恨! 恨不得踏平奶奶廟。我要，我要，把你撕成千萬條。」（舞劇《白毛女》）「雷電哪，你為什麼不化作利劍，劈開椰林寨?五指山，你為什麼不把五指握成拳，打死南霸天!打死南霸天!」（京劇《紅色娘子軍》）「要報仇，要雪恨，要奪回碼頭把家當!」（京劇《海港》）……全是咬牙切齒詛咒，滿腔怒火復仇。殺氣騰騰的這一頁在中國似乎已經翻過，「以階級鬥爭為綱」變成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消滅私有制」為「三個代表」所取代。可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遺毒，遠未肅清。

我最近在旅途用iPad補看了幾部世界名片。一是據狄更斯小說 拍的《霧都孤兒》，二是卓別林的默片《摩登時代》，三是2012年紀念雨果誕辰210周年暨《悲慘世界》出版150周年之際拍攝的音樂劇《悲慘世界》。狄更斯、卓別林都當過童工，都有底層生活的凄慘經歷。《霧都孤兒》反映的是英國作為全球唯一超級霸主的維多利亞時代底層貧民的生活；《摩登時代》表現的是上世紀30年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後的電機時代，流水線上工人的「異化」和底層窮人的苦難；《悲慘世界》展現的主要是18世紀法國大革命之前底層貧民的不幸，揭示當時社會的三個迫切問題，即「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顯然，他們都是關心弱勢群體的偉大作家，卓別林甚至一度被美國的麥卡錫分子當作共產黨人監控和討伐。

然而，這三部經典作品裡的人物有善惡之分，因人而異，卻非以階級地位劃線。統治者、上層社會裡，有仁者有惡棍；被奴役者、底層群體里，有良人有惡賊。判為侄兒偷一隻麵包充饑的冉阿讓苦役的固然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官府，逼得芳婷失業而墮入風塵的卻是那些「維護道德風化」的女工群眾。狄更斯說他希望「從同情的視角讓富人認識窮人」，所以他不去謳歌「日不落帝國」的崛起，偏要寫窮苦人的「艱難時世」。儘管如此，「富人和窮人都為狄更斯而瘋狂。」他刻畫貧苦大眾面對的不幸與失望，卻「希望，直到我死去，都要鼓勵他們儘可能地快樂、儘可能地明智。」（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譯本《大人物的世界史》「狄更斯」條）卓別林的喜劇片，讓人哭讓人笑，更是不忘給人以生活的希望。

這些偉大作家無意煽動仇恨和暴亂；他們是出於對弱者的悲憫、對奴役的憎惡，理解和同情被壓迫者及其反抗。狄更斯、雨果之於法國大革命的態度，卓別林之於工會運動的立場，都是明證。他們都不是暴力的支持者，而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們的作品直面現實的陰暗面，又有一種打動人心的情感力量，它們確是「一股改革的力量，是比任何『激進主義者、憲章主義者的公開批評』都要強大、有效的力量。」

本文來源 搜狐公眾平台思考者iThink，我辯護（ID:wobianhu）整理髮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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